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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后来做什么节目？
李平：《杨澜工作室》的制片人。《杨澜工作室》起初就杨澜我们俩搭档，很简单，那时候凤凰人特别少，我基本上要管联络，甚至摄像，双机拍摄我都充当摄像。这些我都会去做，我们这些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其实哪样都能拿得起来，因为刚开始我们从扛机器出身，当记者，自己编、自己拍、自己做，没有明确的分工。后来我把这个方式也带到了这里，甚至去机场接嘉宾的活儿也是我干，我和杨澜通常在路上就把节目的事情都商量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确实工作很紧凑，紧凑到做节目可以没有脚本，从节目的运作上，当时真是有点超常规了。
记者：这种超越常规的做法，你认为是凤凰运作节目的特点吗？
李平：凤凰一开始就把这个理念注入到了节目的每个环节。我举一个例子，像建国50年大阅兵的时候，我花了三天时间做了两个小时的《大阅兵》，10月1日刚阅兵完我们就播出了，就拍了两个半天，因为当天阅兵完毕当天下午就播了，影响特别大。因为凤凰的节目操作具有灵活性，播出时间的安排比较自由，工作完全可以超常规进行。我们拍摄的角度也是超常规的。为了进阅兵村，当时我找那个批条，半天时间必须全部办下来。9个将军签完以后，只给我们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时间，到了沙河机场以后，我同时带了3台机器，后来我就告诉辅导员，阅兵我太熟了，因为84年阅兵的时候，当时我在炮兵，我还带着机器，走路上天安门呢。因为我对阅兵村的一切细节都特熟悉，所以我们到那以后飞快地在各个地方拍摄，把给我们带队的人都甩在了一边。这样一直拍到快一点多。正好那天是八月十五，作为一个曾经做过军事记者的人，我知道八月十五拍摄部队是最容易出彩的时刻。我和窦文涛就回来拿灯，有一个干事悄悄地带着我们就进去了，进军营以后我们拍下了官兵们吃月饼、会餐到赏月的种种动人的场面。那个夜晚我们拍得太开心了，太值得了。
刚问了一个问题，杜宪脚下一歪，轰隆一声，桥已经塌了，人已经在深水里了
记者：你参与了凤凰早期的两次大型电视行动《穿越风沙线》和《寻找远去的家园》。
李平：原来我们做电视没有行动概念，只是说我设计好了，你们去拍，只要有行走的感觉就可以。后来听到院长说，这是一个电视行动。从形式上来讲，从一种原来常规的做专题片，现在我们变成行动的形式，我认为它发挥了电视直观的特点，今天去哪，明天去哪，我觉得从观众的感觉来讲，可能是很新鲜的一种，但是从内容来讲，我觉得跟正常的专题片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原来做专题片，集中几年时间去做，做完以后，集中去播，可是凤凰采取的形式不一样，今天发生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播出，这种形式能够始终牵动观众的心，今天遇到什么情况，今天穿过什么地方，自然而然观众就会关注，形式比纯粹的纪录片要更吸引观众，因为它是具有新闻时效性的，也有悬念感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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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2）
记者：电视行动，要制作出高质、快速的电视节目，保证团队的正常行进是非常重要的。
李平：电视行动确实很辛苦的，最大的难在于管理。因为管理这么多人，这么多车，你要做到人车安全，又要确保把节目做好。白天进行拍摄，晚上还要研究，明天还要补拍什么？明天拍什么地方，明天行走的路线，都要考虑好了，整个的节目内容和行动是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开。不论是管车辆，还是管大家食宿，一切都是为了编导做事儿。可是我天天讲安全安全，《寻找远去的家园》那年出的事最多。主持人杜宪掉到河里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那是在福建夏阳镇的时候，到一个村里去拍，当时我们看到当地的农民正在搭一座板凳桥，编导问杜宪敢不敢上这个桥，杜宪特别听编导的话，就晃晃悠悠走到桥上，可是刚问了一个问题，杜宪脚下一歪，轰隆一声，桥已经塌了，人已经在深水里了。后来当地修桥的农民跳下水去救她，杜宪已经爬上了一只木船。直到今天，我都一直记着这一幕，杜宪真的是一位任劳任怨的大牌主持人。
作为领队，后来我说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节目做成什么样我根本就不去管，我抓的第一位就是安全。
食物中毒，我们整个摄制组都瘫痪了
李平：我万万没想到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到达浙江目的地以后，头天晚上住在杨芙镇的芙蓉宾馆，在芙蓉山庄里面，是镇上的一个宾馆，那宾馆不错，一个星级宾馆。然后第一天出去拍摄，下午吃一顿饭，早上在宾馆吃一顿饭，下午在外面吃的饭，到了夜里三点全体人员陆续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我的摄影师在地下疼得直打滚，怎么办呢，赶紧送医院。夜里三点多钟，我们赶到了一个县医院，去了医院的急诊室，叫了半天才在二楼找到一个值班医生。诊断说是急性肠胃炎，必须赶紧输液。当时急诊室的床是木板床，也没有窗户，苍蝇嗡嗡嗡的，没办法只能躺在木板床上输液，我开车回宾馆拿被子，在路上肚子就开始感觉不舒服，回到宾馆后蹲到卫生间里就站不起来了。怎么办，我趴着敲门，我们摄制组几乎全军覆没了，怎么办？即使都这样了，我也没跟院长说，为什么？因为这一路上很多苦是必须承受的，作为一个领队我必须承受下来。
