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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财经点对点 》到《 社会能见度 》
曾子墨（2）
记者：你在凤凰做过些什么节目？
曾子墨：一开始做的是财经的，一直在做财经，直到2005年彻底一点财经没有做了。刚开始做的是资讯台股市的节目，还有演播室里面的谈话节目，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财经。2003年我做了《财经点对点》，一直做到2005年做《世纪大讲堂》和《社会能见度》，现在主要还是以《社会能见度》为主。
记者：很多人都说凤凰做财经节目没有优势，你怎么看？
曾子墨：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财经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做就想做一个大中华区的概念，香港、台湾、大陆四个股市连在一起做，但是很少有那么多观众同时关注所有的这些股市，所以凤凰财经做大中华的概念其实并不是特别有优势。后来找了一种惟一的优势，就是用海外投资的眼光看国内的股市，但是做这样的节目成本和回报不太成比例，节目本身特别贵，因为老做连线、卫星什么的，所以后来这个节目就停了。后来又做《财经点对点》，当我们想做一些焦点事件、焦点人物、焦点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联系采访人特别难。
当到达一个瓶颈的时候，《财经点对点》开始转型，转到很多政治财经或者是社会财经方面的问题上，做更广阔的领域。从2004年开始，那时候我们尝试做了###，艾滋病，还有四川的肖安林，包括我们去安徽做的矽肺村的调查，就是说那个村子里面很多人去海南矽矿打工，因为粉尘污染得了肺病，那个村子里劳力快死光了，即使没死也是马上病危。艾滋病也做了好几集，做了很多类似这种调查。后来发现其实观众反映也挺好的，就我们自己来说，我自己也觉得特别有兴趣，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因为以前看到的一些专业领域的财经问题和这个事截然不同，它带给我一种特别大的新鲜感，让我了解到中国很多方方面面不同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东西。因为这些节目你可以走到很多地方，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说它让我了解到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真正的中国人在怎么生活。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干脆把名字改叫《社会能见度》，关注更广阔的领域，做调查类的节目，而不是只做财经。
记者：像这种调查类的节目现在国内有很多，你觉得你的《社会能见度》和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曾子墨：我觉得我们的视角不一样，我先不说平面媒体，就只说电视媒体，确实国内有很多那种曝光类的节目，但是他们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平等的视角，另外带着一些中立，或者是海外的。
记者：这应该是凤凰这个国际媒体的最大特色，同时这也和你本身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关吧？
曾子墨：是的。我在美国上了四年大学，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会从更国际化、更超脱的角度来看。如果非商业电视台是从国家的媒体的监督的角度来做的话，那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种舆论监督，或者是揭露什么问题，或者是曝光什么问题，这个不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我们想做的，要么是一个社会的调查，以一个调查者的眼光看一些事情，要么就是找一个转型社会当中的特例，虽然是特例，但是一定代表着普遍的现象。我是觉得，我们不想做什么监督，或者纯粹的因为想曝光而曝光。我们想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典型的事情，或者是典型的现象，它反映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但是其实怎么解决那也不是我们一个节目所能够承担的东西，对于身边的这些事情，我们愿意把它展现出来给大家看，仅仅是呈现就够了。
我是一个记者，不是主持人
记者：虽然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你们的节目也难免会触及某些人不愿意被揭露的内容，当你在采访中遭遇阻挠甚至是危险的时候，你害怕吗？
曾子墨：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危险。
记者：当艾滋病村的病人冲上来抓你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危险吗？
曾子墨：哦，那次，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我和摄像樊庆生，还有一个志愿者陪着我们，在艾滋病村采访，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当地的一些人就来干涉了，他们带来了一个不明情况的艾滋病人，那个艾滋病人上来就动手了，抓住我们的志愿者，推推搡搡的，想赶我们走。其实这个时候按理来说我应该上去劝阻一下的，因为志愿者都挺不容易。但是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告诉摄像开机拍，但是不能明目张胆地扛着拍，只能假装把机器提在手上拍，所以在电视里播出来的打架的场面就是从很低的角度向上拍的。我觉得我挺对不起我们摄像的，如果当时被人发现了的话，他会受到攻击的，但是当时我好像没想到那么多。拍了两三分钟，我觉得够了，我就上去劝架了。回来剪片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的编导对我说，我上去劝架的时候，用了一个特别娇滴滴的声音，我说：“大叔您别打了，您休息一下，消消气。”在做片子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声音剪掉了，但是当时听起来感觉特别好玩，因为那是在那样一种场景之下。我记得我劝架的时候，那个人很凶地回头，冲着我大叫，喊着说：“你躲远点，你再来就打断你们的腿。”可是我当时也不觉得害怕，我就觉得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曾子墨（3）
