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毛泽东取得中国内战最终胜利的重要环节之一。另外就是开始于1937年8月的抗日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仅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元气大伤的共产党的最后打击，而且不得不和他的敌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对西北一片13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1935年，毛泽东来到延安，这个只有8千人口的小镇成为了红军的首都，直到1948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心。一座九层高的宝塔高高耸立，在城中心还有一座西班牙圣芳济修会的教堂。这座教堂1935年完工，第二年就被当地的共产党领导接管了。 这个地区曾经发现有石油，但当共产党搬来以后，石油开采商和其他一些富裕的人家就搬走了。
延安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使他们避开了敌人主要的战场，但仍然受到了猛烈的炮轰。再加上移居进来的大量人口给当地百姓居住了好几个世纪的黄土岩洞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座四面环山，中间横跨一条小河的古城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
汉口的陷落（3）
毛泽东和长征中幸存下来的8千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了党内最高领导权。长征途中，他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认并与他的紧密拥护者周恩来一起取得了三人军事小组的控制权。对于军队的领导权是领导革命的关键。在延安，毛泽东重组了党组织并建立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延安时期也是毛泽东重要的思考时期。他改变了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马列主义革命模式，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尤其是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党把“农民激进主义”作为它思想的前沿，土地革命的理论包括减租政策也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媒体的政治作用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党的记者们受邀请来到党的新总部，采访毛泽东本人或其他党内高级领导人。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保持党的作风，个人奢侈品是禁止的。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严于律己，过着和普通士兵、老百姓一样的艰苦生活。
延安时期也使毛泽东建立起他自己的军队力量。八路军四散在华北地区，许多游击队都在日军东部的后方作战。朱德和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与延安总部保持着无线电通讯，频频突破日军的防线，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对于在20年代战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言，延安形成的新政局是很有吸引力的。考虑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行事上的天壤之别，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毛泽东的光明磊落，汉口的贫穷、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容的新气象，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是被大地主、大军阀和资本家控制的政党。大多数外国记者都发现蒋介石的政府极其腐败。国民政府内从高级部门到地方政府，欺诈和办事不力随处可见。蒋介石部下的军官对待下属大都冷酷无情，对新兵尤其如此，仅仅把他们当成军队里的苦力。
难怪霍格1938年3月到达汉口的时候，外国媒体已经对统一战线的两个政党形成了一致看法：国民政府和它的首府代表中国旧的封建势力，腐败、落后、目光短浅。而共产党和延安，用美国作家海伦·斯诺的话来说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搭建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桥梁并努力成为跟得上世纪脚步的人。”她在《红区内幕》（1939）一书中说道：“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正在形成一种新思想、新民族，在世界上拥有着最古老、最持久文化人民的心中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们不用加入共产党或分享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斯诺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能充分感受到当时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模式带给人们的感召力。毛泽东的国际影响力和外国媒体对他的好感随着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强。这本书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和霍格第一次见面时向他极力推荐的。它对美国人民，至少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形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正确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共产党领导非常重视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宣传成果。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本土力量队伍，有着严明的纪律，一心为广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夫妇的一系列接待都经过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毛泽东和他的顾问要求先看到书的草稿，并提出改进的意见。斯诺都一一答应了。共产党无疑对斯诺做出了种种限制，但为了近距离地接触这位被外部世界誉为谜一样的传奇人物，他服从了。《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也是第一本让世人了解这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使中国真正独立的领导人的伟人的出身、个人成长和思想历程的书。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年代，到处是镇压和政治厮杀。不难想象，共产党要战胜国民党的围剿就不得不巩固党的力量。
