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漂亮，黑头发的人，黄头发的人，亚洲人，蒙古人，朝鲜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从这些人种你就能了解它的历史变迁；这里的石油资源很丰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分裂主义者特别受到国外势力的支持；民族信仰的不同，有基督徒、穆斯林、还有佛教，中亚这里充满了故事。
作为新闻记者，能了解这些东西对做新闻评论非常有帮助，哪怕讲个故事都会比别人好听。新闻本身是很大众化的东西，很平面的东西，如果你能加进去这些东西，你就能使大众化的东西很吸引人。
我在十几年前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时看不懂，可是到了某个时候突然就搞懂了。其实我们考虑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变了。你传达给人们的信息归根到底就是要触动人们的神经，就是人们要知道为什么你要给他们这些信息。所有的联想最后的根基都是一个，你看的新闻跟别人看的新闻为什么不一样。有的看财经，有的看文化，有的看选美，所有的都是人的本性和神经末梢追求的东西，只是有的人他意识不到。所以我们新闻记者就要意识到人们需要我们告诉他们什么。
吕宁思（2）
记者：可以说在现场说新闻的时候，一部分代表媒体人，一部分代表你自己，一部分代表受众吗？
吕宁思：可以这样说。在别斯兰事件中，你们会发现我在报道中很少说我认为，我会说他怎么说，这本书怎么说，或者我看到一个消息来源是怎么说的。包括我找到一个小孩子的算术本，我只是给观众提了一个问题，通过这个算术本你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吗？我没有说这个孩子一定已经死了，我们可以设想他的母亲多么多么的痛苦，这种话不用说的。
当然作为评论员可能是需要说的，但是作为记者，提问是更重要的。
记者：评这个环节，你觉得在现场占多大比例，什么情况下有必要评，什么时候不需要评？
吕宁思：记者和评论员不一样就在于记者尽量不要去评背后看不到的东西，你可以把现场看到的东西尽量传达给观众，但尽量不要说这个背后其实它是什么什么。如果一定要说，你可以让别人说，或者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据说有什么，谁谁说什么的。
在阿富汗战争中，我在巴基斯坦对美军进驻阿富汗的方向全都估计对了，但我没有一句话说是我认为怎样的，我都是引用的报纸，或者别人说的话，我认为这是记者说的话，这是记者应该做的。这是记者的分工决定的。
记者应该是把所有的现象尽可能地告诉观众，甚至可以给观众些提示，必要的话可以请评论员说。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具有分析员的功力，但是当我作为记者那就是不同的角色。如果卢宇光问我，那我就是被采访对象，那就不一样。
记者做现场报道要尽可能说公道话
记者：优秀的记者在现场应该怎样报道新闻？
吕宁思：首先记者要有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这些可能不是他的本性，但记者必须有一种适合身份的表达方式。就像萨特曾经讲到一个例子，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他以笔直的站立，热情的笑容来证明他作为服务员的存在，这不是他本人，但如果他不这样做客人就不会接受。记者也是这样。第二，必须尽可能地说公道话，尽可能地以人的方式去体验别人需要你说什么。一方面你是传达信息的人，另一方面你又是有感情的人，你必须想象看你听你说话的人能不能体会你想说的东西。作为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公道，实事求是地说话。你既要使我感动，使我还想继续听下去，同时还要避免让我觉得你是在说别人坏话，表达自己的偏见。我认为就是两点要素，一是要触动人，引起人的共鸣，另外就是不能有偏见。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是记者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的东西，其他的都是技巧。
记者：还有什么需要注意？
吕宁思：语言的准确性很重要。语言能力一方面是获得新闻的能力，另一方面是表达新闻的能力。比如我经常要拿到官方所有的文件或者权威的文件才能确认一个新闻，还有的东西我一听就知道有问题。我曾经纠正过一些人在概念上、数字上的错误，比如说认可、否定、赞同，这些词的分寸感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喜欢拿到原文，比如说白宫的讲话稿，比如说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会一句一句地揣摩它，这种很要害的东西，必须经过核对。有的可能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事情。比如说卢宇光的俄语很好，但他的地理和汉语就有问题。比如就出现过像把白令海峡说成白拉海峡的事情，他完全按音译，就差了两大洲了。我对语言的要求是，概念是不能错的，是不能按音译来的，不知道怎样译就要查字典。千万不能传达错误的信息。一个好的记者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还有，往往有些人说对某类事情不感兴趣，就不看。可是你不看你还做什么新闻呢？你去做考古，你可以什么都不看，可是你做新闻你就什么都要看，这没有办法。新闻人一定要对相交的界面都有了解。新闻有时候是很累的，那些相交的领域实在是太多了。你不必像专家一样去很深入，但你一定要知道一点。因为新闻是大众传媒。
