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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历和创造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种使社会安定的思想方法，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积累。因为这说到底属于人心之学，而人心是最富于变化的；而且每个时期面对着各种复杂的情形，人心又大为不同。人性是各个时期都相近的，即孟子说的“性相近”；可是亚圣还说过一句话，即“习相远”。这些人性的习气习性是因时因地而变化而组合的，于是经过了新的变化组合之后，一切也就大不相同，不好掌握了。从历史上看，无论多么好的思想和崇高的品质，都会有人批判质疑；无论多么伟大的设想，都会被挑战和争论，最后或者被搁置、或者被推翻。即便连圣人孔子的“仁”和“义”，也几乎弄到了不能立足的地步。由此看，思想和伦理范畴的东西是最不容易积累的，它的不能积累不能进步，也就导致了其他，比如战乱和种种人祸，全都来了。人祸从来大于天灾，这是人类历史得出的又一个结论。在人祸面前，人类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是一个传递了几百年的王朝，一夜之间就被扫荡一空了。
有人还曾经将逃出“周期率”的希望、将国家强大的希望寄托在科技的振兴上。表面看这似乎是一条捷径，进步的科技会直接强国强军，而国强则不败，民富则安宁。其实际却远远不是如此，有时甚至相反。因为科技决定不了国力投放的方向，它只能加强国力；如果强大的国力用反了方向，国家和民族也只有加速失败，甚至毁灭这么一条路。事实上，人类的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发达，也从来没有面临着今天这样的灭顶之危。人类正企图从自己的毁灭之剑下边赢得逃生的时间，这就是对核战争的全力遏制。今天的世界各国在阻止核战爆发上所花掉的时间与精力，更有财富，大概早就难以计算了。而且最主要的是，科技是一种可以得到有效积累的东西，它将或快或慢地一路向前，即便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灾难，也依然如故。核能的飞速发展期，恰恰在全世界打得不可开交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正因为思想伦理范畴的东西最难以积累，财富与国家的强盛也就难以持久，甚至连较长时间的保存都做不到。聪明的国君于是就千方百计地积累思想，想象治国的各种办法，如齐国的稷下学宫的建立，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创举。这场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大聚会，前后经历了一百五十余年，规模不可谓不盛大。但这种大积累的努力同样失败了：在齐国畸形繁荣的物质追求当中，在不可阻挡的享乐奢糜的浪潮中，这个学宫逐渐给挤到了边缘，最后给挤垮了。从此，几乎再无人尝试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思想文化的大积累了。而且具体到稷下学宫，那里面派别林立，各种不同的学说吵翻了天，几乎不是在讨论，而更像是在打架，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思想和文化，也包括伦理和道德这一类东西，它们到底能不能得到有效积累的质疑了。
从怀疑积累到厌恶积累、仇恨积累，于是就走到了秦国的焚书坑儒这一步，有了这样极端的例子。
看来思想与文化的积累才能最终确保物质的积累；而思想与文化的积累是一个更复杂更艰难的过程，它的曲折性与冲突性会出人预料地巨大。但人类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与恒力，不能去继续发展这种积累，等待人类的只会是更大的浩劫。人类的坚忍和宽容、对物质主义的警惕和反思，大概是确保思想文化积累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吧。
秦始皇的修陵与现世情结
（见原书第七章之《残忍与气派》）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说过的一句名言，它前边的连句是：“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孔子和他的弟子说过了多少漂亮话，而且总是那么含意深远，咀嚼不尽。这里说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一切都放得下了，再没有强烈的欲望左右他了，他于是才有可能回到孩子一样的本真和实在，会对世界充满友善。这也许说到了人性的根柢上吧，我们发现西方也有个临终忏悔的仪式，大概也是建立在“其言也善”的可能性上，在“人之将死”这个基础上。观察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也像观察一个人一样，要看看它在最后那个阶段的言与行；观察一个帝王一个国君，看看在他死亡的前后，他和他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特别的时刻。