7月15日·鬼节，我告诉赵群力台长，此地不可久留
记者：《穿越风沙线》、《寻找远去的家园》中有许多经典的航拍镜头。
李平：这两部片子做得如此漂亮，与赵群力高超的航拍技术有很大的关系。他真是个传奇的人物，《邓小平》、《周恩来》中的航拍镜头，都出自赵群力之手。加盟凤凰后，他全程参加了《穿越风沙线》和《寻找远去的家园》的拍摄。他是一个嗜飞如命、向往蓝天的男子汉，“小蜜蜂”号给他带来了最大的满足感。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赵群力刚刚赶到组里，我就跟他谈这件事，说此地不可久留。他说没事，他打算航拍江南六镇，而且都给院长打好招呼了。我一再叮嘱他小心，他说好好好。就在赵群力决定明天航拍的头一天，我们去采访，看到老乡在那烧香磕头，我问了一下，我说大妈你们在干吗呢，为什么烧香磕头，什么节啊？她说你不知道啊。我说我真不知道。大妈告诉我明天是七月十五，农历七月十五鬼节。我对这个特敏感，心里一下紧张起来。回去我就对组里人讲，明天谁都不能出门，我把所有我这车上的司机的钥匙全收在了我这儿。你们在家休息。我就跟他们说明天你们千万不要去拍。老百姓告诉我是鬼节，我说我有个直觉大家不要出去拍摄，但那天万万没想到，我说起来都不敢往那边想，真的不要去想。那天赵群力很晚到组里来，他和他的太太，还有摄影助理都在一起。我们几个在吃饭的时候，我说明天咱们都不能干活，都在家里睡觉。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他没表态，他不吱声，第二天他还是去了，他很倔呀。其实那天晚上他没有休息好，据他们说都没休息好，第二天还是想拍完以后走，结果没想到……
陪赵群力去拍的是永嘉县旅游局的副局长，忽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赵群力出事了，这会儿还没回来，我咕咚一下就坐地上了，完了，彻底完了。我说你们想办法给我找，调动所有的公安、消防、医务人员给我去搜，沿着楠溪江走，往下走。当时呢，因为要给老板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打。过了一会儿，那个局长给我打电话，他说：“李平，得到消息，人已经不在了。”当时我就哭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给郭志成打了第一个电话，郭志成正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他“哎呀”了一声，立即给老板打了电话，老板随即给我打电话：“李平，我告诉你，你想尽办法得把赵群力给我找回来。”我说：“老板你放心，我现在在找。”老板说：“行，我等你信儿。”我等到所有的消息证实以后，赵群力台长确实遇难了。我才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老板，老板在电话里一声没吭，半天没说出句话来，他在电话里哭了，完了老板就说：“你等着，我一会儿就去。”
我成年以后哭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回
记者：当时的情景……
李平：事情发生以后，老板、院长，香港、台北，所有凤凰的高层都到了，一幕幕下来，所以那次，我真的哭了一天多，可以说我成年以后哭得最多的就是那一回。同时我还要应付媒体的采访，我就跟记者们说，求求各位，在事情没有搞清楚的时候，还是请诸位不要报这事，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通告，会说明情况。之后，在老板的安排下，在赵群力殉职的地方立了块石碑“赵群力殉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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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3）
从那以后，我们整个摄制组的情绪就没了。我就把车放在上海，和杜宪坐飞机到深圳参加赵群力追思会，我们俩坐那儿没别的，我们就知道哭，因为我们和赵群力在一块工作时间最长，他的航拍生涯是跟我们的电视行动相并行的，他太太蒋晓玲讲，赵群力经常说：“我和李平合作这么长时间真是最开心的，虽然也有磕磕碰碰。”
《 寻找远去的家园 》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者：两次电视行动给予你本人的影响是什么？
李平：刻骨铭心。《穿越风沙线》和《寻找远去的家园》给我留下这么多的回忆也好、伤痕也好，确实根本就不会忘记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清楚极了，太清楚了。所以说，今天我跟杜宪，包括我们摄制组这些人，一到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忆。把艰苦当成一种享受，当成一种幸福来回忆，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吧。
所以我特别记得那天在参加赵群力追悼会的时候，他的前妻坐飞机赶来，在开追悼大会之前，她对赵群力的遗像说了几句话，她说：“我没别的可说的，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蓝天，爱蓝天，最后你把这一生献给了蓝天，你放心走吧，儿子我会照顾的。”当时，我自己扛着摄像机，流着眼泪把这些全部拍下来了。我觉得赵群力特别值得我们怀念，每年七月十五，我都要带着我们摄制组的人，在朝向东南方（赵群力遇难地点的方向）的路口做祭奠。
