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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开始在国内筹备合作社，而艾达则要面对在美国为印杜思科2——合作社的筹资组织——募集资金的压力。她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的积极游说获得了回报。她在好莱坞建立的合作社支持委员会还请到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和派拉蒙影业公司的高级经理，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还在她创办的报纸专栏“我的日子”里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工作，并同意成为合作社顾问团的一员。当艾达找到好莱坞的塞缪尔·戈尔德温时，她的筹资工作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他是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当时在业界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他同意将中国纳入他的战争救济委员会，还建议她去找当时的传媒大亨亨利·卢斯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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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6）
卢斯对中国的热情是有渊源的。1898年，卢斯出身于艾达·普鲁伊特所在的那个传教区的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几所教会学校念过书。14岁的时候，他被送回美国读书，在耶鲁大学他是公认的“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之后他又穿过大西洋，在英国牛津大学待了1年。
不同名校的求学经历给了卢斯卓越的求职资格，但他却加入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做了一名普通职员。24岁时，用向家人朋友借的钱，他和他的朋友布里顿·哈登在1923年推出了《时代周刊》，这在当时是最早的新闻周刊。紧接着在1930年，他们又推出了商业杂志《财富》，在1936年推出了《生活》周刊。
《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对日军1937年进攻上海所作的报导充分反应了卢斯对蒋介石和他的太太宋美龄的欣赏。那一年，《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夫妇评为它的年度人物，其后又几次把这一殊荣给了这对夫妇。普鲁伊特知道卢斯一直致力于将那些为中国提供战时资助的分散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也在给中国的基督教大学筹集资金方面出了很大的力。现在，他已经同意将工业合作社纳入到他的筹资项目里。
在卢斯的提议下，这些分散的救济组织合并成了一个名为“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新团体。他们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提升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形象。卢斯个人向该基金捐赠了25000美元，条件是其他资金来源给予同等数目的捐赠。他还带动其他几个大人物加入了“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董事局，包括埃莉诺·罗斯福、司蒂蓓克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保罗·霍夫曼、小约翰·洛克菲勒和其他几个电影制造业的大人物，如大卫·塞尔兹尼克和路易斯·梅耶。这些董事会成员们的想法是和他们的商业利益照应的。拿塞尔兹尼克来说，他很清楚《生活》周刊能成就一部好莱坞新片，也能把它毁了。
卢斯很早以前就被这样一个想法所吸引，那就是在中国成立他所谓的“游击队工业”。《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狄奥多·怀特了解他的这种热情，于是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作定期报道。他的报道立刻吸引了在中国的记者和《时代周刊》的广大读者，因为这是来自战区稀少的好消息之一。
卢斯和他在1935年娶的第二任夫人克莱尔·布斯·卢斯游历过中国好几次。1941年，卢斯夫妇第一次到达重庆，蒋介石把他作为国民政府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这样一位重要客人，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款待。作为回报，卢斯让蒋委员长在4年时间里8次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合作社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有足够的资金：大多数合作社在货币贬值前把几乎所有资金投入了设备中，因此后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弄到足够的运转资金使合作社维持下去。在1938年合作社创办初期，西北地区的小麦价格是元一袋，也就是英镑。到1942年春，小麦价格涨到了每袋100元。同期，棉纱的价格则从每捆350元涨到了8000元。据霍格的估计，合作社的生产成本在不到四年时间里涨了20倍。1938年春，每家合作社需要的平均起动资本为2000元，到1942年已经上涨到了大约12000元。
1940年，中国的西北地区有362家工业合作社，从事鞋、服装、炊具和普通工具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大大低于路易·艾黎当时预想的数量。因为有四百万的贷款未还，银行不愿意继续贷款给这些合作社。他们在西安、兰州等城市的债权人要收取每月8％的利息，合作社争取到的来自部队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合同则几乎被压到了成本价。部队知道合作社不忍解雇他们的员工，因此宁愿接下亏本的买卖也不会拿不出钱付工资。
