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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能行刺成功，表面上看，她确实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但如果考虑到这是她用10年时间寻找出来的线索和机会，与其说她幸运，不如说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自由
刺杀事件轰动了天津。当天下午，天津的许多报纸都发了号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条消息，一时全国轰动。
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母亲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那时，支持孙传芳的一些人也在四处活动，希望置母亲于不利境地。孙传芳虽然下野，但结拜兄弟很多。尤其讽刺的是，当年外祖父等于是替奉军的张作霖作战而被孙传芳处死的，但若干年后，张作霖与孙传芳又“前嫌尽释”，“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与很多人，包括张学良等，关系都比较近。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母亲大多持支持态度，毕竟孙传芳也是个作恶累累的大军阀，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母亲。法庭一审判决母亲有期徒刑10年；母亲不服，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为7年。母亲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母亲。
为母亲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冯玉祥并不直接认识母亲，但他早年曾与母亲的叔叔施从云一道参加过反清运动，他闻讯后立即联合李烈钧、张继等30余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母亲服刑不到一年便重获自由。出狱那天，媒体拍到了一身男装打扮的母亲，其实这也是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举动。孙传芳毕竟不是一个普通之辈，他还有很多党羽，母亲被特赦后也收到过匿名信和恐吓信。
母亲被释放，但社会还存在一些猜测：施剑翘哪来的枪，她怎么学会开枪的？等等。外界普遍觉得这么一个刺杀行动，不可能由她独自完成，肯定幕后有更深的背景。其实这些疑问，母亲在庭审时都曾一一解答过：行刺用的手枪，是舅舅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朱其平买的，一直暂存于施家；因为从小就常拿外祖父放在枕头下的枪玩，她很早就知道如何装子弹、如何射击等。
但是这些回答仍然未能打消一些人的疑问。孙传芳的一位部下曾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刺杀孙传芳的真正幕后主使是蒋介石，蒋介石通过施中诚给了母亲一笔钱，然后让母亲以替父报仇之名刺死孙传芳。这种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比如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就因与日本人暗中勾结而被军统人员杀死。孙传芳当时也是日本人极力拉拢的对象，蒋介石想除掉孙传芳也顺理成章。沈醉196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戴笠》，文中提到施剑翘是戴笠的座上宾，这更加重了“中统”或“军统”参与刺杀孙传芳的怀疑。至今还有一些文章在提及这段往事时，称它为“民国谜案”，意指母亲只是台前活动，真正的谜底、幕后策划人还没有浮出水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5）
时至今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母亲的刺杀行动很简单，她就是要为父报仇，从没有其他势力参与其中。对于沈醉的文章，母亲很是气愤，1963年，她专门写了一份《施剑翘手刃父仇经过》的说明材料交给全国政协。后来母亲的干女儿沈渝丽专门找过沈醉询问此事，沈醉回忆，戴笠在训练手下那些女特工时，经常拿施剑翘做榜样，所以他误以为戴笠和施剑翘很熟。其实母亲与戴笠从无交往，戴笠只是赞赏她的气度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现在也有一些人对母亲的复仇行为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弱女子想要依靠法律途径报仇，显然是不现实的；选择刺杀这种方式，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决定的吧。
孙家后人当然对这一段历史仍很介意。上世纪80年代时，我写了一部《女杰施剑翘》，拍成电视剧，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据此拍了电影，由著名电影演员孙飞虎演孙传芳。电影未公映，《大众电影》先登了这条消息，不知怎么传到国外，被孙传芳的后代看到了，他们写信给国内有关部门，上级部门后来发话：人都死了，都是历史了，就不要再提了。电影后来改编了一下，全都换成虚拟人物，名字也变成了《女刺客》，“八一”厂为此也损失不少。
母亲出狱后，带着我们与外祖母一起住在长沙的舅舅家。这时，正逢“七七”事变爆发，母亲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封信，只有8个字：“我要求做抗战工作。”张治中随即接见了母亲，安排她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