记者：他是艾滋病人，被他抓破的话就会感染艾滋病，你真的不怕吗？
曾子墨：毕竟中国还是一个法制社会，而且我觉得这种时候女孩会比男孩有优势，再怎么样的人，都会对女孩好一点点。
在艾滋病村那次，后来他们把我们的架子拿走了，但是机器还在我们身上，最后我劝了半天，终于把那个病人劝开了。就像你问我的，当时害不害怕，我当时没害怕，我当时就觉得志愿者是陪我们来的，不能因为我们受伤或者怎么了。我记得那天特别热，到处都是土，没有树，我们三个人走了好远的路才走出那个村子，坐了一个农村的小蹦蹦车，走得特别慢，花了好多钱，才给我们带出那个村子。
说到我们做片子的苦，我特别想要感谢我的摄像樊庆生，他跟我合作了两年半，我的所有片子几乎都是他拍的，我觉得他可能是凤凰最苦的摄像之一，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题材是在相当艰苦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从不抱怨什么。有一次在重庆郊区，需要开三个小时的车，爬一个小时的山，他不能爬山，不像我，因为我老运动，但他毫无怨言和我们一起爬山。还有我们的编导也很不容易，有的编导一看就像刚毕业的女生，很文静的，但是做片子的时候特别能吃苦。
记者：你怎样看待凤凰卫视的话语空间？你感觉到这种空间的存在了吗？
曾子墨：凤凰有空间，但是这些空间要看你如何把握，而且我是希望我的节目不仅仅立足于这个空间，还要能有别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仅仅立足于一个空间的话，这个空间不是你能决定的，一旦这个空间没有了，你的节目怎么办？或者说一旦没有了这个空间，你就存活不下去了。我反而更多地希望节目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烙印，比如说一些更加凤凰的特色，比如说当我跟晓楠相比，她是更突出人性的东西，而我的节目更强调理性。我们的选题跟国内的一些电视台撞过车，在做《财经点对点》的时候，我们关注过四川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在德阳因为被冤枉而判了刑，现在出来了，但是被没收了资产。当时国内的媒体也去了，他们的资源比我们丰富得多，他们进监狱去采访当事人，是拿着正式的公文去的，而我们是偷着跑进去的。我们进监狱没有公文，就说自己是当事人的家属，拿着家属的证件混进去。那天我没有化妆，穿得非常朴素，我们摄像穿了特别大的外衣，里面夹着小DV进去，利用探视的时间采访。所以我们和国内的媒体处境完全不一样，他们做得其实特别好，因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他们采访到了所有的相关人员，我们只采访到一个证人，文化局的局长和当事人的姐姐。
记者：那在这样前期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出自己的特色呢？
曾子墨：因为不能像别人那样拍得很全面，所以回来编导在编辑的时候就更突出别的东西，除了讲这个事件本身，还突出当事人的个性。他说了一些很有特色的语言，比如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探视时间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两分钟，他主动要求对着镜头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叫《带刺的玫瑰》，我们就把这首诗原原本本地播了出来。播这首诗之前，还打了一排字幕，说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朗诵了一首诗。这样能让人感觉到节目中人性化的东西，个性化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空间可能是一方面，但更多的也许是不同的视角，也许这是凤凰的独特之处。我觉得如果说凤凰一直以来跟其他电视媒体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凤凰有时候更人性化，或者是说在一些哪怕是特别理性的思考的节目当中，也能夹杂一些感性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有一种特别平等的视角，用平等的对话来讨论任何问题。我们没有舆论监督，也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我们就是媒体，就是采访者，无论你是官员也好，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平民百姓也好，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的。
记者：每期节目都亲自参与，有时候还要遭遇到很多阻挠，你觉得这种辛苦值得吗？
曾子墨：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苦啊。要说苦的话，我觉得晓楠比我苦多了。其实我们俩出差的状况比较像，就是说持续的要出差，而且出差常常是到一些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会有至少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拍的时候，而她好像每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而且她偏远的程度比我远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她真是挺不容易的，坚持了这么多年。有时候我们会通电话，聊聊比如说从节目的选题到工作的状态等等，就会很有共同语言。
记者：很多人喜欢把你和晓楠作比较，你们各自的节目选题上也都是比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你觉得你和她的个性分别在哪里？
曾子墨：因为晓楠是做《冷暖人生》，所以她是人性化的，而我们可能更偏重理性的东西，我们会讲一些故事，或者是说这个事件当中的主人翁，或者是主角有一些人性的东西我们也会展现，但是更多的话我们是想带给大家一些理性的思考，呈现之后大家思考，我不会替你思考，但是我会偏重理性的问题，理性的东西多一些。
