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稷下学派既然汇集了天下最锐利的思想，一切也就由不得君王们的心愿了。齐国国君知道总是搞叶公好龙那一套不行，所以一度也只得听之任之。于是一些旷世大言也就纷纷出笼，它们不仅震响了当时的庙堂，而且还记载于著作流传到久远的后世。如果统计一下，按时间算，可能中国历史上产生振聋发聩的大言最多的，就是稷下学宫时代了。大言逆耳，大言惊心，大言奋民，大言误国，反正怎样理解都可以。不过如果一个泱泱文明古国，回头一看连几句掷地有声的大言都没有，那也太可悲了。而且，在经济腾飞市场繁荣、商业流通变着法儿发达的临淄城，如果没有稷下学宫的“大言”来平衡一下“大物”，那就会阴阳失调，齐国的腐败也就更快了。是的，“大物”的时代尤其需要“大言”。
稷下学人的一些言论说得太好了，有底气，有义理，有可供一代代人穿凿的深度，有耐得住几千年咀嚼的意味。它们放之四海而不显得曲折隐晦，置于私室也足以洞照心灵。这些言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淳于髡、孟子、邹衍、荀子、宋钘、田骈、慎到、环渊、王斗和颜镯、儿说和田巴、季真和接子、尹文和鲁仲连，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由于这些人处于不同的学派，即能够从极为偏僻处发起论述，揭去遮蔽，使各种观念交锋激烈。我们平时说的“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就是这个道理。为了明晰，需要他人充分说话；为了光明，就得不断挑剔。就这个意义上来论，“大言误国”之说是完全扯淡的。“大言”不仅不能误国，相反是“禁言误国”、“小言添乱”。言路通畅，人人平等，绝不能捂着对方的嘴放言。
“大物”时代更需要“大言”吗？（2）
《孟子？滕文公下》记录了一个场景。也就在这个场景里，孟子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他的这段话竟成为中国人立身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华文明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感召力的一次言说。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和豪言壮语，但像孟子这段话说得如此铿锵又如此真切、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切实不浮的，几乎还没有过。当时有个叫景春的人和孟子在一起，对方说到了天下沉浮，连连感叹说：像公孙衍和张仪这样的大外交家纵横家，真是了不起的大丈夫啊！瞧他们一旦发火了各国诸侯都害怕，他们安安稳稳呆在一个地方，天下的纷争也就平息了！孟子对这种浩叹当场给予了驳斥，说：他们算什么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在孟子眼里，一个男人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摇唇鼓舌，跑来颠去搞合纵连横，翻云覆雨，追求富贵，害怕贫贱，屈服于威武，其实是非常可怜的。这种认识，使人看到一介书生的孟子，具有何等的气概，他在权力面前不亢不卑，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他手无寸铁，却耿直坚毅到不可摧毁不可侵犯的地步。这种情形让人想起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样的大言之所以让人不敢滥施妄议，那是因为它正义充盈，无私无隐，更因为言说者的一生行为都在为这些言论做出最好的注解。孟子的一生不仅有出行相随几十辆上百辆华车的显赫，更有迁徙艰难的困窘，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宠辱未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孟子所列举的这些险象与艰辛坎坷，他本人也肯定未能幸免。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这些千古不朽不易的名言，仍然出自孟子。一部《孟子》，尽可阅读一生，其中处处可见大言，这些大言真可以说是“旷百世而一遇”啊，与他老师的老师孔子交相辉映。孔子的语言更简洁涵蕴，孟子的语言则像金属一般振响。圣贤来自千古文明的滔滔河流，如果简单凭好恶来阻拒他们，就好比抽刀断水一样无聊而无功。像现代全球化这等“大物”之年，我们两手空空，除了以“大言”去加以平衡，恐怕也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了。网络时代的汹汹水流也许有更多的淹没，可是网络在驮载“大言”行走的速度方面，大概也是毫不含糊地高效率吧。
齐国的君王们兴稷下，倡百家，叶公而不好龙，飞龙就可以自由翱翔于临淄街头。君王们不免有好大喜功之嫌，像搞商业批发一样搞起了“思想”和“文化”的大宗买卖。但大思想也需要大舞台，有了稷下学宫，也就有了大思想的汇集，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延续。这是一段囊括了几个君王轮替兴亡的时间，不可谓不漫长。我们在历数一些文化和政治历史事件时，常常发现百年即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大时段，凡事物一旦超越了百年，那就得格外隆重和慎重地对待它了。所以，我们的文化史上必将永远地记住一个名字：稷下学宫。
齐桓公与管仲——永无穷尽的君臣话题
（见原书第八章之《称霸者》）