1941年7月，我们一家又辗转到了四川合川县。那里被日本轰炸得很惨，母亲又在那里开始募捐工作，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当时母亲已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靠着她的影响力，短短几个月，她就筹集到了足可以购买3架崭新战斗机的钱。当时主要负责筹建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特别感动，为此还特地约见母亲，让母亲参加空军的工作。
母亲当年在长沙为抗日募捐时，结识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她后来又认识了邓颖超和周恩来。当年，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到了延安，刘家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陷入困境。周恩来多次派人送钱都因刘家已被监控未能成功。母亲见周恩来很着急，就提出利用自己在空军的特殊身份，替共产党给刘的家属送钱。完成任务后，母亲向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回答说：你在党外更合适。母亲后来成了无党派人士，这也是她最大的遗憾。解放后她总感觉自己有劲使不出来，母亲在台湾那边旧故比较多，就向*部表态，愿意做工作，但也没什么结果。
余音
小时候经常有亲朋好友上门，都会让母亲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我断断续续了解了一些。家里也一直摆放着外祖父的像，小时候哥哥淘气、学习不好，母亲并不打他，只是让他跪在外祖父像前，渐渐地，我也知道了母亲那段特殊的经历。但若非外人提及，母亲很少主动讲自己的故事，当年田汉还要为母亲写剧本，但都被母亲拒绝。
印象中的母亲衣着朴素，生活非常俭朴。我记得她平时连牙膏都不用，只用牙粉漱口。我很小就住校，在昆明，回一次家要走10多里路，那时也没有车，走回家腿都肿了，后来改为两个星期回一次。我哥哥上了小学，有时他一人回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住在大庙里，半夜醒来害怕极了。母亲性格刚烈，对我们要求极严，但我们也并不怕她。 。。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6）
母亲很少向我们提及父亲。当年她决意自己动手刺杀孙传芳，离开太原去天津后，她和父亲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坦率地说，母亲当年同意与父亲结婚，也主要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报仇。结婚之后，父亲常年住在部队，彼此的感情也很淡，但囿于社会成见，她始终未同父亲离婚。
1947年，已是少将参谋长的父亲到南京开军事会议时，顺便看母亲，但母亲一直对他冷淡。母亲后来又让我小舅舅带我去见父亲，那时母亲没有收入，她列了个清单，希望父亲给我们兄弟俩买些食品、衣服之类。我记得那天穿着布鞋去见他，虽然和父亲10多年没见过，但父亲见了我并不亲热，未置一辞，也没给买任何东西。相比之下，父亲对大哥比较好，哥哥比我大5岁，在父亲身边生活过几年，长得也像父亲。
这应该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太原战役前，母亲曾写信劝父亲和平起义，但被父亲拒绝，不久他被解放军俘虏，关在济南解放军训练团。那时我已进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母亲让我写信劝他，以为这样效果会更好。但父亲的回信不到50个字，说得很冷淡：你进步了，以后别来信了。60年代初，父亲那批战俘被改造得差不多了，释放前他试探性地写信给母亲，说想重回那种“有妻有子”的生活，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向父亲提出离婚。那时候离婚要开组织介绍信，她到北京市政协去开，组织上说：现在马上他就要被释放了，你不能再把他推到另一边去。母亲没离成。之后来消息说父亲病重，让母亲赶紧去，母亲没去，不久我们收到了济南来的父亲的遗物，母亲又给退了回去。父母亲的恩怨就这样彻底结束了。
当年母亲一怒之下，写信与兄长施中诚断绝关系。她把孙传芳杀死后，施中诚有些内疚，另外他对外祖母一直极尽孝心，母亲后来又原谅了他，两人又互相来往。1945年，任74军军长的施中诚，在湘西大会战中亲临前线指挥，同日军三个师团血战雪峰山下，毙敌数千，重创日军先头部队。1945年12月，74军接收衡阳一线日军投降时候，蒋介石指名要他发言，也是威风一时。第二年，施中诚任南京警备司令。母亲曾劝他跟周恩来联系，让他转向共产党，但被施中诚拒绝。南京解放前夕，施中诚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后来做到台北警备司令。1959年离开台湾，偕妻长住美国洛杉矶，1983年逝世。
上世纪40年代，母亲曾筹款为贫苦孩子办了一所小学，学校以为辛亥革命而牺牲的四舅施从云的名字命名——“从云小学”，解放后，母亲没了工作，她虽然想尽办法为学校捐款，但都不是长久之计。1952年，母亲将倾其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捐给国家，她则从苏州到了北京，跟姨母生活。
那时我们兄弟俩都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部队开展“肃反”运动，部队提出我们的家世问题，我们自己一时说不清楚，觉得憋屈难受：满腔热血地参军，为什么到头来还受怀疑？母亲知道后，整整一个多月把自己闷在屋子里，跟姨母也一句话不说。后来她写了封万言书，托她认识的董必武转交给毛主席。
一个月后，*部一位叫徐华的工作人员来我家，说是毛主席托他转交200元钱给母亲，让她安心养病。那时母亲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收入，这200元对她来说解了燃眉之急。两个月后，*部又送来200块钱，但总让毛主席送钱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后来组织又出面，让母亲当上了北京市特邀政协委员，每个月有固定的120块工资，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收入了。
