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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次山（3）
记者：这种观察力怎样形成？
阮次山：不仅需要学识的积累，而且要用心做事。传播心理学有个原理：一个人如果自己在自己眼睛前面设一个屏障，他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做华语CNN不是凤凰的终极目标
记者：关于阮先生的“爱国”在国内媒体上曾经起过争论，现在这种争论的声音已经渐渐消失了。
阮次山：这是一个大国走向成熟的表现。我在美国社会生活了很久，我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我不但跟他们平起平坐，我还要超越他们。92年我跟###见面，谈了四个小时，他就说，阮先生，你不能光听我讲，你对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建议？我就说，我的孩子住在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的社会，生长这么多年，但是我感觉到那个地方教出来的孩子都很有爱国心，我的孩子每天早上第一堂课就是向国旗效忠，美国任何体育大赛一定唱国歌。相反中国这个地方我问孩子，你懂不懂？不懂。见到唱国歌应该怎么做？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在大学里常说，爱国教育是如何重要，我还有个体会，跟一个大学生谈爱国，他会说老土，以为你是从文革的角落里跑出来的。我们现在知道爱国不是肉麻，所以这两年我把这个概念传出去大家已经接受了，这是好事，这两年我提倡大国民教育，责任，荣誉，关怀，孝顺，猛一听是口号，其实这是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重视的事情，我希望通过我的节目张扬中国人的自信和骄傲，使大家都有一个宽容的心，广阔的视野，有一种现代人应有的胸怀。
记者：凤凰的腾飞也是与中国的进步同步的。
阮次山：凤凰除了自己的努力，它碰到的时机是很好的时机，这个时机随着国家意识形态越来越开放，凤凰卫视在观众群中也有了很好的口碑，但也面临挑战，大家都开放了，凤凰该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凤凰总是会碰到竞争对手的挑战，必须要看到这种挑战。凤凰做的不仅是要跟国际接轨，而是要再过一个十年，超越国际的水平，我们说要做华语的CNN，我们的观众数量早就超过CNN了，我们要做的不是国际水平，是要超越一般的国际水平，这就是凤凰对自己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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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1）
公元二00二
口述人：杨锦麟
凤凰卫视评论员
口述时间：2005年9月19日
口述地点：香港凤凰卫视总部
我当时在茅山，一个老道给我算了一下，说这次回去有一个机会来找你，这份工作对你的一生很重要。
杨锦麟：我在香港其他很多媒介都做过，主要是写稿子，95年介入电视，之前偶尔做一些电视节目的客串嘉宾。那时凤凰卫视刚开播，与凤凰第一次接触是接受刚入行的闾丘露薇采访。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曾打算由曹景行，窦文涛和我三人对谈，可能三个男人太闷了，后来就没做成，这是初步的一个尝试吧。2000年开始做《时事开讲》的嘉宾，慢慢就有点知名度了，一段时间谣传说我的表达方式太直率了，有关方面要封杀。那时我想老曹（《时事开讲》主持人曹景行）50多岁了找个活不容易，这是朴素的革命感情，不能害他下岗，后来他们请我，我就拒绝上这个节目。呵呵，后来他们找过我几次，我推辞说没空，我也要摆点小架子，不能随叫随到，后来重新接上，新开张的凤凰资讯台筹划创办一个京港台《三剑客》的栏目，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出面邀请我，与北京的陈小川、台北的石齐平先生共同主持。节目要求主持人必须身着唐装，当时台里给了我800元置装费，我就请人订做了五套，《三剑客》节目做了不到四集，却再没有接到我继续主持节目的通知。2002年时任资讯台副台长的程鹤麟在香港回归五周年时候，请我撰写了一部纪录片《心路》，我在凤凰当时仍然只是“客串”。2002年11月，老板刘长乐的一个“读报”的创意使我真正与凤凰结缘。当时接到程鹤麟的电话，他说钟老师找我，我当时在茅山，一老道给我算了一下，说这次机会来找你了，这份工作对你的一生很重要。果然回到凤凰，筹备不到一个月，《有报天天读》就开张了。
我是凤凰的客人，但却没有做客的心态
记者：在凤凰工作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杨锦麟：凤凰让你很难拒绝。普通人不能相信一个普通公司的职员，一天的工作量会如此繁重，我一天最多的时候做过5档节目。准备《有报天天读》，我到办公室就进入了报纸的海洋，很累，但我乐此不疲，这不是一个个案，在这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可能是凤凰人的“通病”。凤凰的条件其实是很一般的，谈不上好，谈不上最差，三台机子一个人，这在大陆是很难想象的，但在这里我自己找到一个增值的机会，通过跟这个平台的连接，我还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事，这个我很满意。另外一点凤凰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宽松，每天的编辑完全我个人支配，24分钟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到今天为止，没有人暗示或者明示说你应该怎么样。当然作为公司的一员，这个平台不是你个人所有，是几百人所有的，如果只是满足个性的张扬，不兼顾信号落地的国家地区政治上敏感的东西是不行的，需要拿捏和把握。
记者：《有报天天读》栏目组有几个人？
杨锦麟：我听说有的媒体一个读报节目有36个人的编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只有两个人，目前为止，3/4的报纸都是我自己挑选，我希望配一个助手，公司常常派新手来我这里，一段时间又抽走，我希望公司不要把我这里变成轮训新人的地方，呵呵。
