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奥，那一大堆学术名词解释起来颇为麻烦，但简单点说，就是以社会总需求为核心，以扩大消费来发展和刺激生产。
他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政府干预的方法，比如调节消费倾向、投资引诱等等。他指出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观因素极为重要，并明确指出这其中包括了心理因素、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要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消费总量，就要让国民养成大把花钱的习惯，还要有地方花钱；而这后一条，当然与一个时期所采取的社会制度有关。
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聪明，如果说它从经济理论和学术意义出发，还不如说是从人性和人的欲望出发。在他这一套理论的指导下，西方经济果然经历了相当长的繁荣期，而且这个时期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他于是理所当然地被誉为西方经济的救星。西方冷战的胜利，凯恩斯当然是拔得了头功。
其实东方早就有了凯恩斯式的人物。这个人没有他那样一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却是相当熟悉的。这个人就是春秋末期的齐国人，是齐桓公时期国家的实际治理者管仲。一说到管仲，许多人必要去找那部叫《管子》的著作，以为读这部书才可以弄懂管仲。其实未必。因为这不是管仲当时的言行记录，更不是他亲手所写，甚至连能否准确地记述他的主要思想都成问题。如果将这部书与凯恩斯的观念对应来看，非但不够接近，而且还大相径庭。
原来《管子》是许久之后，由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编纂而成的，其中的内容已是当时学者所写，是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境界以及治国理念，记到了《管子》名下。在这部书中，儒学精神已经成为它的核心，如“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等等，可能与管仲根本搭不上界。
管仲可没有那么高的调子。他更务实，更注重开放，更少一些“礼义”之类的禁忌，一切都从实际出发，极为通晓人性的奥秘，很懂得调节一个时期人的消费倾向，改变和引导社会习惯，并从社会制度上加以变革。这些都与现代的凯恩斯是一样的。他的所有变革措施都紧紧围绕发展生产，而且始终以扩大消费来刺激生产，强化生产规模。在这方面，管仲虽然是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人，可是他的头脑一点都不老旧呆板，许多方面比今天的年轻人还要激进得多。这确乎是一个超越自己时代的不凡人物。
当那些稍为僵持和死板地划分历史时期，如确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阶段的人，可能在管仲这儿会遇到一个难题。他人在春秋，思想却跑到了凯恩斯那儿，而后者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之父。原来无论是几千年前或几千年后，人性终究还是一样的，经济学其实与文学一样，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好的经济学家仍然要洞悉人性。这也是治国理政的规律吧。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是充分人性化的，他采用的严谨的学术语言，不过是另一种人性的图谱和解说辞罢了。而回到管仲这儿，他就将一切来得更简单了，干脆不需要这么多解释，而直接放手去干就行了，直接将这些理念交给行动就得了，这样不是更快吗？
果然很快。短短三四十年，齐桓公时期就由一个从战乱中刚刚立足的弱国，一跃而成春秋首霸，这种情况是姜太公受封于齐国以来，姜姓政权从来都没有做到的。管仲的大胆举措首先是合了齐桓公的脾胃，满足了他的口味。管仲面对的国君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欲望的标本，这个人的一切需求哪怕稍稍得到一点满足，那都是不得了的消费。齐桓公的荒淫无度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之一，而他当政期间齐国经济的振兴速度，同样也是历史上最快的之一。
大概当时的所有诸侯国当中，还没有哪个国家像齐国一样重视工商业。以临淄城为例，当时的工商从业人员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为了鼓励工商，国家从税率政策上给予了极大的优惠，并大大放宽了出入关税及市场上的商业税。除此之外，令人大开眼界的是，管仲竟然在齐桓公的宫中设有七处市场，并设有“女闾七百”。按一闾二十五家计算，这个妓院（女闾）的数量实在称得上是庞大了。妓院设在了宫中，齐桓公当然感到十分方便。另外这些妓女也用来接待四方客商。记载中，这里为各国来齐的客商建立了专门的馆舍，而这些人经营的货物越多优待就越高：一辆车者白吃；三辆车者白吃并供给牲口饲料；五辆车的大商人除享受以上所有待遇外，还要配给五个妓女服侍。正因为类似的制度，齐国才商贾云集，临淄遂成为天下最热闹的地方。
