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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94年年底，我去了西雅图，在那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更深入地了解了当地文化，接触了一些电视同行，看他们的电视节目，我那时候还专门去参观了几家电视台，看他们的节目是怎么样运作的，也看了他们新闻节目的运作方式，还有一个谈话节目的运作过程。当时的一切在我眼中都很新鲜，也充满了诱惑力，我发现原来我是特别喜欢做电视的，但是我也明白我不可能留在美国做电视，第一，电视永远是有意识形态的，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国的教育，要从意识形态上改变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太痛苦了；第二，如果你想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工作，比如CNN、ABC、NBC、CBS，你必须从最基层的电视台做起，像我在中国一开始就在国家级的媒体工作，我的起点很高，不太可能去从美国的基层做起。
我在西雅图待了几个月，然后回到了北京。我发现自己不能没有事做，我特别想做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很明确地知道要怎么做，就这么一直到1996年来凤凰卫视。
凤凰让人有家的感觉
陈鲁豫：当时是院长（王纪言）打电话让我来凤凰的，那时候凤凰刚刚成立，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正式地谈是在凤凰会馆，院长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凤凰卫视的情况，说他们已经签了许戈辉和窦文涛，正在办赴港的手续。其实现在想起来，我和凤凰真的是很有缘分，院长找到我的时候，我刚回国不久，如果那天他没有找到我的话，办赴港手续的时间也就过了，可能我就和凤凰擦肩而过了。很快我就和凤凰签了，也没什么复杂的，老师叫你签一个东西你能不签？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太想做电视了！签约之后我还和许戈辉在凤凰会馆旁边的一个小餐厅吃饭，商量到底要不要去凤凰，凤凰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我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突然决定去香港工作，一方面怕自己不适应，另一方面也担心在香港做电视的氛围。现在看来，那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但是当时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人在作一个大的决定的时候并不会想很多，如果真是想得很多各方面都考虑到的话，往往你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记者：凤凰给你最初的感觉是什么？
陈鲁豫：我当时是作为凤凰卫视的首批员工到香港的，在去之前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但是真的到了香港进入凤凰以后，我才意识到这里真的是一个可以发挥才干的天地，凤凰给我的就是家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凤凰的人数比较少，不像在一个很大的机构，一个机构有几千人，你很难做到跟每个人都很亲昵，凤凰的人数不是很多，大家都很亲切，让人有家的感觉。
我记得首播的时候，我全身都是汗，紧张得要死，镜头后面，老板、院长他们手里也捏出了一把汗
记者：你在凤凰最开始是做《音乐无限》，是一档娱乐节目。
陈鲁豫（2）
陈鲁豫：对，因为那时候凤凰的定位是“城市青年台”，我们那时候强调的是娱乐性、服务性和资讯性，再加上我过去又是做综艺节目的，所以公司的这个安排在当时是很理所当然的，其实说实话，如果我对音乐有兴趣的话，也仅在于听，让我每天来向观众介绍什么歌又排在第几位实在是不太符合我的兴趣，所以渐渐地也就感到厌倦了，当时是1997年，凤凰卫视已经在开始酝酿一次重大的变革了，那一年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访美等，凤凰开始把目光转向新闻，在突出娱乐、资讯功能的同时强调“不断增强的新闻性”，在凤凰台庆两周年之际，凤凰卫视中文台进行了重大改版，其中一个改版就是要推出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凤凰早班车》，公司决定让我来主持，院长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开始我是很犹豫的，觉得这个时段很不好，而且每天还必须四五点就起床，但是回头一想，既然我不想做娱乐，也没别的选择，我就做这个吧。
当时我就跟公司提了两点要求：一、我不念稿，二、把报纸融进去。但是究竟节目怎么做、要做成什么形态大家都不知道。1998年的凤凰，资源奇缺，从节目策划到正式播出留给我的时间很少，而且具体操作这档清晨新闻节目的人也就两三个。我记得首播的时候，那是在两个月后，也就是1998年4月1号早上七点，我全身都是汗，紧张得要死，镜头后面老板、院长他们手里也捏出了一把汗，因为之前的几次彩排效果不好，所以几乎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但是还好，首播的效果很好，我就这么一直做下来了，没有让大家失望。
记者：虽然整整一周的彩排都不太理想，但你始终是很自信的。