秦始皇死在东巡求仙途中。而围绕自己的死，早在几十年前他就开始准备了，即位后马上就兴建自己的陵墓，这甚至比修筑用以生前享乐的宫殿都早。这座陵墓的修建同样是一个豪举，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记录。该工程是这样地浩大，以至于从全国各地征调了七十万人，前后费时长达四十余年，一直到秦国灭亡都没能全部竣工。陵冢高五十余丈，周围长五里有余，地下各式宫殿装满了奇珍异宝，以水银为江海，以人鱼膏为灯烛，防止盗墓，还暗设了各种弓弩机关。埋葬秦始皇时，为防泄密，将所有参加修建陵墓的工匠都活活埋掉。还有大批殉葬者，分别埋在陵园东南和西北的墓群中，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左右，其中有的是被杀掉的宫女和公子，有的是从六国征来的服役人员。坟丘两侧和内外城墙之间，东门外，遍布大大小小的陪葬坑。
直到秦国灭亡之际，这一惊人的陵墓还在修建中，可以说这个残暴的帝国一边垂死挣扎，一边还在做这件身后事。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凶残无道的印记，可是有哪一道印记，比秦始皇的陵墓更为深重和突出？
这是一座统一了中国的秦王的陵墓，那么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君的陵墓又是怎样的？它又会奢华到什么程度？这里有一个曾侯乙的例子。曾侯乙是当时一个地位不高的小国之君，疆域很小。可是在湖北出土的曾侯乙陵墓，随葬品竟有一万多件，其中有全套的编钟编磬六十四件，著名的“曾侯乙墓编钟”就出现在这里。这套编钟的音阶结构竟与现在国际通用的Ｃ大调七音阶同一音列，十二个半音齐备，还可以旋宫转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这些极其奢华的陪葬品之外，还有二十一个殉葬人，她们全都是少女。
人们更想知道齐国国君的陵墓，想了解它是怎样的奢华。姜齐国君的陵墓在临淄故城内东北部，田齐国君的陵墓在临淄故城东南十一公里的泰沂山脉北麓。在二十余座姜齐古墓中，已经发掘的一座，大量随葬品全部被盗；墓的东西北三面有相连的殉马坑，就在这里，出现了殉葬马六百余匹。据推测这可能是齐景公之墓。
与秦王墓和曾侯乙墓不同的是，齐王墓中没有发现殉葬的人。而秦墓不仅是秦始皇，如更早的秦武公，殉葬者就多达六十六人。在齐景公这里，却一口气将六百余匹骏马杀掉用以陪葬，这种残忍和气派也足以震惊世界了。站在陪葬坑前看着一长排整整齐齐摆放的大马骨架，不由得就要在想象中还原它们的血肉之躯。
比较着不同的陵墓，这两个大国的性情与格局也就显出了不同。西风惨烈无情，杀伐的力度超出想象。这使人又一次想起商鞅，想起了他的冷手改革，那场染红了渭水的变法。从对国内不同政见者的杀戮，到一扫六合的声威，这一切之间总有一根线连着，都有铁与血的人性在，它们冷气逼人。而静静地躺在齐国君王墓侧的六百匹骏马，不久前还驰骋在齐国大地上，它们毛色油亮，在太阳底下像锦缎一样闪闪发光。
我们知道，东莱人的祖先钟爱骏马、擅长培育马群是举世闻名的。他们的这一传统延续到了齐国，这从君王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阴间的帝王拥有一群骏马，那是何等的荣耀。就这样，六百匹骏马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的奔驰，成了王权的牺牲。
帝王陵墓中展现的一切，可以说是奢华中的奢华，残忍中的残忍。因为这是走到了生命的终结处，是贪婪的身后，是把梦想带到阴间。从秦始皇即位就开始兴建自己陵墓的举动来看，他是极为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对死后的权力与荣华毫不怀疑。他继位时刚刚十三岁，亲政时也不过二十二岁，就是这样一个稚嫩的青年，竟动手为自己打造起一处超豪华的地下宫殿，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但即便是秦始皇，最难以放弃的仍然是现世的享受。他几乎为自己的阴间生活准备好了一切，应有尽有，可还是无比留恋人间，这由他的三次东巡求仙可以说明。他还想在神仙的帮助下长生不死，幸亏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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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齐国临淄看都市文化形态
（见原书第七章之《最繁华的都市》）
如果要从春秋战国时期找一个天下最繁华的都市，大概没人会错过临淄。一说到这个大都会，就得再次引用一个叫苏秦的人的话，因为这个人关于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描绘，十分逼真传神，一直作为生动的美文保留下来。这段美文并且不可以用白话诠释，因为一经译为现代汉语，味道就多多少少地改变了。苏秦是一个大游士，从古书所录行径来看，他的品德面貌有些模糊，有时还多有矛盾。但有一点似可肯定，他在当时是一个真正经多见广的人物，在中华大地上纵横穿梭，是一个周旋于君王身侧的基辛格式的人物。他这样记述临淄城：“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
从这段话中足可以看出一个足迹遍天下的人，对这个初识的东方都会有多么惊讶。不足六七十言，所传递的信息却丰富之极。我们直到今天，透过这段文字的缝隙，似乎仍然可以望见一座闹市的辉煌灯火，闻到它的人声鼎沸。这里没有记录一座大城有多么华丽高大的楼堂馆所，也没有说它的街道有多么宽阔，而只写了它所容纳的人口，他们生活的情状，特别是这些人的精神面貌。苏秦是一个长于言辞的人，不止一个战国时期的君王被他说服，所以可以想象他特别擅长文学修辞，所言难免有些夸张，但细节却并未失实。他所说的“无不”，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多有”，也就是说临淄城里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他们喜好音乐演奏，热衷于体育活动，城内主要街道万头攒动，以至于“挥汗成雨”。