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和一张办公椅。桌子的两旁各放一张略小一些也略矮一些的桌子，一边坐着住院医生，另一边坐着负责当日“病历簿”的助手。病历簿是厚厚的一本，上面记着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职业及病情的诊断。
下午1点半，住院医生走进来，扫铃吩咐门房将老病号叫来。老病号总是有许多人，需要在蒂勒尔大夫两点来之前尽量地处理完这些病人。菲利普接触的住院医生是个小个子，短小精悍，过分地自命不凡：他在助手们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屈尊降贵的架势，而对那些年纪相仿的高年级学生对他的随随便便的态度、没有对他目前的地位表示应有的尊敬表示明显的怨恨和不满。他开始看病，一个助手协助他，病人们鱼贯而入。男病人先进来。慢性支气管炎和“令人头痛的咳嗽”是这些男病人的主要病症。一个人走到住院医生跟前，另一个走到助手跟前，递出“挂号证”。假如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住院医生或助手就会在挂号证上写明“重复14天”的字样，于是，病人就提着药瓶、药罐到药房去领取足够再服用14天的药品。有些滑头的病人退到后面去，以便能够让医生亲自诊断。但他们也很难如愿以偿，只能留下三四个病情特殊、需要医生亲自诊视的病人。
蒂勒尔大夫迈着轻快的步伐飘然而至。他使人联想起那个一边喊着“我们又见面了”，一边跃上马戏团舞台的丑角。他的那副神情似乎在说：生病又有什么的？看我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他坐下来，问是否有老病号要让他看，接着便迅速地检查这些病人，一双锐利的眼睛审视着他们，同时和住院医生讨论病人的症状，不时插一个笑话，逗得助手们哈哈大笑。住院医生也笑得很开心，但却摆出一副认为助手们的笑太冒失的神气。接着，他说天气很好，或者天气炎热之类的话，然后按铃叫门房去将新病人带进来。
他们一个个地进来，走到蒂勒尔大夫的桌子跟前。他们有老人、年轻人和中年人，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如码头工人、运货的马车车夫以及酒吧侍者；可是有一些人也衣冠楚楚，显然是些社会地位较优越的售货员、职员之类。蒂勒尔大夫以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人。有时候，他们故意穿破衣裳装穷。但他眼睛锐利，能制止他认为是弄虚作假的把戏。有时，他干脆拒绝给那些他认为很可以付得起医疗费的人看病。女人是最令人头痛的重犯者，不过她们总是伪装得很笨拙。她们会穿着破烂不堪的外套和裙子，却忘了把手指上的金戒指摘掉。
“你既然能够戴得起首饰，也一定能够请得起私人医生。医院是为穷人看病的慈善机构。”蒂勒尔大夫说道。
他将挂号证还她，叫下一个病人。
“可是我已拿到挂号证了。”
“我不管你有没有挂号证，你出去。你没有权利上这儿来，浪费真正穷人看病的时间。”
这病人绷着脸，气冲冲地走了。
“她可能会写信给报社，控告伦敦医院严重管理不善。”蒂勒尔大夫拿起另一份挂号证，以敏捷的眼光瞟了病人一眼，微笑着说道。
大多数病人都认为医院是国家的机构，而他们已向国家纳了税，也就为这机构付了钱，把他们前来看病看作自己应有的权利。他们认为给他们看病的大夫的酬金优厚。蒂勒尔大夫让他的助手们每人检查一个病人。助手们分别把病人带进里面房间，这些房间较小，每间有一张铺有黑马毛呢的长沙发。助手问病人各种各样的问题，检查他的肺、心脏和肝，将病情一一记在病历卡上，在心里考虑好自己的诊断意见，然后等待蒂勒尔大夫进来。他一看完男病人就到小房间来了，后面跟着一群学生。这时，助手便读出他所检查的结果。蒂勒尔大夫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亲自检查病人。假如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要听的话，学生们便用上听诊器了：你在病人的胸部可以看到二三个听诊器，在背上可能还有两个。其余的人不耐烦地等着要听。病人站在他们之中有点别扭，但发现自己成了注意的中心倒也高兴。当蒂勒尔大夫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一病例时，病人糊里糊涂地听着。两三个学生又重听一遍，以辨认出医生描述的心脏杂音或咿轧音。然后才叫病人穿上衣服。
当各种病例检查完毕时，蒂勒尔大夫又回到大房间，在自己桌前坐下来。他随便问一个碰巧站在他身旁的学生，如何给刚才检查过的病人开处方。这个学生便提出一两种药来。
“这样开吗？”蒂勒尔大夫说道，“嘿，无论如何，你的处方倒是别出心裁，不过，我想我们不能轻率从事。”
这话总是逗得学生们哄堂大笑。然后，大夫为自己机智的幽默高兴地眨着眼睛，开了另一种药，而不用那个学生建议的药。当两种病例同类型时，那个学生照医生给前一个病人开的处方治疗时，蒂勒大夫却又别出心裁地想出别的方案。有时，他知道药房里的人已累得要命，他们总愿意拿那些已经准备好的药，那些多年的临床经验证明疗效灵验的该院的混合剂。但他为了开心，故意开出复杂的处方来。
“我们得给药剂师找些事儿干，假如我们老是开‘合剂：白色的’他的头脑就会迟钝。”
学生们哈哈大笑，医生便来回看了看他们，对自己开的玩笑颇欣赏。然后他按电铃。当门房探头进来时，他说道：
