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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我觉得凤凰有一些不专业的地方，比如我去做《锵锵三人行》，《锵锵三人行》中，我是坐着主持的，然后又会让我去主持晚会，要站着主持，那也不管你合适不合适。我和它最大的斗争就是我不想干活可它老想让我干活。为什么说凤凰改变了我？因为你要让我干，我也推不了，我就得干好，无形中突破了自己。比如说法制，我一点儿也没兴趣，也没做过，但是要让我做《文涛拍案》；又比如体育，我连篮球几个人打都闹不清楚，它就让我去做《奥运连环阵》，做得还挺火。它不会管你专业，它就觉得你行，然后你就压力很大，因为你觉得你不行啊。所有的主持人都应该是某一个节目的主持人，都是某一个专业、某一个行当的主持人。你看我，我就像万金油，我什么都干过。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经常失败。观众是厚道的，他们记住你的是成功的节目。我原来做过很多无人提及的节目，都失败了，但观众也不记得。事后看来，凤凰已经把我改变。如果没有《文涛拍案》，你怎么会知道原来自己可以这样，甚至我怎么能做《锵锵三人行》呢？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节目呢？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记者：什么样的关系？
窦文涛：就是它老让我干活，我觉着我不行，但是它非让我干，于是我就干了，干完了之后，我发现我还行。从我的本性上来讲是好逸恶劳的。我原来是一个完全不理会人间疾苦的人、一个陶醉在个人生活里的人、在追求方面鼠目寸光的人，可是你入了这个机构，这个机构是非常理想主义的电视台，这个理想主义就施加在了你身上。我觉得有一点，人在电视上，说白了就是，主持人是每天会出现在电视上的人。再往前说一步，就是主持人就是在电视上做人。你在电视上做一个人，这个人与生活中的人也不尽相同，它可能是我多侧面中的某一个侧面，但是不管是哪个侧面，它都应该是透明的，是直通你的心灵的。我觉得在电视上做新闻可以水平有高低，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诚实，就像交朋友，有些话可以不说，但是尽量不要说假话，甚至有些假话不得不说，你也要让观众知道“我知道我在说假话”。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但是日子长了，观众会看出来这人是有错误，但是是有话直说的。于是我这个人就会比较累了，因为我对自己有个标准。有时候他们说，你做《文涛拍案》为什么累呢？我们给你配助手啊，好多人说。我说这个我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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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3）
我很抗拒人的异化。当然我看到电视的发展，我不得不把自己当作工序上的某个螺丝钉来看待，但从我的本意，我很反对人的异化。我说的不异化就是说一个人在电视上说一句话，应该是他自己的话，应该是我口说我心，这个人是人格完整的。他们说，你可以用自动提词器。但是第一，他给我的词我不能照说，我得琢磨琢磨怎么说，这不仅是语言风格的事，是你内心感受的事，我看了之后，我得心有所感，心有所动。他们说，那你自己想好了，让他们给你打工序里的某一道工序。我觉得是这样，我要说他冤枉，我要真的觉得他冤枉，我要说他可怜，我得真的觉得他挺可怜的，我如果不能让我心有所感，说出来的就是假话，我自己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就像我们说交朋友，性情中人，坦诚相见，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很反对你要我说什么。哪怕这是个大案要案，稿子是现成的。
当时我都拍案了，拍桌子了，说我不干了，因为活得已经不像人样了
记者：可以说，窦文涛之所以是今天的样子，最大的原因是凤凰造就了你
窦文涛：从两方面说，一定有关系，你的所有的经历和经验共同构成了今天的你。不光是凤凰，还有原来我在广东电台，一共有几千个小时的直播。那时电台大板块节目一天两个小时都是直播。现在《锵锵三人行》每天一集，虽然《锵锵三人行》在收视上现在在退步，但是我很有感情。如果这个节目是人的话，那这个人对我简直就有再造之恩。这个节目对主持人来说是个练功。跳舞的、练武的每天都要练功，我们主持人有什么功可以练呢？《锵锵三人行》，每天半小时，已经有2000集了，甭说节目的好坏，对节目主持人的练习，这里既有你一个人说话，又有和人交谈，还有倾听，又有提问，又有你把握时间节奏，因为这个是直播式的录播。天天在干这个事，对我真的是很好的经历。可是从根本上来说，又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个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你以为我口才很好吗？我没觉得。《锵锵三人行》里我经常会结巴，经常会词不达意。这个口才在普通人里至多也就中等偏上。不是技巧。
记者：你觉得你的口才不好？
窦文涛：你们老讲口才，我的注意力不在口才，与其说是思维，不如说是状态。我们这个行业最关键的问题和表演行业很类似，就是进入状态。人只要进入状态，笨嘴拙舌，词不达意都关系不大，人人都能感觉到你要传达什么。而当你没有进入状态，你说的话就像是语言的尸体，整理成文字，说文字非常好啊，但是没有用处。
从前我做的节目，都是我从头到尾做的。我更像个手工作坊，不是大工业时代的人，假如我生产出了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从头到脚都是我做出来的，我认为一个主持人的诚意到最纯洁、最纯粹的地步，就是要到这样一个程度的。