记者：人这么少吗？那您的工作一定很辛苦。
杨锦麟：原来有个主编，干了一年半不干了，读神学博士去了。他跟我说工作太累，假期太少，他要把他一年一半的休息时间到山区去传教，他是个执行力很强的香港人，平时非常敬业，但他的选择我是理解的。凤凰很奇怪，来自各地的华人带进了不同的文化，正是这些繁星点点汇总成了凤凰的企业文化。我的工作确实很有压力，但这是我应该做好的，因为按照我与凤凰的合约，我打一份工拿一份薪水，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不是凤凰的股东不是管理层，我是雇员，我不是凤凰的主人，我是它的参与者，我是它的客人，但却没有做客的心态，做客没有做得这么累的，究其原因是在契约的名义下，其实凤凰满足我的是超越了物质层面上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理想，我生性爱打抱不平，我的理想是让更多人活得更好，我是想帮人的一个人，《有报天天读》成全了我，我起码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多发布一些有益的信息给别人。但经常帮不了，要插播广告。（笑）
我每天读什么报？怎样读？没有人来跟我研究
记者：您选择信息的标尺是什么？
杨锦麟：这个节目有很多个性的东西，面对同样的信息，每个人的挑选都会不一样，我就挑我觉得重要的，但是人家喜欢我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根据我对新闻的解读，我当天的新闻这么排，我主观的挑选没有受到任何干预就传播出去了。我每天读什么报？怎样读？没有人来跟我研究。只有我和助手两个人，我每天自己去复印自己读的报纸，复印完让他具体编排处理，编辑整理之后我要不断地看，只有我自己才能知道怎么解读。没有稿，没有提词器，所以点题那个字有的时候是边读边讲出来的。这是新闻事件的解读，不一定很英明很高端，但是提供给人家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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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2）
记者：那你仰仗的是自己的阅历？
杨锦麟：凤凰的节目首先是快餐制，不容思索，不由分说。如果遇到一下子判断不出来的，我会有保留，可惜我没有时间去沉淀。这不是一个思想性很强的节目，这是一个资讯性的节目。我靠的虽是阅历，但每天还在不断学习，天天看报纸，不断提炼和抽象，而且我坚持撰写专栏文章，每周保持七千字的文字量，对知识进行及时的吸取、归纳和总结。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新闻从业人员
记者：你一直提到“契约”一词？
杨锦麟：不同的价值体系有不同的境界。凤凰散发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责任，但凤凰作为商业媒体立足香港，又遵守了“合约精神是基本点”的商业规则，将激情和契约融合在一起。我到任何一个媒介工作都会签约，但是我没有归宿感，打工嘛。但凤凰让我有这种感觉，它是宣泄的管道，给予了我表达言论的机会，我满足了，要求不高。我又不是李嘉诚，挣那么多钱干吗？我喜欢这里，生活在“信息”的大气场里，我过去的同行，都羡慕死我了。
记者：做电视读报人使您成为明星。
杨锦麟：我到目前为止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明星，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新闻从业人员。这不是矫情，没必要矫情，50几岁的人了，该得的都得到了，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平常心看待拥有的一切。有的时候凤凰的大场面，我跟大家站在一起。事后有人说，你是个腕，干吗站在那个旮旯角上，我不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虚的，实的是什么？是自己从里面学到什么，内涵积淀才是真的，那才是真正的自己。但说实话，做电视读报人让我领略到了“电视”这个强势媒体的威力，我写了半辈子文章，只有专业领域的人知道我的文章，知道我是谁，但是电视不一样，受众面太广，在我收到的热心观众来信中，写信者最小的是9岁孩子，最老的是80多岁的老叟。没想到凤凰读报节目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所到之处很受欢迎，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公共知识分子”与“民间知识分子”的称呼中，我更喜欢前者
记者：您曾被评为“公共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杨锦麟：公共知识分子，我很喜欢这个。《南方人物周刊》去年评的，坦白讲这不是我个人的造化，这是凤凰的造化，我怎么有本事和金庸并驾齐驱呢？我不是过分谦卑，但是香港只评了3个人，我想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但我蛮喜欢这个称号。我认为凤凰更多是公共，而不是民间，民间是我这个专栏作家的。这个平台不是我个人的，但是专栏是我个体的，我可以肆意驰骋，没有人约束我，我说谁好谁坏都行，但这里不行，我有合约。实际上，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载体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是不能实现的。比如他的住房，他的职称，他的追求进步，他如果没有这个体制，他很难独立存活，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的机会越来越大，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或者从前读了一些书的人来讲，能找到一个平台，抒发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是可遇不可求。别人不敢说，我来香港谋生快20年，经历很多，从事的平面媒介很多，我以一个很朴素的下意识的感觉来讲，我很少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我真的喜欢这个企业，喜欢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喜欢这个平台给我的有限和无限的空间。在凤凰我的个性和平台的结合迸发出很多主观能动性和激情。我和凤凰，我相信这是一个缘分。
