下楼，扶入车内。他以白日梦的眼神望着车窗外的豫园路，梧桐落叶铺得马路柔软起来。萧萧秋叶已提前做了刘先生怀乡梦里的景物，街上的人们都在一种亢奋的心情中，他们对一个新政权又畏惧又新鲜。刘先生的出国让他自己感到多少有些孤立。
白色雪芙莱拐进了弄堂。刘先生听见司机自己在跟自己嘟哝：怎么可以这样停车？这样停人家路也不要走了。刘先生这才发现那辆解放军吉普再次攻占了这条细小的弄堂。他感到喉咙口发紧，连司机问他“是不是这条弄堂”他都答不上来。
我看着刘先生病床边的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不紧不慢地拱起、落下，徐徐向前推动。那一声声“嘀、嘀”的搏动，也是不紧不慢，却让我感到那颗心脏的孤单。这份孤单从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当然是在一阵癫狂的胡蹦乱跳之后。四十多年前，同样的这颗心脏紧紧堵住刘先生的喉口，他立刻感到空气也不够用了。并且，一股锋利的甜腥气从封塞的喉管冒上来，充满他的口腔。他觉得那是血的味道，是心碎而致的内向大出血。
他不知自己怎样下了车。他见自己正向司机交代一句什么。但是一句什么话，他自己都没听见。他只是看见司机的鸭舌帽上下动了动，表示领受了他的交代。他这时看见自己戴白手套的手拿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菁妹决心跟他远走高飞时便自然地又交回了他这里。这把钥匙是一个重大象征。他看见自己的手狠狠一拧。钥匙便松动了里面的锁。他突然觉得手上的白色手套真是可怖地白，白得他不再认为那是他自己的手。白色的手抽出钥匙，自己熟门熟路地将它揣回西装口袋。钥匙却错过了他的衣袋，落在了地上。那是一把女人的钥匙。上面一个彩色玻璃的粽子，粽子下边，拖了一根丝穗。
我想不出刘先生当时的脸色。他雪白的手套抓住乌黑的楼梯扶手，马上破坏了那上面均细的一层丝绒般的灰垢。刘先生平时上这楼梯非常小心，不让自己的手去碰那扶手。但他这会儿要靠它把自己搬上一级级台阶。当他走到两段楼梯之间的空地时，一个粗大嗓门在他身后响起：你是干什么的？！
他回头，见发出这样不斯文声音的人站在楼梯底部，门外亮着的天色与他穿军装系绑腿端冲锋枪的身影构成了一张底片。
刘先生不知自己回答了一句什么。
但那端枪的身影使他意识到他或许讲了句冒犯的话。他还意识到这军人是个卫兵，他的冲锋枪朝一个侵入他警卫范围的人发射是正当和理所当然的。
卫兵十分敌意地说：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殷恬菁的朋友。
你下来。
我是来……
下来！
他发现自己收回了那只踏在木头楼梯上的脚。
我叫你下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乖乖地迈开下降的步子。
卫兵说：这是你随便能去的地方？！你要再敢往上走一步，我叫你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他想，这城市原先所有的三教九流都被打乱了，因为突然出来了这么一个最新的优越阶层。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身土布军装，语言里充满大葱气味，（这气味被三教九流的上海人统认为是臭）他敢对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骄成这样。
刘先生感到尊卑、贵贱、优劣、文野，全被打散；似乎两个牌局之间，一切都在被洗牌。
他对卫兵说：那么，劳您驾去请殷小姐出来。
没有允许，任何人不能打扰首长。
殷小姐要搭晚上八点的飞机……
这我不知道。
我是来接她的。
卫兵看他一眼。是正面人物看反派那个看法。
刘先生想，他在这支军队眼里，大概就是反派。
我看着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读着四十多年前碎了的那颗小布尔乔亚心脏的记录。我想刘先生当时一定以他风雅的高姿态平衡内心的狼狈和屈辱，走到了门外弄堂，故做轻松地告诉雪芙莱的司机再等一刻钟。他做出不与卫兵一般见识的模样，掏出烟盒，点了根烟。卫兵的双眼和他的枪口一齐黑洞洞地瞄着他。一刻钟过去，他看了一眼亭子间的小窗，窗帘淡蓝色，洒着细碎的白花。窗帘和窗帘后的女人相配至极。
刘先生在第二个一刻钟后哑着嗓音对司机说，走吧。他意识到两只白手套有了漆黑的掌心。他把它们摘下来，扔在车内的地上。他想，心碎并不是那样疼痛，而是一种迟钝和麻木。
他的迟钝和麻木直到他碰到一个女学生才开始消退。他在到达美国的第二年开始私授一些中国的诗、词和曲。我想他属于那种人，在中国热爱西方的一切，在西方又热爱中国的一切。他一想到我母亲的一笔字就更觉得中国可爱，爱得他有时会潸然泪下。他私授中国艺术课，是为了解闷，而他不多的几个成年学生，也为了解闷。女学生跟他从认识到结婚一共两个月。他所有的恋爱给了我母亲，剩余的，就给了这女学生。
我记得母亲总是会有那么几天异常，宁静祥和，双手捧着一杯从热到冷的茶，坐在藤沙发上。那是在她每年收到一张圣诞卡片之后。魏小姐曾经替刘先生和我母亲做通信的中转站。而魏小姐又需要求助她在香港的亲戚。如此漫长曲折的邮路，他们只堪一年走上一趟。而每走上这趟邮路的我母亲，就又变成了温婉的殷恬菁。我由此断定，只有经历过惨重失去的女人，才是美丽的。
