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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似乎触到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抑或快感点。但我什么也不愿表示。秘密的感觉永远该属于秘密；秘密地发送，秘密地传达，秘密地被接收。线路都在暗里，一经译成话语，全都走样。我一旦张嘴，是不可能老老实实的。
我只对王阿花说：我很喜欢你的画。真的。
里昂一听我这样讲，马上调开脸去。似乎他不要参与哄骗王阿花这桩勾当。
她从灯下抬起年轻纯洁的脸，看着我。王阿花的笑容好年轻；羞红的笑容。她半是惊唬、半是惊喜，马上去看里昂，看我和他有没有事先串通。我心里滚过一股温热。我已明白，她从来没听到过如我刚才的真心真意的赞扬，从没得到过像我这样的老实巴交的喜爱。她说：谢谢、谢谢……脸越发的红。她又一次转头去看里昂，如同一个孩子在接受别人给的糖果前，去征求长辈的意见，看看他是否允许她接受。里昂没注意她，他正将一只尼龙睡袋展开，铺在那张“皇后尺寸”的床垫上。她没有得到里昂的任何首肯，又转过脸来看我。慌张羞怯地一笑。
我说：我不懂画。
她说：其实谁也不懂。
你这些画可以办个画展啊。我又说。
三年前有这个打算。
现在不打算了？
现在？她指指手里的灯罩：现在，总得吃饭吧。她身边已有十多个画毕的灯罩，上面笔触细腻，构图巧妙，看得出她绝不纯粹在混饭钱。她又说：这样，海青可以把他的作品完成。他要参加一个新办公楼大堂设计招标。如果他的作品被选上，我就可以搞我的创作了。她又戴上眼镜，蘸了水彩，凑到灯下做她的画匠去了。对于她的画匠身份，她似乎心里没任何别扭，一开始就让自己想开了。
里昂这时说：要是海青的作品不入选呢？
王阿花扭脸看看他。她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
里昂说：要是不入选，让他上街画肖像，养活你搞一年创作。
王阿花还是不吱声。
阿花，我早就讲过，你不该浪费你的才华。
那我怎么办？王阿花不紧不慢地说，去卖一个肾？
像冷不防挨了一个耳刮子，里昂猝然沉默了。
里昂僵了至少有十秒钟，才又恢复动作。他将另一只睡袋“刷”地一声抖开。我看见王阿花的长睫毛瑟瑟一抖。她和里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创伤。抑或是秘密的相互护理和共同疗养？
王阿花的舌尖微微露在嘴唇外，穿着又大又肥的衣裤，眼镜也显得沉重而老气横秋。她像个玩具成年人。我看着她每动一笔，舌头便跟着轻轻一移，她最多只有二十四岁。
里昂招呼我，指着床垫上两只睡袋，一个鲜红一个翠绿，要我选择一只。我随便指指那只红的。他立刻蹬掉靴子，钻进了绿色睡袋。
我说：喂，等等……我睡哪里？
里昂说：你不是选了红的吗？
等等！什么意思？你睡我旁边？我满脸的不可思议；我的表情在说：搞什么名堂？！要我和三小时前认识的人头挨头睡一张床？！难道我看上去那么放荡、颓废？！
里昂两腿已在睡袋里，他边脱外套边说：你不是大兵吗？大兵不野营？
我茫然地瞪着眼。我想，是我脑筋很琐还是他存心不良？这下可是非常非常的美国。
王阿花这时说：我们常常这样野营。等有钱了，我和海青打算去买两个蒙古包，就可以分男女宿舍了。
里昂一下滑溜下去，只露脑门在睡袋外面。他说：快睡吧，睡完了海青和王阿花还得睡。
我问：阿花你们一夜不睡？
她说：我们一天睡五小时就够了。没活干的时候睡十五小时。她转脸看看我，下巴向里昂一指：他常在我们这里做乞丐。她温存地抿嘴一笑，这时又很母性了。见我开始脱皮靴，她又接着去画那只灯罩。灯罩的日本米纸在我的位置看像在溶化过程中。王阿花在绘一丛杜鹃。那样的专注也把她给溶化了。
我磨磨蹭蹭，一只靴脱了有半分钟。王阿花再次回头，对我笑一下。她似乎看出我的不自在，并马上开始同情我。她眼睛向已经睡熟的里昂膘一下，说：要杯咖啡吗？
我说：谢谢，不了。
她说：别客气。
我脱下了第二只靴子。她站起身，伸个懒腰，轻声说：我去煮点儿咖啡。你真不要？
我说：真不要，非常谢谢。
她说：不用谢。
说着她走出去，把一块布帘轻轻放下。她的意思是替我和里昂掩上门。我明白她并没有去煮咖啡。她误会了我的不自在，把地方腾出来，让我和里昂好有些私下的活动。我顿时觉得受了重大误解。就算我和里昂今天投靠到这里不够妥当，尤其是我，相当不稳重，但我不至于那么颓废那么狗男吧把？我心里一阵猛烈的反感。想立刻冲出去，同王阿花解释。走到门口，我想，解释什么呢？话如何去说？说：嗨，王阿花，我们没有私下活动，我不是里昂的未来女友，我有未婚夫，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他们到底把我当什么人？！里昂到底把我当什么人？我得让这三个胡闹惯了的男女明白，我绝不是胡闹的女人。我正在一场正式恋爱里，那样的正式恋爱是有正经后果的。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是，或者不是，对于王阿花和海青一点儿区别也没有。他们不会认为这桩事里有任何是非，需要我急赤白脸地拉着他们来澄清。假如我冲出去喊冤：你们瞎了眼看错人了——我和里昂根本不想做爱！他们会眨巴着眼，莫名其妙地回我：那就不做好了，不做爱又不会在我们这里讨到表扬。
