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女主播
记者：您写过《我爱女主播》，您怎么看待凤凰的主持人群体？
程鹤麟：每个主持人和我们的编辑、记者、灯光师傅一样，人人都怕被凤凰炒掉。
吴小莉，看我那个书，你就知道吴小莉是一个到现在为止每天都要备稿的人，所以她出来的效果是很好的。她要是做连续10个小时的直播，她会做得很好，但她会在直播之前频频上厕所，可能几分钟去一趟。
周瑛琦，太可爱了。现在看来她真是什么都能做。娱乐的、新闻的、评论的，还有连《有报天天读》读报都读得很好，她有她的特点，可以适应很多节目，这个人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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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麟（4）
陈晓楠呢，是一个很用功但是有点固执的人。这个我当着她的面都讲，然后她就说我怎么固执了我怎么固执了。怎么固执啦？我说这就是你的固执。
曾静漪呢，因为她是记者出身，她的新闻感觉挺好的。
我在凤凰的感觉就像在一个很大的体育场一个人耍太极
记者：最后我们回到你个人身上，说说你自己的经历。
程鹤麟：我在内地的福建电视台工作过八年。我当年在福建台工作的时候，属于相当没出息的记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闻，就一个《新闻联播》，各省级电视台纷纷往那边送稿，有的人是天天有他的名字，可是我就不会，我那个时候要是发一个新闻到中央电视台去基本上是被枪毙掉的。只有一次下了一场雨，先在电视台的大院里面满地都是黄沫沫，后来连树上也全是黄沫沫，这是什么东西呀？不知道，不管了先拍，我们以为是下酸雨了，就去问环保局，环保局的人大笑，说酸雨是有害环境的，我们今天下的这场雨是花粉雨，是有利环境的，是福州的绿化已经好到一场大雨把花粉刮得满天飞。我当时给福建台做了这么一条新闻，后来有人觉得挺有意思的传到《新闻联播》，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播了，把我吓了一跳。业务上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这是不能成事儿的。所以我在福建台八年，我是靠自己办栏目才能够生存。
当然我说的要写很多套话多半都是指要宣传的那类新闻。比如说灾难报道，最后都要说哪一个领导高度重视。一到灾难，高度重视这四个字就必不可免。然后就是已经到场去组织抢救，诸如此类。在凤凰肯定不会说高度重视这几个字，死了几十个人，你还不重视啊？这是废话。凤凰也不会刻意避开灾难本身去讲救援，会讲来了多少兵，来了多少救援物资。
我就是永远进入不了主流。说这个我不是贬低那些进入主流的人，我也不是说当年电视台的新闻都是空的大的。我就是不对路。
记者：你如何评价自己这八年的新闻职业生涯？
程鹤麟：我在福建台工作的八年，可以说前面的六年真的挺自以为是，就觉得我们是人民的教师爷，我们对教育和引导人民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从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是可以教育和引导人民的。后来的两年因为我做了一些社会新闻的栏目，包括一些好玩的新闻和负面的报道，特别是在做负面报道的时候，当时是以一种凌驾于观众之上的心态去做的，特别是当求助的信件飞过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拿了摄像机去拍，对方被我们追得到处躲，我们的采访车挂着这个节目的牌子出去，交通警察、公路警察，全部是对你行礼的时候，那种感觉也特别好。但是过了半年，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发现我做的全是无用功，有些官员会因为我们的报道下台或被撤职，但那并不是我们的作用，而是他的政敌利用了我们，不是他的政敌来找我们，是我们找上了这个人，政敌一看到就告到上面去。如果这个人有靠山，他的政敌告不动他或者政敌比他弱，我们报道得再多这个人也没事，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人家根本不拿你当回事，根本教导不了百姓，更教导不了官员。这时我就发生变化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王朔的热潮。我是无比喜欢他，我到现在都还喜欢他。他教导说千万别把自己当人看，别把自己看得很高。
所以我很喜欢凤凰，也很感激刘老板，包括王纪言、钟大年，他们把我弄到凤凰来，我才如鱼得水。因为我觉得我天生就应该在凤凰这样的地方待着。我觉得我就是适合在凤凰这种电视台生存。