陈鲁豫：我确实很自信，这种自信，首先是基于我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每个人的基本素质都不一样，我从小就记忆力好，从文字语言转化成口头语言的能力也特别强；其次，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彩排的人，彩排不成功，我也不着急，彩排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彩排和直播没有直接的联系，仅仅只是电视制作各环节之间的磨合。彩排的时候我不可能像直播时那么紧张，但真正到了直播，早晨准备的时间非常少，就是从五点一刻到六点一刻，我必须也是自然而然地要从报纸上找出要点来记，写在我自己的纸上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点两点三点。我的习惯是这样：在做节目之前先准备一打A4复印纸，这样在读报纸的时候，如果读到一条需要我说出来的新闻，我就会用笔把内容简单地记录下来。比如，看到奥斯卡影帝的陨落这条消息，我就会随手记下格利高里·派克的名字，然后是一串数字：6、12、84、2，这组数字对别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可对我来说，它包含所有需要的信息：奥斯卡影帝格利高里·派克于2003年6月12日去世，终年84岁，他一共获得过两次奥斯卡奖。
我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说新闻”
记者：“说新闻”的风格是如何策划、确定下来的？
陈鲁豫：在《凤凰早班车》第一次直播之前，我连节目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更何况“说新闻”的风格了。“说新闻”是被客观条件逼出来的，当时做《凤凰早班车》的人特别少，就我、导演、主编、编译，导演负责播出方面，编译还要兼顾其他工作，真正做节目的其实就两个半人。没人帮我写稿，只能自己看，自己提炼。每天那么多报纸，而我准备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好在我对新闻很敏感，很容易提炼新闻的几个要素，变成我的语言。
记者：有人评价你说“陈鲁豫在早班车中就好像一个出色的编辑，她将报纸内容转化为个人的叙述”，你是如何把报纸上生硬的内容转化为你个人的叙述的？
陈鲁豫：其实我也并没有意识到，而是后来一些专家学者给我总结的。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则新闻是讲西安附近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墓，报纸上写得特别绕，大概是讲“在陕西省，离西安市××公里远的一个××县的××村的一个××地方挖掘出了一个墓。”而我在节目中是这样说的：“在西安市附近有一个××县，有一个××村，在××地方，发现了××东西。”其实我只是借用了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我是在简化我的工作，因为是直播，我没有稿子，只有这么说我才不会说错。简单说就是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适合直播的方法。不知道怎么找到的，特别自然的，但恰好又是符合电视特性的。
记者：后来又陆续有几个人做过《凤凰早班车》，内地的一些电视台也有了类似的节目，但是从观众和学者的反应来看，大家都觉得他们都没有你的感觉到位，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鲁豫：可能就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做的吧。第一个做要担风险，但是只要你做的东西大体上是让人满意的，别人就会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标准。具体做节目时，我是希望我能带着别人跑，不喜欢跟着别人，总喜欢做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最好是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可能“说新闻”这个方式就是适合我的。
记者：从《凤凰早班车》开播到2000年，你每周五天都要直播，每天都得四点起床，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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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3）
陈鲁豫：现在我偶尔也会凌晨四五点醒来，看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以前这个时间我就已经处于工作状态了。但是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凤凰刚上市，一切都压缩到极限，《凤凰早班车》就我一个人主持，我不做就没有人来做，直到后来我身体吃不消了，别的同事也做得不错了，我才渐渐越做越少。其实是这样，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可能连90％的把握都没有，特别紧张，但是很刺激，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到了后来，就觉得完全是一个考验体力的事了，因为就算今天状态不好也能把直播应付下来，就变成你必须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而已，身体的疲劳也日益呈现出来。
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儿出血
记者：《凤凰早班车》之后你就做《鲁豫有约》了？
陈鲁豫：其实我很早就想做访谈节目了，那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国内还没有《实话实说》，可以说没有一档真正的谈话节目，我的偶像是奥普拉·温弗瑞，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想做一个奥普拉·温弗瑞那样的节目。但是当时我还处于被选择的阶段，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加之凤凰当时的实力也不能给我提供那么大的舞台，所以这个想法就一直深埋在心底里。