仅仅从管仲在齐桓公宫中设置“七市”和“七百闾”的情形来看，就可以知道他在引导消费和提倡生产方面走了多远。同时，与现代的凯恩斯如出一辙，除了由政府来引导消费倾向之外，管仲还积极调节投资，以种种措施，全方位地刺激齐国的“有效需求”。他也像凯恩斯一样，极为注意消费倾向的波动。他在社会制度的改革与调整方面，都紧紧围绕了扩大消费这个主题。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体制中，性事从来都是一味重剂，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种泛性的心理，与一种激活膨胀的消费倾向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管仲当年正是从社会变革与发展经济两个方面，采取了与现代凯恩斯极为相近的思路。可惜他的这一思路，在后世人为他纂写和编辑的《管子》中，并没有得到准确的表达。
稷下学宫与历史上的百家争鸣（1）
（见原书第七章之《稷下学宫》）
书写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人，只要一提到“稷下学宫”四个字，立刻就要肃然起敬。中国人乃至于东方人都会将其引以为荣，充满了自豪感。这不仅因为一座巨大的学术殿堂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还因为它历时如此漫长，并且与一些伟大思想家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著名的“百家争鸣”之说也就由此产生，它作为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学术准则，正为全世界所接受。稷下学宫每每作为一个巍峨高耸的形象，屹立在中国文化史上。如果说齐国的君王们尚做了一些大不平凡的伟业，有过一些惊世骇俗的豪举，那么这个学宫的建立以及能够持久地矗立，就算是它的一个至大成就。
稷下学宫因为建在了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由齐国的齐桓公田午时代所创建，截止于齐国的终结之期齐王建，总共有一百五十年左右，跨越了几代人的时间。初创时期的齐桓公田午，并非以管仲为相的那个齐桓公，而是田姓取代姜姓“田齐”之后的首位国君。为了区别他们二者，通常称后者为“齐桓公午”。他究竟是因为羡慕前一个齐桓公的振兴伟业还是其他，才取了一个与之相同的名字，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仅就其兴办学宫招徕天下名士的胸襟来看，即可判断这个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与政治抱负。没有稷下学宫这样的思想和学术的奠基之作，也就不会有后来紧随其后的“威宣盛世”。谈历史说变迁的人士，常常轻许“盛世”，可是只有深入齐国威宣时代，才会对这两个字有着更深切的理解，同时也会对“盛世”的源头与稷下盛况连接起来，知道一切并非是空穴来风。
通观齐国历史，可以结论说“稷下”兴则国运兴，“稷下”衰则国势危，“稷下”灭则齐国终。而在稷下学派形成之前，任何一个繁荣兴旺之期，都具有百家汇齐的思想奔放和挥挥洒洒，有“稷下”的隐隐萌芽。所以说稷下学宫诞生于齐国，而不是秦国或其他地方，当有一个历史的必然。如果没有莱国人士“好议论”的传统，没有东海的洋风鼓涨，没有方士和商贾的交错奔走，没有盐铁工业的大规模兴起，没有半岛游士频繁的访谈和聚会，又怎么会有稷下学宫的最终矗立呢？就这样，一座伟大的学府合于时而生，可以说是投和了天地人三者的因缘。
到了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已经进入了自己的鼎盛期。这时它已经拥有天下最负盛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们人数已达数千，从淳于髡和邹衍再到荀子和孟子，列为上大夫的就有七十多人。这些人待遇极为优厚，居有豪室，出有华车，像记载中的孟子，出门时常常有四五十辆车子跟随，那在当时会是多么浩大的一个车队，又该是何等壮观。这种浩浩阵势对于一个学者是否相宜是一回事，它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年的稷下先生具有怎样崇高的地位，这又是另一回事。他们的作用，在国民生活中十分显赫。这些稷下先生任务明确，即“不治而议论”，个个可以大胆放言，人人都要著书立说。学宫于是成为那个时代最大最深奥的思想库，也是文化交流中心。那个时代，中国这颗扑扑跳动的文心，显然就在稷下。这个可资仰望的高点和中心往四下里辐射，同时也吸引和汇聚了天下所有的智慧人物。战国时代几乎所有在文化史上居有一席之地者，莫不于稷下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诚如司马光《稷下赋》所言：“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稷下学宫与历史上的百家争鸣（2）
谈到著名的“百家争鸣”，就不能不稍稍描述一下学宫里“争鸣”的盛况和场面。这种“争”与“鸣”并非完全停留在著作中的观念冲突上，也不仅指一般的学术宽容，而有时直接就是表现在日常形态和生活情状上。记载中学宫里常常口枪舌箭，交锋激荡，辩论之风盛大无比。有名的辩士历数不尽，风格迥异，像滑稽多趣的淳于髡，滔滔雄辩的孟子，天生的辩才田骈；更有邹衍儿说鲁仲连等人。这些人为了一个道理可以毫不相让，那时候据理以争，互不迁就，既可以冷嘲热讽，又免不了言辞刻薄，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咄咄逼人。这种辩理驳难，有声势，有气概，如同战场上的一决胜负。像有个叫田巴的辩士，他在辩论中竟然能“一日服千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逻辑清晰口若悬河的人，让一千个好汉轮番上阵的情景，那真可叹一声“何其快哉”！这种场景在中国似乎独一无二，世界少有；只有玄奘出使的那个西域经院，在记载上有过众僧激辩、轮番驳难的大阵场。这种文化与思想的赫赫壮观之势，如今真的已经成为历史。
唯唯诺诺或智者不言，已成为小时代的特征之一。文人学士，或各自为工，或言不及义，都以隐藏自己的观点为能事。应景文章或巧言趣话尚且能为，一到了见血气见器局的大智慧，也就萎缩再三，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退居到自己学术的小小螺壳里去了。而稷下先生们既有学术，却无螺壳，一个个既呈赤膊之勇，又有丘壑之像，显然为一个时代最强烈的声音，再大的喧哗都掩藏不住。