当国际友人，尤其是卢斯的杂志和美国新闻界赞扬工业合作社是中国的民主先锋队时，国内的军队、银行，尤其是国民政府却在扼杀这个羽翼未丰的运动。霍格对宣传的影响很担忧：美国人民的支持在这个时候对合作社的进步，甚至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美国畅销杂志和报纸的每篇报道似乎也都在为重庆政府给合作社贴上“非中国”的标签增加理由。事实上，许多中国人把合作社看成是像传教活动一样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另一个事例。更糟的是，国民党政府把合作社看成共产党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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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7）
合作社初期的筹资成功后来证明也是虚幻的。到1940年，纳粹的猛烈攻击使英国孤立无援，也使欧洲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在美国，公众舆论及新闻界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德国对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的突袭比日本人对中国那些名字难以发音的城市的轰炸更吸引读者。
德国军队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同时也引发了在大选那年的孤立主义思想。中国被从头版撤了下来，筹资委员会也因资金的分配和控制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在没有考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急于报道，将合作社鼓吹成一次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大胜利。卢斯的杂志和美国媒体对合作社的大篇幅报导被脱离事实的臆想如此扭曲，简直成了纯粹的宣传。霍格很清楚这一点。当他收到家人和朋友寄给他的，祝贺他“参与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最成功的实验”的信时，他感到很尴尬。他对美国媒体对合作社大放光彩的描述的批评很直接：“我对美国一些杂志寄给我的文章感到很生气。写这些文章的人从没亲眼见过我们的合作社，却轻而易举地围绕着‘在中国农村迅速遍及的成千上万的合作社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天生就适合搞合作社’这一主题胡乱编造了不同的故事。至于中国人是不是天生的合作社分子，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样，没有区别。”
霍格知道，记者们和政治家们将合作社运动看作一支民主力量，而农民们则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它。“如果农民们相信合作社是一场有关他们饭碗的运动，那么他们会支持它，并接受知识分子们想要向他们传达的其中的教育和民主思想。”
尽管有宋美龄的支持，1940年的认为合作社对民主的追求不过是共产党企图操纵中国的借口的怀疑在1942年恶化成了直接的控诉。路易·艾黎对共产党的同情众所周知，在美国所有赞扬合作社的文章都是由当时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的记者，如杰克·贝尔登和埃德加·斯诺发表的。而合作社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海伦·斯诺和艾达·普鲁伊特则称自己是毛泽东和他的八路军倡导的新中国的支持者。
霍格和路易·艾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直接用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捐助，他们会背上把独断的外国管理体系强加到一个纯中国人自己的组织上的罪名。批评者们会利用它重新掀起中国人民的一百年前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痛苦记忆。但如果向中国的银行贷款的话，资金的控制权会落入已经仇视合作社的、腐败的国民政府的手中。
1942年，路易·艾黎，这个在美国有许多仰慕他的媒体采访过的英雄，被合作社在重庆的管理部解雇了。他离开了合作社在宝鸡的总部，对命运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遭到逮捕。合作社的美国支持团体给了他一份印杜思科战地秘书的工作，保证了他的安全。几千个合作社继续经营着，但这项运动从未接近它的创办者们所预设的目标。1944年，艾米莉·韩在纽约写道：
我对工业合作社只存在赞赏之情。但它被过分宣传了。它的赞助者们想要你知道它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想要你为它捐款。因此他们写了大量的文章赞扬它，出版了许多印有照片的宣传册。结果在这里，合作社被吹捧得没了边。
工业合作社的一个永久性遗产是它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了一个英文单词。这个由路易·艾黎想出来的既能描述这场运动又能代表它的精神的口号是“工合（Gung Ho）”，大概是“同心协力”的意思。合作社的中文名字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就是“工合”。埃德加·斯诺设计了合作社的徽章，是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围住了标语里的两个字。
那个让“gung ho”这个词进入英文字典，并赋予它新的、更积极的意义的人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伊凡·卡尔森上校。卡尔森在美国军队里过着丰富多彩的军人生活，1937年他被授予海军上校的头衔，奉命观察中国军队。他和游击队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战术，并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灵活地运用了这些战术，率领一支部队组成了著名的“卡尔森特种攻击队”。在这场战争中，他使用了“gung ho”这个口号，并使它在士兵中得到了普及。战争结束后，海军们把这个词带回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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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8）
筹资失败后，霍格感到很沮丧，他开始问自己究竟在中国做什么。他很孤独，他想念和异性的交往，最糟糕的是他一直被这样的疑问纠缠着：他到底有没有，或会不会属于中国？他后来写道：