记者：那来到了凤凰，来到了香港，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程鹤麟：我到香港的时候开始明白，香港的媒体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不过是靠专业技能谋生而已。我在筹备资讯台的时候，来这里报名的多为女性，现在也是女的为多。我发现在香港来媒体工作的多半是女的，比起银行职员和医生，媒体人的收入普遍不高。像我这样的男人在这里就没有出息了。当然这只是玩笑。当然也不是抱怨，只是相比较而言。所以我们在和香港人的磨合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解他们这一点。在香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是不用做思想工作，一般也不需要奖励。所谓的激励就是让你继续工作，不炒掉你就是奖励。每一个人如果要干下去，都是很心虚的，因为他怕被炒掉。对这一点闾丘露薇直言不讳，她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不是成了新闻人物吗，很多媒体就采访她，她对香港的一个期刊就说过，她说她经常做的一个梦就是自己被炒掉。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工作起来不要命的？我们怕被炒掉！一被炒掉，你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工作了。你失业了，老婆孩子怎么办？所以大家只有一条路就是好好干。
在凤凰，它给大家的就是让人由着性子干，不是不让我干。我想不干了就不干了，没人管你。比如北大100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周末大放送》，阿忆写稿，然后我改稿，完了以后，我给院长打电话希望他能审查一下，院长说文责自负了。
1997年上半年，当时有一个同事，他是从香港的媒体过来的，在台湾媒体也待过，说来了凤凰之后很受限制，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我说怎么我刚好相反呀，我太自由了。刘老板总结说，那个同事从香港、台湾那样的环境过来觉得不自由，可是程鹤麟是从另外一个环境过来的。我在凤凰的感觉就像在一个很大的体育场一个人耍太极。这就是我非常喜欢凤凰的地方。
窦文涛（1）
窦文涛 凤凰卫视主持人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窦文涛
凤凰卫视主持人
口述时间：2005年9月1日
口述地点：凤凰影视（深圳）有限公司
我这个人有点自卑，碰到什么挑战，本能的反应是畏缩
记者：凤凰创台已经十年了，你也伴随凤凰一起走过了十年。
窦文涛：凤凰已经十年了，在凤凰十年的时候，我在业务上也进入了一个检讨的时期，我开始检讨自己的节目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还远不到宣扬成绩的时候，好像写检查还比较合适。
我当年刚到凤凰，是做娱乐节目，然后做《锵锵三人行》，是说自己的事。这是在香港的习惯，就是你只要不是新闻记者，你主持的节目都是娱乐，教人做菜的节目你也是艺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签合约，就叫艺员。
在去香港之前，各种类型的节目我都做过。那时在大陆，我被称为采、编、播全能的，因为我是学新闻的，你能说得出来的节目我都做过，从儿童节目、游戏节目、新闻节目到讨论节目，后来又做节目监制，做管理工作。到了香港，这是个专业化的社会，凤凰的记者都不用扛机器，有人扛机器，不需要你扛。凤凰最初的机制是按香港的规矩，你是艺员，你说的话都是有人撰稿的，你是演员，你要声情并茂演绎得很活泼。做《锵锵三人行》之前，我还播过新闻，《时事直通车》我也做了一年呢。
后来这种单纯的艺员机制又开始回归，我就做了《锵锵三人行》。《锵锵三人行》的母亲是老板刘长乐，节目的点子是他想的，也是他点我来主持的。我惟一的创造就是这么一种聊天的方式。在做《锵锵三人行》之前，我的表现反正是普普通通，《相聚凤凰台》也普普通通，主持肥皂剧也普普通通，直到《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才让人家对我有了印象。《锵锵三人行》，我是以很个人的面目出现的，而这又打破了过去所有的分工，其实这是一种复归。
这个节目长期只有我一个人，每天一集。现在我有一个助理。我一个星期要做一集《文涛拍案》，要做五集《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有一个组的人在做，《锵锵三人行》长期以来只有我一个人，这在传统的谈话节目里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说凤凰卫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此凸显一个人的个性，是因为它给了你舞台，这个舞台除了你还是这个舞台，于是乎你就有充分的空间去展示你的个性。可是实际上，这个节目要继续做下去，也会出现没有支持的难处。因为个人毕竟是有限的。《锵锵三人行》，这个私人聊天的方式，其实是凤凰逼出来的，它给你的净是不利的条件，它每次都没有人帮你去请嘉宾，谈什么内容也不会有人告诉你，咱没那队伍，每次就我一人，然后嘉宾最好固定，每次都是这三人。其实人都是很懒惰的，脑子里通常都有一个传统：做谈话节目就得请嘉宾，找人来谈，找人策划谈什么内容。但是在凤凰，它不提供这一切，所以你就不可做，但是你又得做，这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倒是莫名其妙地就被逼出这么个方法。