“请叫复诊女病号。”
他将身子向后仰，悄声与住院医生闲聊着。这时门房赶着老病号来了。她们走进来，有成群结队的贫血的女孩子，留着蓬松的刘海，嘴唇惨白。她们不能消化那些恶劣的且食不果腹的食物。老太太，有胖有瘦的，由于生育过多而早衰。她们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女人们往往患这个病那个病的。蒂勒尔大夫和住院大夫很快地看完她们的病，时间在流逝着，小房间里的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浑浊了。大夫看了看手表。
“今天有很多初诊的女病人吗？”他问道。
“我想有不少。”住院医生说道。
“我们最好让她们进来，你继续看老病号。”
她们进来了。男人最常见的病都是饮酒过度引起的，女人则是由于营养不良。大约6点，病人都看完了。菲利普由于老站着，空气又浑浊，再加上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累得他疲惫不堪。他和其他助手们慢慢地走到医学院去用茶。他发现这是项引人入胜的有趣的工作。艺术家在加工的那些粗糙的原材料中存在着人情味。当菲利普突然地想起自己现在正处于艺术家的地位，而那些病人们正是他手中的胶泥时，他感到一种奇特的兴奋。他风趣地耸耸肩膀，回忆起在巴黎的生活，他热衷于颜色、色调和明暗配合，天晓得是些什么玩艺儿，一心要创造出美好的事物。现在，直接与男人、女人接触使人有一种他从来不曾知道的力量。他发现，看着他们的面孔，听着他们说话，本身就有无限的乐趣。他们走进来，各有各的特色，有些是粗鲁地拖曳着脚步，有的踏着轻快的碎步，有的则迈着沉重的、缓慢的步伐，还有些则羞羞答答、忸忸怩怩。你常常可以凭外表猜出他们的职业。你学会该如何向他们提问题，才能使他们听得懂。你也可以觉出在哪些问题上他们几乎都扯谎，然而，通过哪些问话，你又能够获得真相。你可以看出人们对待同样的事物的不同态度。对诊断出危险的病症，有的听了付之一笑或开个玩笑，有的却一言不发、失望至极。菲利普发觉自己跟这些人在一起时不像平常跟其他人在一起时那么害羞；他并不觉得这纯属同情，因为同情意味着恩赐态度。可是他和他们在一起觉得自在。他发现自己能够使他们感到宽慰，不紧张。当一个病人交他检查，看看他能找出什么毛病时，他仿佛感到那病人以一种特殊的信任把自己托付给他。
“也许，”他微笑着心里寻思，“也许我生来就是当医生的料子。假如我碰巧选择了正适合我干的职业，那才有意思呢。”
在菲利普看来，在所有的助手们中唯有他看出了下午的戏剧性的趣味。对其他助手来说，男人和女人只是病人而已。如果病例复杂，他们就精神抖擞；如果病例一目了然，他们就觉得厌烦。他们听出杂音，或发现肝有异常，便大惊小怪；肺部有了不寻常的声音就会给他们提供谈论的话题。而对菲利普来说就远不止这些了。他发现单单看看他们，看看他们的头和手的形状，看看他们的眼神和鼻子的长度，就蛮有趣了。在那间房里，你看到人的本性遭到奇袭，习惯的假面具常常被粗鲁地撕下了，把赤裸裸的灵魂呈现在你的眼前。有时，你还可见到那感人至深的天主的禁欲主义。有一回，菲利普遇到一个粗鲁、文盲的男病人，告诉他，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了。菲利普克制着自己，而对使得这个病人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得那么坚强的了不起的本能感到惊叹不已。然而，当他只是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他还有可能这么勇敢吗？那时候他会陷入绝望吗？有时也会出现悲剧。有一次，一个年轻女人带她妹妹来检查。她妹妹18岁，长得眉清目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一头金发让秋天阳光一照，闪烁着缕缕金光。她的肤色美得惊人。学生们微笑着，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在这昏暗的房间里他们难得见到这么漂亮的姑娘。病人的姐姐讲述了家庭病史，父母亲都死于肺结核。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也是得这种病死去，一家子只剩下他们两人了。这姑娘最近一直咳嗽、日见消瘦。她脱去罩衫，露出玉脂般嫩的脖子。蒂勒尔大夫默默地以通常的麻利给她作了检查。他叫两三个学生将听诊器放到他指的位置听，然后才让她穿上衣服。她姐姐站得稍远一点，压低声音和医生说话，为的是不让她妹妹听到。因为害怕，她的声音都发颤了。
“大夫，她没得那个病吧，是不是？”
“恐怕她毫无疑问是得了。”
“她是最后的一个了，她再一走，我就没有亲人了。”
她开始哭了，大夫严厉地盯着她；他认为她也有这类病，也活不了很长了。那姑娘转过身来，看到她姐姐流眼泪。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她那可爱的脸蛋儿骤然失色，眼泪簌簌地从两颊流了下来。姐妹俩站了一两分钟，无声地抽泣着。接着，那个姐姐忘记了正在看着她俩的周围的人，走到她妹妹跟前，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来回摇动着，好像她是个婴孩似的。
她们走后，一个学生问道：
“先生，你认为她们还能活多久？”
蒂勒尔大夫耸耸肩膀。