说到中国的春秋五霸，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齐桓公。因为他的齐国是五霸之首，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又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霸主就是多国会盟时的盟主，是能够以威信和实力号召其他诸侯国的一方。齐桓公是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整个姜姓政权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国君，也是将齐国推向最昌盛阶段的一个国君，他和他的齐国，一直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最好的标本，其中的许多指标极具分析的价值。不谈齐桓公，即无从谈春秋。即便从人性的丰富有趣、从一个人的经历和人生旅程的跌宕奇峭来看，齐桓公也比其他国君更有可议之处。
齐桓公与一般概念中的政治人物不同，即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性格，而是所谓的性情中人，一生充满性格上的冲突和矛盾。他有时老谋深算，有时又稚气可爱；有时斤斤计较，有时又慷慨大方。许多时候像个急公好义的侠士，恨不得时时为朋友两肋插刀，另一些时候却又胆怯自私，畏首畏尾。他在政治生涯中颇为高瞻远瞩，目光远大，可是却失于狭仄的宫廷视野，最后铸成了大错。他一方面胸襟开阔，能任用管仲这样周密敬业的人为相，另一方面却喜好献媚奸佞之徒。
关于他的好色，已经在当时和后来成为广为议论的事情。荒淫无度如齐桓公者，可能不是太多。历史上有一些奇才异能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淫荡之徒；还有些大作为的人，其中有的也怪癖多多，不可理喻。齐桓公就是一个集淫荡与怪癖于一身的有大作为的人物。他在生活细节上荒唐可笑，可是绝不平庸，在愿意认真动脑的时候，甚至可以称为极智慧的人物。从记载中看，他甚至吃过人肉，却并非是那种残忍之极的家伙。如果将他与上下左右的君王们做做比较，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善良”的人，还有点多愁善感和意气用事。
许多书中写到了一个极尽攀附之能事的坏家伙，这个人叫易牙，听说齐桓公遍尝天下美味，惟独没有吃过人肉，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烹了奉上。这是一个过于极端的例子，虽然记在史书上，但大可存疑。不过齐桓公晚年身边有三个有名的小人倒是真的，他们分别叫竖刁、易牙和开方。单从这三个怪异的名字来看，是奸佞小人一点都不让人吃惊。三个小人把年纪越来越大的齐桓公伺候得无微不至，同时阻断他的政治视听，最后竟然代其发号施令了。出奇恶毒凶狠的小人佞臣，借助的恰恰是一国之君的无上权威，这权威愈大，小人就愈恶，这几乎成了历史的通相。
齐桓公一生的大手笔，进一步反衬了他凄惨的晚年，那个结局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一度兴兵救急，扶助了许多中原弱小国家，并几次为西周王室解围，所以齐桓公的齐国成为中原地区实际的执牛耳者。他的无私慷慨的行为，当时也为他博得了其他国家的推崇和信任。在位近五十年，算是风风火火的一生，做成的大事情不胜枚举。在最强盛的年头里，齐桓公简直是有求必应，抱打不平，什么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只要有谁敢来进犯中原，他都要挺身去管。孔子后来感慨道：幸亏有齐桓公啊！要不是这个人保护了中原这些国家，咱现在就得受那些野蛮人管辖了，大家都得穿野人左边开大襟的衣服了！孔子的话中有多多少少的幽默在，却是道出了一段严峻的历史实情。这完全说明了齐桓公对整个华夏文明的贡献，可以说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正是他挺身而出，才保卫了中原文明的延续和生存。
就这样，本来是一个大荒唐之人，却同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大贡献，这就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和人生呈现。由于功劳太大了，国家太强盛了，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少不了就要骄傲起来。他后来在诸侯国的会盟中就不像过去那样礼节周备了，而是面有自负之色，说话极无分寸，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显得高人一等。而过去的齐国是极注意笼络他国的，这仅仅从国家财富的使用支配上就看得出来：用来外交、接待外国宾客的钱，要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以想象这是怎样重视修好，又是怎样的排场啊。
齐桓公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工作交给了管仲，这是他一生成就霸业的关键。管仲是精明透顶的商人出身，理财增支开源节流方面是顶尖好手，并能为推行一系列富国政策制定出相应的用人条例，因此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班底，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力一再削弱。齐国的事情看起来一切都由管仲料理，实际上外交与军事用兵之类大事，仍然要由齐桓公亲自掌控。油盐酱醋之类琐细交出去了，他才能有精力和时间处理一些国际问题，也有时间去享受娱乐，搞一些男女事情。齐桓公把许多宝贵时间用在了淫乐上，记载中他除了要亲幸众多的妻妾，还要到当时的妓院去游荡一番。
这是一个精力过人的国君，同时懂得大处着眼，小处眯眼，用人不疑，放手让射过自己一箭的管仲去操劳国事。这种情形不是到了晚年才出现的，而是在管仲刚刚接受任用时就是如此。管仲年纪大，他索性唤对方为“仲父”。如此称呼，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作为管仲，那就不仅是相了，还是一国之君的长辈，所以往日里骄横一方的齐国贵族也就不得不收起威风了。