这显然是一个集商事与娱乐于一体的现代都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天下好事之徒，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这种情形正是历经了齐桓公和管仲的盛世之后，由齐威王继续推进的结果。临淄城正在走向自己的极盛时期。这里不仅有东部沿海莱夷地区丰富的物质支援，有天下闻名的大商贾的经营，还有稷下学宫的学术声望，有最为自由开放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块儿，才使临淄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花花世界。管仲当年在商业与经济上的大胆设计，使齐国的这个主要城市工商业大兴，全面激活，胆大恣意的各色人物都跑到这里来了。这方面，从古至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一座城市里如果没有几个放荡的浪子，没有几个一掷千金的豪士，没有一批常做惊人之语的怪客，这个城市就会变成死水一潭。而这些人物的聚集，前提就是没有拘束，是宽松的环境和极好玩的去处。而这些正是齐都临淄的特色，它早在管仲时期就万事俱备了，单等那些特别的人物前来光顾了。
一个国家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国都所在地，说白了只是各地物产和人物的汇展中心。它会准确地辐射出一个时期的国民精神、性格以及其他，就像一面镜子。司马迁说到东部沿海的齐人，曾经这样概括他们的特征：“其民阔达多匿智，其天性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司马迁将这些齐人喜欢议论、多有智慧，以及宽松徐缓的性格、开阔放达的心态，视为一种“天性”。这种地域特征实际上就在后来造就了齐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力的日益强大，以及文化和学术的全面兴起；至于方士和道家的集结，工商业的繁荣，体育和博彩业的发源，都是这种地域人文结出的现实之果。离开了土地对人格的培育和支持，离开了一种地理环境，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西方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一些市相特征，早在当年的临淄城已经开始具备了，什么博彩斗鸡，豢养宠物，酒肆歌妓，那会儿就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声色犬马的花花世界了。中国人于几十年前还不敢言论更不敢染指的一些场所，在几千年前的临淄城却是堂而皇之地存在着。那些几乎遍布于普通市民中的享乐，那些消遣和游兴，都多多少少散发出一些西方现世主义的气味。这里不像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封建古城，而更像是一个新兴资本主义的摇篮。无怪乎在今天这个经济上奋力追赶列强的时刻，有人不无遗憾地一遍遍想到了齐国。他们大概是把目光转向了临淄的缘故吧。的确，不说它的声色与热闹，单讲它的煌煌稷下学宫，这座开办了一百五十年的学府，一座相当于现代社会科学院的上层建筑的巨大机构，哪个知识分子又会不为之深深动容呢？经济、旅游、学术、商业，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齐国临淄在当时都足以拔得头筹。
今天得到世界承认的一项体育运动项目的发源地，即足球，就是临淄。当时叫“蹴鞠”，一种皮革缝制的球，按规则游戏，玩法与现在的足球略有不同。足球目前是典型的西方长技，但这并未妨碍它源于东方；正像乒乓球起源西方，却被东方人玩得神乎其神一个道理。繁华之都临淄常有盛大的足球赛事，这一点竟然也合乎现代城市的特征。苏秦记录的市民长于体育和艺术，闲情逸志甚多，这也说明了那是一个衣食无忧且安定知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临淄城内，当一个普通市民尚且要“志高气扬”！这该是多么传神的赞誉，它足以令当代的城市人羡慕之极了。今天的城市人让外地游客看出那样骄傲的神情，恐怕是很难了。这种心志和神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它要来自一种非同一般的个人感受。
今天，临淄旧城的发掘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考古学家果然从这里发现了许多惊叹不已的事情。比如设计精巧的排水系统，比如城区街衢的分布，比如水道与护城河，比如新城老城的演变，比如美丽的池水亭台。可惜一切既已失去，也就无法加以复原，只有墨写的文字还存在那里，风雨都磨洗不去。
东方的管仲与西方的凯恩斯，谁是重商主义的鼻祖？
（见原书第七章之《最老的凯恩斯》）
西方有个叫凯恩斯的经济学天才，是英国十九世纪出生的人，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去世。到现在为止，西方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超过了他，原因就是他的方法对于发展现代经济更为实用，效果显著。这许多年来，西方世界基本上是以他的思想，作为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他的理论著作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深奥，那一大堆学术名词解释起来颇为麻烦，但简单点说，就是以社会总需求为核心，以扩大消费来发展和刺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