那将是很蠢很蠢的一个场面。他们只会觉得我这人很费事很莫名其妙甚至很虚伪。
我慢慢走回床边。手去解外衣的纽扣，眼睛瞄一下里昂。他眉头轻微锁着，一缕长头发披挂在面颊上，他醒着时显得宁静——一种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宁静，而他熟睡时却像对什么轻微的不满。他嘴唇抿得很紧，嘴角用着一股力，我觉得他在紧咬牙关，在忍受一丝不碍事却也不消散的疼痛。我浑身一哆嗦，猛地抽回目光：怎么会这样有兴致地去看一个睡熟的男性？这样长时间地观察他是因为他的睡相特有魅力？
我轻手轻脚进入睡袋，还是惊动了他。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后脑勺。他的头发真好，可惜不属于一个女孩。而他是有那么一点儿像女孩的……我再次一哆嗦：怎么又琢磨起他来了？难道一个后脑勺也惹出我这般抒情这般感叹？原本没有特殊意义的睡觉，我却凭空找出特殊意义来了。我还喊冤？！
里昂在翻身时，右边的肩头露在了外面。是个单薄却形状不错的肩膀，王阿花曾在那上面依偎过，伏在那上面流过泪，说过山盟海誓的话。然后，她把自己从这单薄的肩头撕扯开来，让它此刻孤单单耸在这里。我及时逮住自己伸出的手，那手正伸出去要替他把被子掩严实。我向自己讨饶：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怕他着凉，我是替王阿花做这个动作。这个温情似水的动作属于王阿花纤细、洁白的手。即便我替他掩了掩被子，又有什么了不得？我年长于他，他在睡熟时显得格外年轻。
我发现自己将右手搁在面颊上，指尖蹭到了他的体温，他的体嗅，他那非物质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惊惧：我的心真的很不老实，它那么渴望去闯祸。这个男性在四小时之前还不存在，而现在我在他的呼吸里，在他的体温旁想入非非。
是因为我喜欢上了王阿花的缘故吗？是我借喜爱王阿花来喜爱他吗？还是我通过他去喜爱王阿花？他和王阿花接吻时一定是美丽的，花儿与少年般的美丽。王阿花和他做爱的时候会怎样？一定也很美，非常的鸳鸯蝴蝶。他和王阿花非常相配，不是吗？有相似的单薄和清俊。
我心里的一股不好受不知是羡慕还是妒忌。
他们中间谁闯了祸，中断了一场优美的爱情？
“优美”，这个词的选用很令我满意。世上的确有不多的优美事物。同这个里昂恋爱，一定是桩优美的事。
我闭上眼，睡意却已云消雾散。我感到王阿花悄没声地撩开门帘，迟疑地走进来，走到灯前，悄没声地继续画她的灯罩。我甚至感到她朝床这边转过脸，长久地凝视并排躺着的里昂和这个中国女子，她对王阿花来说，暂时还相当神秘。我感到她叹了口气，早熟的一个长叹，同时悲悯地看着这对中国男女，毕竟一对黄孩子啊——她希望他们俩好好做伴，长远也好，短暂也好。
我感到王阿花的目光照着昏暗中躺着的中国女人。她躺在里昂身边，像沤烂得仅剩细腻的神经网络的两片白杨叶。她会好好做里昂的伴吗？这个中国女人，她的亚洲黑发千篇一律地披在背后，她细弱的亚洲脖子，基本没有弧度的亚洲胸部，都罢了，只要她能好好做里昂的伴。
我最后的感觉，是王阿花用一块深色的毛巾围住台灯，把光聚成一小团，让光之外的亚洲男女睡得更踏实些。
“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共产党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露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是吗？”
“是的。”
“动机？”
第11节
“抗日。”还有其它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就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系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你认为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惟—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