我现在有时候也主持《凤凰大视野》，其实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干这个活，我记得我第一次录《凤凰大视野》，做迈克尔·。杰克逊，一下子录5集，我把导演找来，告诉她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而我呢，应该说什么什么，最后我成导演了，这个后来就变成做5集《文涛拍案》了。观众看到我在幕前的样子，但实际上这个节目就是我在幕后指导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过得了我自己这一关，这就是我的诚意。这一个钟头都是我想表达的，我对迈克尔·杰克逊音乐的看法，其实我的出镜只是一个形式。这也是我和凤凰的斗争所在，凤凰要求我更多地出镜，但是你要我在镜头前说这么一段话，我是很费心费神的，对我来说劳动量太大了，支出付出太大了。所以2003年那年《文涛拍案》不做了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大家都猜是政治原因，其实不是，当时我都拍案了，拍桌子了，说我不干了，因为活得已经不像人样了。每个星期四下午我们开始录像，我会一直干到星期五下午的七八点，等节目传走。然后我周一周二还要录5集的《锵锵三人行》。
我原来演过肥皂剧，我干不下去，因为我不认可你给我的台词，我不是演员，我有时是从编剧的角度去想问题，导演也挺尊重我，后来一想这场戏也不能这么拍。现在我懂得了适应。现在比如说做《大地主刘文彩》，我别的都不管，但我会问问在我前面是什么内容，我前面那段的尾句是什么，最后一个镜头是什么，避免非常不和谐的镜头出现，假如刚才这个片子是个悲伤的氛围，主持人一上来就很高兴的样子，这个感情就不对了。主持人是在镜头前做人，塑造一个形象，有些话就不是你说的，不该说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说这样的话，这时你就得琢磨怎么把这话说得像你自己的话。
他们说我出口成章，有口才。可是我不觉得是口才，讲起这个事很难吗？作家编个事，很难，要在脑子里组织语言，但是主持人不用编啊，所以说是状态。我要说刘文彩，我就要想想我心中的刘文彩是个什么样子，这给人感觉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哗哗哗就说了，但是对于我来讲，这是心理过程，这不是口才的问题。而且主持人，口才会形成一个错觉。社会上很多教人说话的，在我看来是害人不浅，在我看来是破坏了人最真实的说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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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4）
就好比西装革履是一种美，西装革履的表面是光滑的，没有瑕疵的，那牛仔裤是不是也是一种美？牛仔裤的质感是粗糙的。不同人的语言就有不同的美，口才无高低。每个人的语言都是很美的，只是我们的审美观太低俗而已。光滑的美也是一种美，比如说配音演员、朗诵演员和新闻播音员，但是如果你认为只有这个才是美的，那就太低级了，比如说童自荣的声音，微带沙哑，也是一种美，磕巴也很有意思。每个人是不是应该相信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发现自我独有的美？如果你发现之后，你就会有自信心。
我有时在电视上也经常词不达意。你要想，你是一个主持人，不是作文老师。观众看的不是你的语言，他看的是你整个的手眼精气神，整个的感觉。《锵锵三人行》，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出词来，是很没有口才的一种表现，比如说在缅甸，日本人给他们战死的马都立了碑。“我们中国……”然后我就找不出词来了，可是因为你是真心真意的，哪怕你有点笨嘴拙舌，大家都会被你感动。所以你找不到词就找不到词，但是你的感情、你的神态，都是无言的信息。在文辞的部分不要过分做雕虫小技。如果简单用口才来形容一个主持人，那就太狭隘了，太分裂了，一个人是整体的感染力。有时候我跟记者讲，你不要去说琢磨出来一个什么问题，比如有些电视采访，要让观众看到我问的问题多么巧妙，真正的目的面前，所有的一切考虑都不重要。比如《文涛拍案》，我会让编导把我戴着耳机电话采访之类的镜头剪掉，把我提问题的声音都剪掉，重要的是让他说出你需要的东西，他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万事万物都是从心里出发呀！
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主持人，真的不是应该上学习班，锻炼演讲，反而应该锻炼一下感受力，或者培养一下做人的良心。你有了这个，就能在台上做出人的反应。《文涛拍案》，我可以不说，让矿难的家属说，她有什么口才？方言别人听都听不懂。可是什么能胜过她说？她说的是真的，什么都胜不过真的！《锵锵三人行》，它早期是独一的，我讲的都是真话，我讲我的生活体验，我讲我很小的生活圈子里的一些生活感受，甚至讲我在饭桌上听来的黄段子。但是社会在发展，真是与时俱进，我现在痛感需要创新。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进入了竞争，不进则退，光讲你那点事已经不行了。恰巧这个时候刘春出现了。
位卑未敢忘国忧
记者：刘春带给了你什么？
窦文涛：刘春让我对内地电视台有重新的认识。内地是有限制，但的确是精英荟萃啊。我说的精英不是业务上的，而是情怀。我这样的人原来见到他觉得他有点二（北京话二百五的意思），比如他会在喝完酒说“位卑未敢忘国忧”啊。你想我原来接触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一些文艺圈里的人，没见过他这种人。