有趣的是齐国的君王们也时不时地加入到这种旁听和辩论当中。直到今天，阅读他们与辩士学者们在一起的那些记录文字，真是情致和机智幽默具在。孟子、淳于髡等，都与君王有过不止一次对话。现在看，君王们爱好“文学游说之士”是真实的，但他们对那些深入高阔的理论又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于是学者们为了让他们听懂，就尽量深入浅出地讲解一番，或做比喻，或以古为鉴，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行。而这时候的君王也颇为可爱，或故意搪塞，或正话反说，有时也未必不吐露几句心里话。记载中的威王特别是宣王，对浩大的学士文人队伍是十分看重和自豪的，他们以巨大的财力和精力来兴办这一跨世纪的文化工程，决心搞成千古盛事。但他们对于学士们那些高阔的言论虽不能接受，却并不驳斥；对其中一些虽然深刻远大，但与眼前利益不无冲突的思想计设，则三拖两推地应承下来再说。
从骨子里讲，齐国君王们与真正的学术与思想，更有文学艺术，有一种难以融合的深痕在。他们的爱更多的是权力的变相与宽容，是一种概念上的拓新和依赖，不但未能在情感与观念的深层上与之走到一起，就连真正的接近都很难。什么高堂大屋，上大夫的优厚待遇，出门的五十甚至百辆随车，这一切固然壮观，颇有声势，但形式的意味毕竟重了一些。真正的学士和思想者渴望得到的会是这些吗？这种声势除了能够使齐国爱士的名声远播天边，将无数有着学识抱负的名利之徒吸引过来之外，剩下的还有什么？从这些巨隆的设备和超越的排场中，我们仍然还能看到专制统治者与思想智识者之间深深的隔膜。我们于是也就会多少晓悟当年孟子的几次离开学宫，更有其他一些杰出人物走开的真正原因所在了。
当时的学士和思想家中的深邃人物，并没有什么庸常文人的虚荣气，他们胸怀的当然是实际而高远的目标，是关于社会人生的真学问。这种朴实的施政治理之学，是全面性的思维。这样的思想家与轰轰隆隆的文化学术的形式主义终究是格格不入的。纵观齐国的稷学之兴衰，多么吻合地贴切着齐国的政治和经济。到齐闵王和齐王建时代，稷下先生的声音终于成了君王们的刺耳之言，他们当中的最优异者竟然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进言，最后还要急急潜逃。
稷下学宫历时一个半世纪，而后消亡了。天下于是再没有这样的学宫，当然也没有了它用以立足的齐国。
“大物”时代更需要“大言”吗？（1）
（见原书第七章之《旷世大言》）
人们翻阅齐国的历史，会时时有另一些疑惑在。比如在它经济最鼎盛的时期，恰恰也是稷下先生们最活跃、稷下学宫最发达的岁月。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经济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真的会同步吗？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巧合？或者后者真的需要以前者作为基础？这些问号要逐一回答起来，可能会是一篇篇繁琐的文章，然而这里却又不能不稍有应对，因为它是谁也回避不了的。
至于当年齐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其间的相互依赖和支持的程度，并不能像一道数学题那样分毫不差地演算出来。但它们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着，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经济搞好了，可以兴办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办好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才会有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保持。短期的物质利益倾向、只顾眼前的行为往往是得不偿失，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可惜当代人一旦忙于发展，也就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住。齐国经过了管子和晏子这一类精明人物的治理，国力增加不少，虽然这中间的几次折腾也搞得精疲力竭，但一经恢复还是欣欣向荣。因为底气还在。有了钱就可以做一些排场的事，如稷下学宫的建立，就是最大的排场。
学宫的规模和学者的数量，宏大的建筑与显赫的阵势，都让人想到了形式主义，想到了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大排档”。这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官方的粗放设计，它还需要学者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去填充起具体内容。一种思想和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又怎样化为国民的意识，现实中留下了多少难以洗磨的痕迹，这才是鉴定它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标准。对于文化和思想这一类事物，齐威王父子更看重的可能还是它的花架子，他们宁可往这其中注入自己的内容，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
而稷下学派既然汇集了天下最锐利的思想，一切也就由不得君王们的心愿了。齐国国君知道总是搞叶公好龙那一套不行，所以一度也只得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