斯诺是第一个打破政府禁令，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他也为1937年直至后来西方记者采访毛泽东和他的司令官铺平了道路。斯诺是和毛泽东进行亲切交谈最多的西方记者，但所有的记者包括他在内，都把共产党塑造成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封建社会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而不是附庸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是毛泽东本人又十分重视他与苏联盟友的友谊，曾公开表示反对认为他的马列主义与莫斯科的马列主义有区别的说法。
汉口的陷落（4）
乔治·霍格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采访延安的记者，但他刚到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一组人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镇中心像伦敦公园：宽阔的阅兵广场上进行着篮球赛和足球赛，一大群人站在旁边观看，裁判的哨子时不时地吱吱响。路边，士兵骑着马上上下下。卖茶水和面条的小摊给这个小镇又添加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个星期。如果说汉口是他记者生涯中一段失败的经历的话，延安则是曲折的政治学习道路。外国记者的随行向导向他们长时间地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和政府体系，他们希望让外界真正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真实情况：共产党控制下的红色区虽然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民政府有相似之处，但它是不同的：同样的法律，但执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体制，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货币，但能自给自足。这些教导就是为了告诉西方记者们：共产党正在给中国带来变革，使它摆脱封建落后的过去。
在山坡上挖出来的凉爽的窑洞里，霍格一边听着这样的解说，一边喝着茶，为他以后的家书和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的文章做笔记。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感染了他。和其他采访过延安更有经验的记者一样，他也对这里严明的纪律、简朴的生活和政治启示中的力量印象深刻。
霍格的家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关心政治的。他母亲的贵格会派观点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但是霍格自己却注意到他家人的左翼政治立场是附条件的。他们不允许政治观点干扰霍格家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或是社会地位。
霍格游历美国、在南部佃农的合作社经历以及他和严厉的穆里尔阿姨的亲密来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到达汉口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观点，包括新闻界的观点、史沫特莱公开支持的共产主义和大多数美国记者持有的左翼自由主义观点。他年轻，而且像史沫特莱所说的“政治上还未成形”。
因此在延安的这段时间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给家里写的一封信则表明他还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写道：
这里的一切都是传道。这里的8千多名学生靠小米粥和传道过活。（每人每天有大约半便士购买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这是一种积极的传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整个大机器朝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开进，而日本的人民则是中国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意到从中国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兰、夏威夷的华人区赶到延安的许许多多学生并不全是共产党员。他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是唯一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吸引他们的还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随之而来的简单生活。霍格很同情他们，尽管他意识到这两样东西——对战争的支持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的家乡赫特福德郡的哈彭登镇都是惹人厌的东西。
所有采访过延安的记者都注意到，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发展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霍格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建设共产主义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在这里找不到共产主义的工业、农业，甚至也没有苏维埃共产主义政府。”
在给家里的信中，他尽量描述延安的情况，并借机又一次对他父母的反战论提出了质疑。
让人惊奇的是，有如此多的学生和各个阶层的年轻人从各个地方甚至其它国家比如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夏威夷等赶来聚集在这里。还有两个前电影女明星！这些学生中只有大约10％是党员。吸引他们来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西安事变前，红军英勇抗击国民党军队获得的巨大声威。还有一个原因是红军发明的游击战术被普遍认为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战术。
如果你们不是反战分子的话，很难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如果你们是，那我也不知该说什么。你们以前那些辩论，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关于战争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在这里不适用。这场战争如果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打的话，将会把他们带入民主。他们的理想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他们由分散的小集体组成，他们既是士兵，也是农民…他们有追求民主的政治觉悟，也想通过游击战突破日本人的防线。我觉得你们不会对任何战争感兴趣的，不是吗？