记者：当你来到采访现场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份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主持人？
曾子墨：当然是记者，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是一个调查者，因为我做的是调查类的节目。但我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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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4）
记者：选择做《社会能见度》这样的节目后，可能会比别的人更容易看到社会一些不如意、不公平的方面，您现在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的？
曾子墨：我觉得现在我会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以前我可能就觉得中国社会其实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大家生活得越来越好，不能说无忧无虑，至少丰衣足食等等。后来意识到，中国13亿人口，绝大部分不是那样生活的。有不公平也好，各种事情也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做到绝对公平，中国至少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今天至少这些不公平可以被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把它展示出来，在屏幕上给大家看，这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只要看着它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步一步朝前走，你就会觉得有希望。
今天不好，或者曾经有过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可怕，如果是说你一直持续了这种状态，那就很可怕了。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比起一两年前来在进步，就很好了。现在这么多矿难，隔一个星期就有一个大的矿难，我觉得矿难非常可怕，非常悲哀，但是现在通过媒体告诉大家矿难在发生，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度在解决，你就会觉得是有希望的，让大家知道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社会能见度》能够存在，做了一年了，还让它继续存在在这个屏幕上，既是来源于我们老板的宽容和理解，同时更多的是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宽容、理解和进步，能让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一种进步。
至于对我来说，今天会更有心情去感激生活当中拥有的一切，尤其是去了一些地方看了一些人的生活，对比之后更加有感激之情，过去我可能不会这么感觉，想都不会想。今天我觉得其实人可能是有命的，比如说我当时去了艾滋病村，我就想说，如果你出生在河南的某一个农村里面，无论后天怎么努力，无论天资多么聪明，％其实是根本没有机会的。也许你在5岁的时候，因为父母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你在无形之中也感染了艾滋病，而早期的时候，不像现在，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那你的一生也就此注定了。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觉得真的命运之中有一种安排。所以今天当你拥有了这种幸运的时候，首先应该特别感激，其次应该尽可能地在身边，至少在你的节目走过的地方，看到能帮的人，就尽量帮一把。我觉得上帝并不是能够救助每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了，你在身边见到的，能做的就做一点，就是这种心情。
记者：你会期待你的节目播出以后，为你的拍摄对象带来什么现实的帮助吗？
曾子墨：我刚才说的是从我个人的角度给予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们的生活有一点小小的改变。至于节目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不会有。有多大有多小，我觉得可能因节目而异，我不指望一个节目对一个人的生活有多大改变，也不指望一个节目对某一个领域的问题有多大的改变，毕竟像孙志刚这样，因为他一个人而改变了中国整个收容的政策，这是很少见的事情。我还是首先把它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思考它，就过了。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想改变，那个真的不可能。我觉得很难依靠一个节目，依靠一个栏目，依靠一期节目，太难了。
记者：有人说过，做类似《社会能见度》这种社会题材的节目，如果记者没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做不好的，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吗？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担负着某种使命？
曾子墨：我觉得人可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正义感，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并不会以它为使命，作为我生活的全部。我有时候挺佩服艾滋病的志愿者，他不求物质生活，也不要钱，也不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