记者：赵群力的敬业代表了凤凰人的一种精神。
李平：老板在今年春节的联谊会上，谈到了一个身患癌症去世的凤凰员工，她对前来探望她的老板说：我如果有来生，还做凤凰人。老板说这话的时候几乎哽咽，我也泪流满面，来自凤凰内部的凝聚力把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这种凝聚力确实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论在凤凰做什么，我们的付出换来的都是一种高回报的精神满足，我永远感谢凤凰。
吕宁思（1）
公元二000
口述人：吕宁思
凤凰卫视采编部总监
口述时间：2005年9月8日
口述地点：香港凤凰卫视总部
当我认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入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入流
记者：你曾提出过一个边缘人心态的概念。
吕宁思：我认为这是我个人才有的。开始我是以一种玩笑的态度提出来的。
我本身在各种主流媒体都没有待得太长，我转了很多的地方。复旦校庆100周年，我回到母校去，发现我在同学里可能不太入流，他们中大部分做了教授、学者、官员。我历史系毕业后，来读俄罗斯文学，又到香港来，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按照传统的思维要十年磨一剑，磨了三年两年就走了。
当我认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入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入流。可能恰恰由于我是边缘人，我可能比我的同学了解社会多得多，我带着一种自嘲的心理，发现我的这种存在方式恰恰能适合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适合在凤凰这种形态中做一个宽泛的观察者和分析者。
我们的很多评论员、分析员，他们的涉猎都很广，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成为很专业的人，但他们在一个很广阔的范围里，吸收很多的东西，这就是边缘人的长处。可能别人认为“边缘人”是不专业的，对我来说，换一个角度看，可能为你所从事的事业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视角。
记者：那怎么界定这个“边缘人”？
吕宁思：在新时代，没有界定专业的界限，比如说人文专业或理工科、信息科学，各个专业之间相互交叉很多，叫边缘，也可以说重叠。过去说边缘人是比较不专业的，不入主流的，现在整个社会在变化，过去认为不入流的入流了。比如说超级女声，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觉得边缘的意思是，可能是站在两个领域的中间，英语是edge，边缘的意思，这个词经常被引用为一种前卫的东西。它可能站在传统的边上了，传统的悬崖，但它不一定是深渊，而可能是一种升华。
边缘这个概念过去是个贬义词，我拿它来自嘲，但后来发现它未必就是贬义的。
记者：凤凰新闻的视角，既和传统承接，又融合了新锐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一直带着您所谓的“边缘”色彩？
吕宁思：我觉得这10年来凤凰的状态是比较适合中国的新闻环境的。但我一直在想，我们下个十年定位是什么。
1996的环境和2006年是不一样的。1996年，中国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可能需要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既了解过去，又了解现在，可能还想象一下未来。但是这个过渡转化完了以后，是否还需要这样的人就很难说。我们这样的人在当时是恰逢其时，但再过5年，可能做电视的人都换了一批，可能那时候都换成了互动电视，可能都成了拿手机看电视了。那时候电视的元素需要什么，现在谁都不知道，但你要适合那样的环境。也可能在那样的环境里你一定要是专业的才好，边缘人就不行。可能那时候边缘人的概念就没有了，可能是世界人了，或者是三维人了，都有可能。
做记者要意识到人的神经末梢追求的东西
记者：现场报道又如何向深度拓展，在现场记者如何作为？
吕宁思：像别斯兰这样的事件，应该把现场看到的东西如实报告给观众，同时要看得深一些，因为你在现场，而别人没在。我报道的内容直觉的东西比较多。到了那个环境里可能突然我就能想到很多东西。我认为我想到的东西会感染观众，就会拿出来说一说。我通常没有任何准备或计划要讲什么东西，可是当我一进入状态的时候我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谈。
我到了别斯兰，就想到别斯兰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非常富饶的地区。我学过高加索的历史和文学。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这些人，全在那边住过。你不仅仅是报道现实问题，通过这些人，你就可以联想到它的历史，比如人杰地灵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联想的；然后你可以看它的方位，种族，有十多个种族在这里混杂，这里是欧亚大陆板块相接的点。那里的人很漂亮，黑头发的人，黄头发的人，亚洲人，蒙古人，朝鲜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从这些人种你就能了解它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