当然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比如我认为记者不应讲太多道理，而应该是提更多的问题，通过问问题吸引人的注意力。
第一步你冲上去了，第二步你说出来了，第三步，你的眼光，穿透力，思维就要胜别人一筹
记者：凤凰的记者，从闾丘露薇到卢宇光再到您，是凤凰现场新闻报道一步步深化的过程。
吕宁思：从闾丘到卢宇光再到我，当然不要把我放到最高一级上，这恰恰是凤凰不断深化的过程，而最后凤凰的新闻肯定是需要深化的，由简单转化成专业水准。
闾丘在巴格达战场的亮相，卢宇光在别斯兰发出的声音，几乎成为了十年来凤凰的缩影和象征。开始你只要凭着勇气打上去就完了，敢说就完了，而当别人也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想我怎么占领这个地方，巩固这个地方，要说得比别人好，我们第一步是要站在一个位置上，你到了现场，比如巴格达，你冲到了第一线，身后是弥漫的硝烟，你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你已经给人们一个信号，一个记者已经站到了他应有的位置上。到了卢宇光，他必须说出来我为什么到那，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遭遇了什么。这已经又进了一步。第三个就是需要专业化。可能你的形式随时都会被人模仿，但你的内涵是没有人模仿得了的。
吕宁思（3）
我认为，当你第一个冲上舞台需要的是勇气、信念，你只要站上去就是胜利者了，大家只看你一个人；如果同时两个人站到上面了，你想比别人表现得好一点，你就要做点什么；如果三个人、四个人，所有的人都站到上面，就变成媒体竞争了，你就要表现你存在的意义。
第一步你冲上去了，第二步你说出来了，第三步，你的眼光，穿透力，思维就要胜别人一筹。这是最后的较量。这种较量正在出现或者马上就会出现。
从闾丘到卢宇光再往上走，应该是激情加专业。大众媒体的专业要求是要尽量博览群书。我特别主张评论员参与记者的行动。比如上次让杨锦麟去报道广东矿难，他切入的角度不一样，他审视的角度，人文的角度就不一样，他忧国忧民的角度都不一样。因为他到这个年纪了，他可以联想到无数个矿难，那么他说话的话语深度就不一样了。他还有阅历，做新闻这一行经验很重要。我非常相信经验主义，我不相信先验主义。
记者：这也是凤凰今后做资讯的方向吗？
吕宁思：我认为是。我们的记者在外面，越来越多的需要充电。刚出来的时候人们对你的要求不高，现在由于你的名声大了，需要承载的希望就多了，必须能够从更深的程度满足受众对你的要求。
其实凤凰的名声是敢说敢言，有话语权，既然你有这个话语权，你就要好好使用，给人们一个正确的信息。我们有时候的问题不是出现在观点上，而是出现在概念上，是专业领域的。我认为记者既要有往前冲的小兵的素质，又要有学者的积累。记者一定不能让观众挑出错误来。
我还是坚持认为凤凰要向专业的方向发展，这种专业是很广的专业，就是“边缘”化的专业。比如说pk，我是去年才知道。我儿子在澳洲读大学，我给他打电话问他知道不知道，他说他三年前就知道了。
凤凰卫视已经起飞了，已经超出了原来意料的高度
记者：谈谈您眼中的凤凰卫视。
吕宁思：十年来凤凰卫视已经起飞了，已经超出了原来意料的高度了。还需要飞得更高，需要有一个更好的支撑点。凤凰已经快变成一个媒体kingdom（王国）了，这个王国就要有它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记者：您的作用？
答：我作为架构中的一个环节，我起着一个环节的作用。就像一个齿轮，从上面传到下面。我就是一个小齿轮。我把凤凰比作一个机器，在过去的十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齿轮，在未来的十年可能这个机器需要扩展，但还是需要小齿轮的。
记者：你怎样解释凤凰的“主流”和“边缘”？
吕宁思：在凤凰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过多要求客观条件。中国也有一个不断进入主流的过程，中国真正的和国际接轨，还在进行中，不但在经济上，还要在文化上，还要在人文思维上，中国融入世界，凤凰可能会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还可能起一个推动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凤凰已经在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族群中起到了主流的作用，但我理解要成为主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成为一个在全世界享有声誉的媒体。我觉得英文的媒体势力确实比我们强大。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比我们先进。他们讲的东西容量比我们大。我们凤凰已经做得不错了，但很多事情还需要努力。
我们下一步怎样进一步融入世界媒体的主流，要看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的进程有多快。另外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必须有一个专业的水平才能融入主流。我想要成为主流，必须按照国际大媒体一样的思维方式进行运作。我们要进入权威的主流，某种程度上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地位，但还不够，下一步就是看你能不能建立信息的权威性和作为新闻媒体立足点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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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1）