当我知道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世界上有什么事是老是这三人在说，聊的还是这社会上各方各面的事，聊的还得大家喜欢的？然后我就苦思冥想，想得脑袋疼。距离录像不到一个礼拜了，有一天凌晨，我恍然大悟。那天想明白了很多事情，那天想明白的事情到今天还在益我良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明白了什么呢？明白了“原来如此”。就是生活里什么事情天天聊，而且还老是这三个人聊呢？那不就是聊天吗？生活里就有！你可以整天和你的同事、朋友聊，通宵达旦，再好的电视剧你都可以不看，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侃大山，老婆催你都不回家，说明这件事情里面肯定有吸引人的想法。“豁然开朗”有个特征，就是把一切不利条件都变成了应当的条件，于是这就成就了《锵锵三人行》。聊天往往是强调一个聊的过程，我就不会苛求真理，大家图的是个乐趣，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畅所欲言，享受的是这个。原来我们说谈这个新闻，你不是专家呀，即便你是专家，即便你学富五车，没一个人谈什么事情他都是专家。但是如果只是聊天，你就不会苛求他说的是真是假，说他的水平是高是低，大家享受了这种交流和聊的过程，就够了。一直到今天，这个东西都在帮助我，那是对我意义重大的一次突破，因为我知道了我应该怎样在电视上说话。在此之前，我干了将近多少年了，但是一直都模糊着，当然在电台工作多年，也有些帮助。
虽然想明白了，但是有的时候真正去做就得壮士断腕，放下那些套路，你才能够真的回复到真我——就是我本来是怎么说话的。我们不习惯在电视上那么拿着架子说话，我们喜欢自然地在电视上说话，但是有时自然是需要极不自然才能达到，真诚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做到的。在电视上，说句假话是容易的，脸不变红，心不跳，说句真话是会脸红心跳的，这是主持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凤凰就鼓励你张扬你的个性。一开始也会有人骂你，讨厌你，不习惯。但是凤凰允许你张扬你的个性。所以我说凤凰真的是改变了我，真正地改变了我怎么说话！我这个人本质上是胸无大志的，我不会想着去改造，去革新，而且我这个人有点自卑，碰到什么挑战，我这个人本能的反应是畏缩。如果没有凤凰，我不知道我能做这么多。有时候它非理性地给你一些任务和压力，它也不管你合适不合适，它就让你干，而且干得十有###都不如意，但是凤凰允许你失败，允许你待着。比如说来了个主持人，给你个节目，观众反应也不好，但是它也不炒了你，你就先待着吧。过几年又有个事，你再试试。它这个都宽容宽到没边了。
窦文涛（2）
我认为大家都是为情所困
记者：你说凤凰提供给人很大的舞台，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在凤凰充满压力，随时都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窦文涛：在凤凰，只有你自己走的，没有它炒你的。其实凤凰并不是一个管理制度多么现代化的公司，我认为大家都是为情所困。当然别的同事可能有别的感受，这么大的公司是个复杂的多棱镜。
记者：那你对凤凰的感受是无边无际的宽容？
窦文涛：这个跟刘长乐个人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个人度量大，量大就福大。他这个人比较慈善，比较慈悲，比较心软，骨子里是个性情中人，比较重感情。这样的人也就比较……我还真没见过凤凰炒过哪个人，除非是你自己要走。
我总觉得人的性格是两面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样的好处，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给他充分的空间，充分的耐心，一个人总能够发挥他独有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竞争要求速成，不能说等你两年，还不知道成不成，不如挖一个现成的。这些就是很残酷的社会。但我觉得凤凰不残酷，当然也有残酷的方面。“把女生当男生用，把男生当牲口用”，这是老板给你这么大的自由度之后，你就变成文责自负了。
比如我做《文涛拍案》，我会非常小心地把握社会责任和我们生存危险之间的分寸。因为哥儿几个都绑在一块，公司给你充分的自由度，虽然比起官方的媒体，我们的审查还是有充分的空间，但是现在审查在逐渐重视起来，就是风险是共同的，你要是出了问题，那可能是灭顶之灾。比如说我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带来的可能就是我们在某一个省就要被掐了。对凤凰来说，它更多的就是肝胆相照。上级信任你，我们就绑在一起了，责任共同了，我不可能把责任上交。有的时候，一个节目播了，如果带来风险就是全公司的风险，关系公司的落地状况。这个自由度特别大，使你觉得这个事不是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于是，虽然在凤凰挣的钱并不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都是整天熬夜，我觉得是不是在凤凰他能觉得有那种创作的兴奋，做好了，社会反响很好，他的很多同事朋友都夸他，在网上网友会留言。做得不好就被骂得狗血淋头，这个人就上了套了，就进入这个局里了。于是，谁让你熬夜了？领导可没让你熬夜。你就自己给自己压力了。于是形成了一个氛围。
我和凤凰最大的斗争就是我不想干活可它老想让我干活
窦文涛：我在凤凰，有这样的感受，我写过一段话：凤凰像是主持人的大学，这个大学的特点就是让你自学，然后让你实习，然后给你一个舞台让你自由地去扑腾，扑腾好了你就飞翔，扑腾不好你就还是扑腾。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扑腾。每当你觉得快毕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