记者：您又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两者区别的？
杨锦麟：知道分子应该是王朔的一个贬义的说法，被《新周刊》掰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东西。我更认同自己是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恢复到孔夫子，他没有任何新闻传播手段，他就是靠奔走游学，络绎不绝于道，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知道分子，知识分子是西方移植的概念，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不需要体制的攀附，他有自己独立存活的空间，有自己独立发言的机会。很多人会成为体制的叛逆者，离经叛道就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不认同，搞得自己五六十岁还这么愤青。我认为不必，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这是一个商业台，不是东林党人坐而论道的台子
记者：凤凰走过了十年，您会对凤凰提出什么忠告？
杨锦麟：凤凰在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为了生存，它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可以理解的妥协，到一线去就能理解这一点了，他们有自己生存的压力，这是一个商业台，不是东林党人坐而论道的台子，他们要生存，只有生存才能发展，凤凰的不容易就从这点可以看出来，除了合约以外，它的坚忍不拔，求生的欲望，总是置死地而后生，它的logo也说明了这一点，不断在涅中寻求重生的机会，靠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才能生存到今天。如果只是满足于太平盛世的歌功颂德，满足于大型节目的制作，大家很开心，凤凰的精神元气却会慢慢损耗。如果要给凤凰提出忠告的话，这就是我的忠告。当一个媒介已经成熟，有商业价值了，它应该怎么样让自己有更多的升华？这对凤凰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它会不会后继乏力？它会不会没有原来的创业激情，它会不会出现审美的疲劳，这些都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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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3）
到凤凰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发育，但是青春痘长在别人的脸上
记者：在香港媒体谋生多年，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杨锦麟：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它更好，我不觉得这是境界，我觉得这是使命。我懂得中国，这跟我的经历有关，下乡让我们知道什么叫中国，打工让我知道什么是中国人，这种经历是刻骨铭心的。那时候当过小学教师，反正什么活都干。15岁的孩子把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和那土地连在一起，吃各种各样的苦，是刻骨铭心的。我到厦门大学之前，我自己用两万元给我所在的区办了一个工艺美术厂，第一年收到100万的订单，一回来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厂长，我不干了，我去读书，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在我们那个年代你们想象得到吗？知识改变命运，具象到一个人的命运那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到凤凰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发育，这种苦的承受是所有读书人的宿命，是我们这辈人的宿命，我也想50岁休闲于山水之间，写些文章，我现在也有这个条件。我为什么乐此不疲？我每天5点起床，每天读小山一样的报刊，是因为我有种充实感，不是所有中国读书人都有这个机会，不是所有中国媒介的从业人员都有这个机会，这个平台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它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能满足我情感的宣泄，我对言论的责任，做一点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但还能做一点谏言，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倍加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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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本嘉（1）
游本嘉 凤凰卫视驻台湾首席记者
公元二00三
口述人：游本嘉
凤凰卫视驻台湾首席记者
口述时间：2005年9月28日
口述地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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