我见刘先生张开嘴，像是要呼喊却突然忘记自己是在梦境里。是那种剥夺人声音的梦境。他哑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着淡蓝窗帘时憋回去的。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窗帘后发生的：李师长正在攻占我年轻的母亲，他一只手伸向手枪，打开了枪保险。他和我母亲在听见刘先生和卫兵对话时同时勒住了激情，他们刚被熔铸的形状“咝”的一下冷却在那里。我母亲不懂那“咔嗒”一声是枪的保险栓被打开了，它腹内的子弹任何一瞬间都会失禁。她发现自己的手攥在李师长的小臂上。在那以后的不少天，李师长的小臂上都留着五道女性的抓痕。
我母亲在意识到自己的重大失去后，说我父亲用手枪霸占了她。那是她不讲道理的时刻。我认为我母亲真正不计代价爱的惟一男人，就是我父亲。那是她惟一一次把自己交给荷尔蒙，如同所有雌性生物在把自己的肉体做牺牲奉献出去时，心灵完全出窍了。而不是在一旁侧目而视，算计成本和盈利。而我母亲自己一点也不明白这点，她竟在四十多年和刘先生的秘密通信中，暗示她的背叛是不得已，她是那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全面征服的一个细小局部，是师长大人的战利品。她不明白女人多么渴望做战利品。她的暗示使刘先生更是伤痛不已，悔恨莫及。他在四十余年的通信中，婉转地请求我母亲的宽恕，怨他在两个枪口一明一暗对着他时，他撇下她逃生去了。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来歪曲一件事实，来使他们双方都坚信，他们是被血淋淋拆散的当代梁山伯、祝英台。
因而，当我走出洛杉矶海关时，刘先生含在眼里的老泪是四十余年积下来的。他做梦一样看着我母亲如何将自己寄生在我身上。刘先生从中美建交后每年回国一次，却从来不和我母亲见面。他和我母亲都属于闲情较多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制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种消闲。他们把死别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来享受，明明在一个人间，却非弄得梁、祝那般墓里墓外；明明是一对家常的老年男女，这样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们青春永驻，翩翩跹跹化了蝶。
第37节
我看着欲喊不能的刘先生，心里想：你真傻，看见卫兵的枪便真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拨，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摇头又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正确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
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迪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即。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客观。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扭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么？！”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外交官。
未婚夫。我们订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里纹丝不动。
你得原谅我的直率，美国外交官工资可不怎么样。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没钱；外交官比邮差、军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点。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邮差。我说。
更幸运你没找个艺术瘪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说：可不。
她哈哈哈地乐起来。
我也跟着乐。不乐挺伤和气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办了。她说：我先给你三天的工钱——七十二小时，我全算你工时。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你刚才听见我跟护士谈守护人的价钱了吧？
听见了。
我们谈的三十块一小时是有过训练，也有证书的。
噢。
我刚才出的价有谈判余地。你可以提出你的价钱。
她可真坦诚，真大方，一点儿不羞涩。
我说：那就二十五块一小时。
二十。怎么样？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成交。
她取出一个大钱夹，里面有一个支票本。她开支票的手势很漂亮，把支票从本子上扯下来的动作更漂亮。以这漂亮的动作，这帅劲，她买房子置地，买设计家的窗帘、家具，买她那匹价值五万元的马。讨价还价的乐趣不在于省下几千或几万块钱，而在于她占了上风，成了一局游戏的赢家。她的讨价还价还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举人的一种方式，或是她的调侃或调情。她可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