汉口的陷落（5）
当时在延安有件怪事，就是要求大家学日语。学日语的专门学校修建起来了，从政府官员到小学生，每个人都要参加学习。当时日本侵略者散播谣言说中国士兵都是野兽，抓到俘虏会先把他们虐待折磨一番再残忍地杀死。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后，大部分日本兵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学日语的目的就是要对抗这种歪曲事实的谣言。
为了对外宣传，也为了让国内人民了解这次战争是针对日本侵略势力，而不是日本人民，党内下了命令，游击队要尽量带着俘虏上路。在逼近日军的时候，他们会用扩音器或是扯着嗓门喊，劝日本兵投降并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受虐待。在给《曼彻斯特卫报》写的一篇报道里，霍格说毛泽东曾向他解释过对待战俘的政策，并强调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因为他未提及在别处会见过毛泽东，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参加了这位党领导作的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报告。
霍格一共采访过六位日本战俘，并以他们的经历为题材写了篇短故事。这6个战俘在一次延安文艺演出的晚上为党领导表演了一出话剧。观众席上有毛主席（当时他被这样称呼），他和其他观众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在霍格的描述里，这6个战俘在经过共产党几个月的教育改造后，被放了回去。他们被送回了自己的部队，受到了战友的热烈欢迎，然后立刻被处决。
在延安，上至最高领导、普通官员，下至学生，所有人都住窑洞。延安地处两条山脉之间狭窄的河谷里，因为害怕遭到敌人的轰炸，这里的人们没敢将这块地方扩展到防护墙以外，而是在山坡松软的土里挖洞。在霍格到达之前，共产党已经扩大了窑洞的规模，把学校、医院、还有市里五所大学的一部分办公室、大礼堂都搬进了这里。窑洞夏天凉爽，冬天也不太冷。霍格在信中这样描述道：
在窑洞里，你可以一眼望到山谷对面的群山。山坡上也有一层一层蜂窝似的窑洞。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古庙。最显眼的是出版社，它每周都会出两份报纸，还有很多本书和小册子。这个出版社坐落在一群佛洞里，走进去很阴暗。当你的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后，立刻就会看到一尊高大的佛像立在你面前凝视着你。在他脚下，印刷工们来回小跑着，一捆捆的纸和印刷机叮当作响。
延安后来成为了美国罗斯福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站。美国海军上校埃文斯·卡尔森是第一位得到中国政府允许在1937年访问这儿的美国军官。他在报告中着重肯定了游击队和当地农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共产党军队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政治觉悟。他的这些结论也得到了后来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的赞同。但是直到1944年罗斯福才答应蒋介石派美军增援延安。
对毛泽东而言，他在延安居住的13年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新的、符合中国实情的共产主义体系打下了基础；并接见了许多重要的客人，包括记者和外交官。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分别是1949年12月和1957年访问莫斯科。在接见外国记者期间，他详细询问了他们本国的政治和大事件。所有这些访问的重点都是为了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即共产党和游击队形成了中国北部最有纪律、最有力的抗日力量。这是一条很有分量的信息。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耸立的一座山坡上凿出来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些记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莱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莱姆是新西兰人，他获得了罗得岛奖学金，得以在牛津求学。后来成为伦敦时代周刊的副主编，又到中国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书中，他这样描述了对毛泽东的具有戏剧性的采访：“我们会在傍晚开始谈话，经常到深夜才结束。桌上的蜡烛一根根熔化，在窑洞粗糙不平的顶上投下了奇特的影子。房间里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时有电报消息送来，毛泽东就在回答问题的间隙批阅。”
霍格对他在延安所见所闻的热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长的同事和访问延安的外交官的响应。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美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谁失掉了中国？”的辩论，而同情中共的记者詹姆士·柏特莱姆、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等人则被指责仅仅充当了共产主义事业的鼓吹者。他们的确没有隐藏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同情。新闻媒体之所以会集体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记者们想尽办法让读者、听众相信他们掌握了真实信息。“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是一句从来不会写出来或是播出来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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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陷落（6）
艾米莉·韩，《纽约客》杂志资深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记者，1940年在中国近距离观察了外国记者团。在她1944年出版的畅销书《我眼中的中国》中，她这样描述美国记者：
大多数记者对中国的共产党员了解得不比你们多。他们四处听传言，想办法获得和他们见面的机会，然而成功的几率不大。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内真实情况的机会比混入苏联内部的机会还小。只要你住在重庆，你就可以经常采访周恩来。这是他在那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