那是2001年底，凤凰卫视设计2002年新节目时，我觉得是时候了，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要求做一个访谈节目：首先，“一定要做有经历、有故事的人物！”其次“真正让嘉宾讲故事，讲他某天早晨发生的某件事……”经过反复谈论，最后这个节目被命名为《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节目介绍中这样写道：“访谈对象包括每个历史时期站在风口浪尖上的焦点人物、失意英雄、边缘人群、经历重大人生变故的特殊人士等。节目内容相当开放，涉及人物的隐私、良心、重大变故后的心路历程，通过对人物深入的心灵访问，以平等尊重的心态与主人公重新解读一段尘封的历史，体验一段生命激情，分享一个心灵深处的隐秘。”
记者：印象最深的受访者是谁？
陈鲁豫：肯定是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毛阿敏。那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人物访谈，刚开始心里很紧张，紧张得几乎想要临阵脱逃，其实采访她之前我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要我一直追问别人的伤痛还是我采访生涯的第一次，我怕我承受不了、嘉宾承受不了，观众承受不了，但是我相信“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儿出血”，于是我问毛阿敏：“直到现在我还是挺担心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那些往事。”当时她回答得很坦率，这下我心里就有底了，可以说对她的采访打破了我的心理障碍。
我有一个分寸
记者：你的同事说鲁豫最大的特点就是善良，你怎么看待谈话节目中的追问？
陈鲁豫：追问应该是为观众服务的。大部分的观众需要的是一种谈话的氛围，而不是一种尴尬，观众不希望感受到不舒服。如果我是一个观众，看到太过煽情、太过尴尬的东西我会换台。作为主持人，我永远不可能迎合每一个人，只能做我自己，碰巧有那么一部分人喜欢你，你就那样做吧，并不是现在流行什么就做什么。关于追问的度，我有一个分寸。如果我再追问嘉宾还可以说，我的观众也不会觉得反感，不觉得我在压迫这个人，我就会一问到底；如果我明确感受到我再怎么问他都不会说，而且由于我的追问观众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时候我就会放弃。我能特别好地感受到：人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把你所有的事都说出来，你只是说你想说的东西，没人能强迫你说不想说的话，谈话节目不是逼得你满头大汗说一些你不想说的话。
记者：在“说出你的故事”里，你觉得嘉宾都坦诚吗？
陈鲁豫：我一直这样认为，就是一个人面对另外一个人时，绝对不可能把自己敞开，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谁这样做的话我就觉得太傻了。我给我的来宾创造一个非常真诚的、平等的、轻松的谈话的氛围，使他能够很自然，很舒服地把他准备好向我们敞开的那些事情向我展开，这样就足够了。
记者：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陈鲁豫：具体的例子不好说……哦，比如采访庄则栋，采访之前同事就说一定要问他和江青的问题，我开始很反感，觉得我怎么问得出口；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一直没问，我的同事就一直在旁边给我做手势，憋了半天，我终于问了，汗都出来了，庄则栋乐呵呵的回答消除了我的顾虑。而现在，我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很难我要不要问，我已经很有把握了。
我没变，只是更成熟了
记者：《鲁豫有约》改版了，由过去的周播改为现在的日播，关注的人也由过去的历史人物、争议性人物扩大了开来，这样改版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鲁豫：关于节目的改版，常常有人问我：“鲁豫，你是不是要寻求改变了？”其实我没变，只是更成熟了。早在十年前我就想把节目打造成这种形式，把嘉宾和观众都请来，但这需要主持人有调动观众情绪和现场气氛的能力，而且我们当时的硬件也有不少局限性。现在终于可以了，但这并不等于改变访谈风格，只是我的综合能力和风格更成熟了。
节目题材的转变可以用一个比喻，如果把国内的电视节目市场称为战场的话，原来我们在打别人不敢打或者不愿打的地方，这种禁区只要我们进入了，那就是我们的卖点，但新的《鲁豫有约》由于吞吐量增大，正面的常规战场也就必须涉足。题材本身的独家性减少了，观察事物、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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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4）
因为有了现场观众，原来两个人聊天时可以涉及的细节和话题都减少了，因为嘉宾在众目睽睽之下可能忘了，或者选择回避。在采访王纳文和看守江青的狱警李红时都有不少的遗憾出现，这些都是我现在在努力适应的，改版之后我自己也听到不少反馈，有的说不好，也有人说好，但是我还是那样，我很自信，我觉得自己可以理性地面对外界的褒贬，从中吸收最有价值的成分。我相信自己的决定没有错。
程鹤麟（1）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程鹤麟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
口述时间：2005年9月3日
口述地点：香港凤凰卫视总部
大中华新闻布局
记者：你参与了凤凰资讯台的创办以及后来的运作，想请你先谈谈资讯台的布局和定位。
程鹤麟：凤凰资讯台是2000年12月试播，2001年1月1号正式开播，到今天已经4年半多。我从2000年的7月份开始筹备资讯台。
我们在资讯台整个的新闻布局上，比较多地追求时事政治新闻，兼顾了一点儿财经新闻，社会新闻也有一点儿，几乎没有娱乐新闻，也没有体育新闻。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