公元二000
口述人：曾子墨
凤凰卫视主持人
口述时间：2005年12月19日
口述地点：北京国贸商城星巴克咖啡
“你以后不要总是背PRADA和LV的包了，也背背我们凤凰的包吧。”
记者：外界传言说您是因为在飞机上偶遇了老板，在与老板的聊天中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所以才进入了凤凰，是这样吗？
曾子墨：我进凤凰，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夸张。当时是2000年6月份，我刚从投资银行辞职，当时我对自己将来要去哪里并没有特别清楚的规划，也并没有说一定想进凤凰，就是之前的工作做得太累了，特别辛苦，就休息了一段时间。
当时正遇到凤凰上市，他们要找一个人跟投资者打交道和做一些业务发展方向的工作。我当时在北京，打电话打到我们家，跟我说了这个意思，我觉得做这样一份工作也可以，就在回香港的时候见了老板。
以前凤凰上市的时候，我们公司想做这个项目，所以我找了他们的电话，由此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去办公室见到了老板，就谈这些事情。我告诉他，如果让我做这个工作也可以，但是做这个工作，跟我原来的工作差异不是特别大，我原来是做投资银行，现在只是转换到了客户这边。因为行有行规，所以如果要我做这个工作，我对薪水各方面的要求会比较高，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在我看来，必须要跟行业里面的水准相符。但是当时我处在的状态是，我确实不太想做跟金融有关的事情了，觉得做了四年多有点累了，疲了，不想碰它了。我记得我当时对老板说，如果有其他更有意思的工作，我可以降低我的标准。那时候资讯台正好要开播，我们老板就说那你就来试试镜吧。我记得老板在安排我做什么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说：“你做记者也不行啊，你连剪辑机都不会用，还是做主持吧。”
那次和老板见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当时还送了我一个包，是凤凰之前搞活动做的纪念品，上面印着凤凰的LOGO，是那种斜挎在身上的背包，很好看。我记得老板跟我说，你以后不要总是背PRADA和LV的包了，也背背我们凤凰的包吧。那时候我不是凤凰的人，我最早见到老板的时候并不是他的员工，所以直到现在我对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亲切感，而不是敬畏感。他那天送我的那个包，现在我还留着，他不是像有的企业的老板、CEO，各方面比较严肃，天天很忙碌，他有心情开玩笑，说别再背PRADA和LV了，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他好像对年轻女孩的心理知道得很多，不过现在想来那也不奇怪，凤凰那么多女主持人，他自己还有双胞胎女儿，老板的这种善解人意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呵呵。
后来老板就在办公室里把院长叫进来了，对他说这是曾子墨，让他安排我试镜，我记得院长当时还对我说：“让我们化妆师给你包装包装吧。”于是我就去试了两次镜，然后我就开始到凤凰了。
我觉得化妆品跟毒品一样
记者：到凤凰之前你从来没有做过电视，当时你感觉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与做金融的差别大吗？
曾子墨：挺大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难接受的。我刚开始到凤凰的时候，最难受的就是每次化特别浓的妆。现在不做演播室了，做外景，稍微好一点，那时候在演播室妆化得特别难受，刚开始皮肤会过敏。小莉就对我说：“当你的皮肤坏得不能再坏的时候，就不过敏了。”后来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化妆品跟毒品一样。其他的倒也没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心态还行，反正大家都知道我没做过，谁也不会对我有特别高的要求，我也就觉得无所谓。
记者：刚开始做电视主持人的时候遇到过挫折吗？
曾子墨：不算太大的挫折，但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不像现在有经验。像我2003年刚刚第一次做张海的时候就是那样，那时候我还在做《财经点对点》，第一次见张海是因为采访。当时刚刚有传言说他是藏传佛教的大师等等，我就直接问了他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做这个采访，我一定把这个问题留在最后问，而不在采访的中间问。当时我自己脑子里面想好了我这个节目应该怎么做，第一部分谈什么，第二部分谈什么，第三部分谈什么，我就按这个顺序来问了。可是我问到这儿的时候张海就开始回避，我追问，他还回避，我接着再问的时候他就急了，站起来要走了，节目几乎进行不下去。
后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2005年年初，健力宝刚刚出事的时候，我又去采访他，再谈这些问题，他今天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也回避，也打游击战，但是多少会说，不会站起来就走了。我也问他：“为什么两年前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却勇于出来回答了呢？”他也挺神的，说：“因为你们的节目两年前叫《财经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