过去在凤凰，我和刘春认识了两年但是从来没说过话，我们在走廊上见到，我也是低着头走。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当时就相信，我们早晚会成为好朋友。他在我们公司待了两年，后来我们终于算是相遇了。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是我原来没接触或者说不感兴趣的人。今天我的私人朋友里也没有他这样的人，真的以节目为命呀，跟我们的节目同悲同乐啊。比如说《文涛拍案》，我们找了一个选题，然后在卡拉OK的包房里，他能醉醺醺地把你拉过去，让你看网上的论坛，说“刚刚播出的节目这么多观众给你留帖，几十页啊，你看人们多么拥护你”。我都忘了他给我戴的什么大帽子了，好像是“为老百姓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我就觉得世上有这种人，这种人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家国情怀。人总是应该为弱势群体做一些事，我过去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比较像个手艺人，我比较关心我怎么把我说的这个事说得生动，这些才艺上的事。刘春，他是有慧根的，他有天赋的聪明劲儿，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不怎么样，但是他在业务上面，在节目的选题和策划方面有一种闪电一样的直觉般的一种聪明，我对他这种聪明，不是对他这个人，现在都有了一种盲目信仰。这正好我省事了，我不用考虑了。但是这种互动的过程也在改变我，一方面是观众反响收视率上得到的证实，比如他说应该为弱势群体说话，应该去关注没有人关注的人和事。
记者：他到底带给你什么改变？
窦文涛：过去我们是不说收视率这个概念的，那时候守在香港，连个网站也没有，不知道观众的反馈，也落得个无知者无畏。那时候，在电视上我讲的就是我个人，我讲的人性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讲我个人的事情，我讲我上哪儿玩去了，我讲我个人的隐私，甚至于开始讲黄段子。现在我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地引起各方的反应激荡，当时不知道，完全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因为这个，也闯出了名堂，人家说你是中国第一黄。（笑）
其实对黄段子我也没什么偏见，实在也不是我讲得好，而是我讲得早。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反应，所以初期《锵锵三人行》吸引人也是因为它的另类。首先在电视上聊天的还没有，然后还有讲男女，什么都讲。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对我的认识就是我是痞子、二流子、流氓这种人。《新周刊》讲我说的是江湖式的语言，大概讲的都是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平常朋友聊天这一类，我们就是用本色，就是把生活中的聊天尽量本色地搬上电视，于是在另类这个意义上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可是自己是很有限的，每天半个小时，已经说完了。于是这个时候我就傻眼了，或者我也没傻眼，我也无所谓，我也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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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5）
这个时候刘春就说得注意一下什么样的节目反响大。对这个我过去都不懂，我是个很自我的人。什么节目反响大？这里面有没有规律？我这个人很蒙昧啊，很蒙昧。我到了凤凰几年之后才知道做节目要了解一下观众的反应啊。一了解发现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原来你跟人民并不同心同德，我在很多问题上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是一条心。发现这一点很痛苦。你做这一行，吃这碗饭，你就得为人家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呀！然后你发现你单单说你的心不够了，因为你的心和人民的心是有距离的。比如说，我是个自然人，发生了广东兴宁矿难，120人被闷在底下，我过去是根本不关心这个。但是你要让我说我也会说，说的是我今天看到徐渭的一张画，我发现我崇拜上这个人了，这个人真是中国的凡高，这话说的是真心的。可是你这个人真叫脱离人民群众。大家会觉得出了这么多人命，你却在孤芳自赏地陶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可以，人可以这样活着，人可以有个性，但是这里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你拿了钱啊，你拿了钱又不为给你钱的人服务，你凭什么吃这碗饭呢？所以这就是对你人生工作的角色怎么理解的问题。你很推崇艺术家，但艺术家是不拿钱的，你创作你的，你去等待知音没问题，但是我们这是传媒，是社会公器啊！
我开始时对刘春有点抵触，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