也许是因为我想有个妻子，也许是因为我消化不良，也许是因为咖啡喝完了，也许是因为纽约办公室给我寄来的治疗沙眼的磺胺类药片服用过量了……总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很怀疑我在这里存在的价值。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国家作战或是坐在某一架轰炸机里向德国发起猛攻呢？合作社和为了保护北非、所罗门群岛或顿河现在正在打的战役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只想回到学生时代去。
在和聂荣臻进行了长久的关于合作社的讨论之后，霍格在那年9月被召到八路军的流动总部去会见聂的上司，朱德总司令。要找到一个几乎每夜都换落脚点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渡过黄河，因其频繁的洪灾水患而被称为“中国的伤心河”。
黄河西起青藏高原，流经9个省，最后注入渤海湾，全长3750英里。河水每年都要从高地携带几亿吨泥沙冲入平原，使河床升高，引发了周期性的洪灾。但霍格与这条世界上最伟大的河流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所见到的只是一团浑浊的泥水流过筑了堤坝的牧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一条狭窄的河流居然会把日本人吓退，从开封一直到内蒙古，真令人难以置信。”
要与这位领导解放军在1949年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见面，黄河还不是路上唯一的障碍。在一位司令官（参加过长征，曾在巴黎和聂容臻、周恩来一起学习）的带领下，霍格还要穿过一条被日本人重兵把守的路。这条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将北方生产钢铁、煤的地区和南方盛产粮食的地区隔断了。为了阻止这两个地区人员、物资的往来，路上每隔一小段就设了要塞，路边还建了设防的村子。村外的一大片地区变成了自由开火区。
除了司令官外，和他们同行的还有15名游击队员、40名学生和一个工程师。他们在路上发明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暗号系统。他们静静地穿过了遭到严重破坏的村子，沿着满是石头的河床走着，经过了没有一头牲畜的牧场。每半小时休息一次。耳语般的命令从上至下传递着：不要咳嗽……告诉赶骡车的人别点他的旱烟……让牲口别发出这么大的噪音。
在黑暗中，霍格丢失了那条驮着他的被褥、打字机和相机的骡子。队伍停了下来，等着游击队员冒着被日本哨兵发现的危险帮他找那头走失的骡子。在他们头顶，一面日本国旗在哨所的上空迎风飘扬。如果日本人发现了那头骡子或听到它的嘶叫，就会打开探照灯用机枪扫射。半小时后，他们找回了那头骡子，还顺便带回了一卷日本人的电话线。到达那条大路后，他们猛冲了50米，成功进入了远在另一边的乡村。
朱德是毛泽东另一位曾留学欧洲的将领。他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习过，像聂荣臻一样，他也得到过周恩来的照顾，后来在一所苏联军校受训。1909年他便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历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他是怎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无从知晓，但当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
朱德最初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指挥官。1926年，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两年后，他带着他的南昌起义残部几百人与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队伍会合。他成为了毛泽东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也成为了后来红军的总设计师。因为他和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们两人经常被称为“朱毛”。
霍格在游击队地区待了几个月，和战士、将领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能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他冒着生命危险返回中国，跨越日本人的防线才得以进入游击队区。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西方记者，可能会对他们的宣传起到帮助。毛泽东很巧妙地利用了外国媒体，并密切关注他们随后的报导。党内领导人也十分关注西方世界的想法和政策。他们常常和来访的记者们讨论国外对抗日战争的反应。聂荣臻和朱德都很清楚，霍格除了能写出对他们有利的报道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将他引向了合作社之路。那一年，也就是1939年，合作社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已经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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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9）
霍格和朱德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交谈。他谈到了他在牛津大学的日子，在美国和日本的游历和这里的合作社运动。因为总是穿着一套普通的蓝军装，戴着一顶蓝军帽，衣服上没有任何军衔，朱德看上去更像这支农民军队的一名普通士兵，而不是它的首领。但这位矮个子、毫无城府的将领却是为游击战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除了打仗，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运动。霍格对体育运动也有同样的热情。篮球是他们最喜欢的运动。只要有时间，朱德都会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篮球场打篮球，霍格也会加入。他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篮球、听报告，偶尔和他们一起出去巡逻。
有一次，霍格被邀请在他们晚上举行的会上发言，主题是英国在欧洲战场中的角色。他的发言让在场的听众吃了一惊，因为他是用汉语说的，而且只有一个小时，而朱德或聂荣臻发言通常最少要三小时。这次大会对霍格来说是个尴尬的经历，因为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