“她哥哥和姐姐在发病后的3个月就死去了，她也会是这样的。假如她们有钱，那还可以想想办法，你总不能叫她们上圣马利兹医院吧。对她们无能为力了。”
一次，来了一个强壮的、血气方刚的男人，因遭受不断病痛的折磨，蒂勒尔大夫似乎对他爱莫能助，对他的裁决也是死亡。这种死亡并不是因为科学在它面前束手无策的那种令人恐怖但却还情有可原的不可避免的死亡，而是因为这个人在复杂的社会文明这部庞大的机器上只是个小小的齿轮，就像一部自动装置那样，无力改变自己的环境。他活下去的唯一机会是彻底休息。医生并没有要求他做办不到的事。
“你该换一个比这轻得多的工种。”
“我干这一行没有轻活。”
“嗯，假如你继续这么下去，你会丧命的，你病得很厉害。”
“你意思是说我要死了吗？”
“我不想这么说，可是你确实不宜干重活。”
“如果我不干，谁来养活老婆、孩子？”
蒂勒尔大夫耸耸肩膀。这种困境他遇过上百次了。
时间紧迫，还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呢。
“这样吧，我给你开些药，一星期后你再来，告诉我你感觉如何。”
那个人拿着写在上面的无用的处方走出去了。大夫爱怎么说都行，他对自己不能继续干下去并不觉得难过。他有个好职业，丢了它他怎么生活？
“我说他能活一年。”蒂勒尔大夫说道。
有时这儿也有喜剧。不时出现些伦敦幽默，时时有些老妇人，犹如查尔斯·狄更斯刻画的人物，她们以喋喋不休的怪话把医生们逗乐。有一次来了一个闻名的杂耍剧场的女芭蕾演员。她看起来有50岁，却说是28岁。她脂粉涂得厚厚的，令人恶心，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厚颜无耻地向学生们频送秋波。她的微笑既粗俗又有诱惑力，她充满自信。更有意思的是，他对待蒂勒尔大夫就好像对待一个着迷的追求者那样亲热。她患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告诉她说这个病妨碍她从事她的职业。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得这种病，真的，我不明白，我一生中从未生过一天病。你只要看看我就知道了。”
她的眼睛朝小伙子身上滴溜溜地乱转。假睫毛意味深长地一扫，冲着他们露着满口黄牙。她说话带伦敦口音，装模作样假优雅，使字字句句都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冬天咳嗽病，”蒂勒尔大夫严肃地回答说，“许多中年妇女都患这种病。”
“哎呀，我可不是！对一个年轻太太说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说我是中年妇女呢！”
她将眼睛睁得很大，将头歪向一边，以难以形容的淘气相看着他。
“这就是我们职业上的不利之处，”他说道，“有时迫使我们说实话，不能那么多情。”
她拿起处方，对他作了一次最后的，挑逗性的微笑。
“亲爱的，你愿意来看我跳舞吗？”
“我一定去。”
他按电铃，叫另一个病人。
“我非常高兴有你们这些先生在此保护我。”
但总而言之，门诊室给人的印象是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这很难说。它是五花八门、变化多端的，既有眼泪也有笑声，既有快乐也有悲哀。它时而乏味、时而有趣，时而平淡。它犹如你所见到的：它是激动和多情的；它是严肃的；它又悲又喜；它是微不足道的；它既简单又复杂；既有欢乐也有失望；还有母亲对孩子的爱，男人对女人的爱；欲望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这些房间，惩罚着罪人和无辜；一筹莫展的妻子和可怜的孩子们；男男女女都酗酒，但付出了不可避免的代价；死亡在这些房间里叹息；而使有的姑娘充满恐怖和羞怯的生命的凶兆，也是在这儿诊断出来的。这儿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只有严酷的现实。这就是生活。
ＬⅩⅩⅫ 临近年底，当菲利普就要结束在门诊部为期3个月的见习生活时，收到了劳森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菲利普：
克朗肖现正在伦敦，很想和你见面。他住在索霍区海德街43号。我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但我相信你是会找到的。要够朋友，去关照关照他。他运气很不佳，他会将他正在做的事告诉你的。这儿的一切如常。
你走了以后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克拉顿回来了，但他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他和所有的人都闹翻了。就我所知，他身无分文，他就住在植物园那边的一间小画室里，但是他不让人看他的作品。他从不露面，因此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许是个天才，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也许神经错乱了。那一天我遇到了弗拉纳根，他正带着弗拉纳根太太在拉丁区转，顺告。他已经放弃了绘画，现在正在做制作爆玉米花器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