由于正襟危坐的史家太多，所以有时面对一个时有嬉戏之心的国君，也就多有贬抑。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留下的口实甚多，于是也就难以确立良名。再加上他晚年的屈辱，与一生的豪业相去甚远，这也容易让后人轻薄于他。但如果冷静下来，将功过分开来看，事情也许就会稍稍有些不同。现在一般的看法是，齐桓公时代有一个伟大的相，却有一个荒淫的君。这种解释与历史的实相有可能相去太远。一国之相要有作为；离开了君的支持将难以施展；另外，君的凄惨处境，与相的许多实际政策也未必无关，二者势必是难以分扯的那种关系。他们正是相得益彰，一起兴盛、一起衰败。管仲早一步离世了，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铸定了齐国国君的未来，包括齐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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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国君的好色与好乐
（见原书第八章之《好色的国王》）
说到好色的国王，有人以为又是在说齐桓公了。其实这一次却不是指的他。国王好色并且能够自己直言不讳的，是姜姓齐国被田姓齐国取代后的另一个盛世明君，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齐宣王。齐宣王与其父齐威王，还有更早的齐桓公，这三个人都是非常有趣的，同时也都是创造了齐国的辉煌历史的人。看来做一个“有趣”的人并不容易，这不仅要有丰富的人性，还要有才能和气度、有创造力这些东西。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著名的、脍炙人口的对话，都是在智者与君王之间展开的。对话的双方，一方智力超群，一方权倾朝野，这两种极为不同又极为相同的人物展开对话，必定会产生异趣。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明显的，其相同之处，是指一个对社会治理拥有巨大的权力，另一个却拥有巨大的心智和知识，总之都是拥有“巨大”的人。以巨大对巨大，对起话来就会外松内紧，摩擦以至于冲撞起来，都会显示人的不同情怀和器局，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好玩。这些话留下来，会有深刻的启迪性，对当时或后世都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当时的齐宣王与孟子有过一次交谈。孟子那会儿可能刚刚执掌稷下学宫，也可能是游学来到了稷下，反正齐宣王恭恭敬敬地请教这个名位很高的思想家，一口气谈了不少。孟子这时候已是声名远扬于诸侯列国的人物，这次来齐国，随从的车辆竟然浩浩荡荡，齐宣王都要亲自去迎接他。也有人认为孟子这次来齐，与稷下学宫的那些“上大夫”不同，已经是直接位列卿相，是有官爵的人。不管怎么说，他们仍然是以君王和学者的身份相会和交谈的。
孟子对前几代的名相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并不认可，所以他这次对齐宣王讲的是“王政”，即王道仁政，这里的“王”当然是孔子“内圣外王”的“王”。面对孟子的治国理想，齐宣王一方面称赞这都是很高的目标，很了不起的思想，一方面又装出一副颇为自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搪塞孟子。他说自己要贯彻落实这些思想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就因为“寡人有疾”。他说我这个人啊，有毛病啊，然后就历数了自己的几大毛病：好乐、好勇、好色、好货。好乐一般解释为喜欢音乐，也可视为喜欢宴饮舞乐等等享受；好勇则是喜欢炫耀武力；好色自然是喜欢美色；好货当然是喜欢财富。此时的齐宣王在经历了父亲齐威王的昌盛之后，已经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了，燕国使臣苏秦所赞扬的那番话，就是对齐宣王说的。这时的临淄已是“连衽成帷，举袂成幕”了。
讲到“好乐”，齐国有“韶乐”，而且连一般市民都“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讲到“好货”，已是“粟如丘山”；讲到“好勇”，齐国的军队是“五家之兵，锥如疾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可见当年的齐宣王已经有足够的资本骄傲了，也就可以向大学者孟子毫无顾忌地说出“寡人好色”这句话了。从齐国的奢华淫糜之风来看，从齐桓公一直历数下来，好色者不乏其人，在淫荡事项中做出惊人之举的国君也并非一代，比较起来，齐宣王的“好色”并不算突出和有名。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得到广泛引用的对话是在一个名叫“雪宫”的地方进行的。“雪宫”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沙皇的“夏宫”，估计也是王室用来避暑的一处华丽宫殿，所以齐宣王对孟子不无骄傲地问：“贤者亦有此乐乎？”一问之间，一种可爱的浮浅之态也就流露出来了。可见志得意满的齐宣王此刻心情很好，他觉得邀天下最负盛名的学者来此一游，共享美色，放松地闲谈一番，也不失为一桩快事。问题是孟子这样的圣贤到底是非同常人，君王的礼遇和迷人的华居之类并不能让其走失了心性，他不仅能够坦然处之，而且照旧抓住这一机会对一国之君循循善诱，委婉形象、细致入微地讲解起治国兴邦之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