那时我在朝鲜，有一天突然被军政委找去谈话。要知道我才是一个小参谋，正纳闷怎么会有如此“待遇”。这次谈话后，原来让我转业后来又留了下来，我后来才知道是母亲的信起了作用。
1952年母亲被检查出患了子宫癌，因为摘除得早，病情稳定了几年。母亲后来也成了一名佛教徒，她甚至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都敢这样说：你不信佛，这是最大的遗憾。佛教也给晚年的母亲很大的心灵慰藉，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不久，因尿毒症合并心肌衰竭，8月27日，74岁的母亲带着她的传奇故事，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7年12月3日）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1）
∷∷口述 杨雪兰
旧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百岁老人严幼韵的一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
杨雪兰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通用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就是她从中促成。杨雪兰继承的不仅是母亲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坚强与乐观。
上海滩的“84”小姐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当年在上海曾是怎样有名。1980年左右，我从美国回上海，舅舅带我去看一个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母亲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胡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他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
严信厚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1887年，他投资5万两白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后又在上海投资面粉厂、榨油厂等多家实业。1902年，他还出任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严家是个大家族，严家出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被张伯苓称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他曾资助青年周恩来旅欧，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严子均是一位开明商人，他将产业进一步扩大，母亲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两个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1925年母亲考入沪江大学，那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颇多清规戒律，学生必须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不愿受约束，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去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校方专门挑了几位毕业于复旦的百岁老人，还出了书，其中一位就是母亲，校方把母亲当年入校时的照片送给我们做纪念，母亲收到后特别高兴。
那时能进入高等学校读书的女生凤毛麟角，而家境阔绰又新潮时尚的母亲更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家里在上海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母亲几乎每天都换一件最时髦的新衣服，我小时候对母亲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印象很深，也很羡慕。母亲注重装束的习惯保持了一生，即便她今年都101岁了，还经常让我帮她做衣服。有些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给我，质地都特别好，朋友说拿出来可以做古董了。
母亲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那时候，她坐着自己的轿车到学校上课。家里给她配了个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开车，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很多她在复旦上学时的同学回忆，如果母亲向哪位男生开口借笔记或作业，他们都感到“受宠若惊”。“爱的花”这个绰号后来不仅传出复旦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母亲成了当时最时尚人物的代表。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2）
父母的结识，也跟“84”有关。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很巧，他们两个是参加同一个Party的。父亲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开始不断地给母亲送花、约会，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以身殉国的父亲
1929年9月，父亲与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