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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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记-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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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汤总想回东北,打算把都城定到东北去。可是他又舍不得中原以及南方的土地。于是乎,商汤打算渐进迁都法,玩着他阴谋和算盘。因为每迁一次都城,雅言就要依照都城当地方言向天下推广。商汤频繁的迁移都城,频繁的向天下布告雅言拼写方案,目的只有一个“去夏文化”。商汤一步一步的开始消灭“夏文化”,他富有创意的制造出了,明显比夏文字简便很多的简体字。由于商汤认为自己是一个能与黄帝想比的千古一帝,于是乎他才敢从文化上下手,改造人们的思想。商汤改造人们文化和思想的同时,也制造出社会的迷茫与混乱。因为人们只学习商汤制定的“简体字”,从而也读不懂夏朝的典籍了。夏字从此便成为只存活于夏朝的历史文字了。商人看不懂夏朝的典籍,不明白夏朝人的礼仪和道德规范,于是乎,就造成了没有文化和道德约束的一批商人。商汤不断的向人们灌输革命的思想,他认为只要是利于他的都是革命的,凡是不利于他的都是“反革命”。汤的一生都处于革命的状态,尽管他取得了天子的尊号,但是他还是害怕家臣“革”了他的命。于是乎,商汤就开始一个一个的“革”掉与他起兵革命老臣的命。他一为这样,他的天下就能传万世。

  没想到,不知道是他的第几代孙子,最后也像夏桀一样,被周文王用商汤武装革命的方式给“革”掉了商王朝的命。因为到了周文王时代,人们讲的大多数都是殷语,殷语是商王朝的雅言。而文王最后定都与镐京,于是乎,文王规定周王朝的“雅言”以镐京话为标准音。后来,周幽王在烽火戏诸侯后,也走上了商纣王的老路,镐京人发动了一场“革命”,把他给赶到了洛阳。于是乎,天下的雅言,又回归到“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时代。雅言的制定标准从夏朝的“二里头洛阳话”到东周的“洛阳音准”,正好一个轮回,但是此“洛阳话”非彼“洛阳话”。

  后来,咸阳话成为雅言标准音,接着带有楚国口音的长安话成为雅言标准、然后洛阳话又一次回归、不久建康话、许都话、成都话各自成为雅言标准音。一直到杨坚的时代,才又以长安话为雅言的标准音。雅言就像是和孔文子一样,被天子玩弄于股掌之中。

  不久洛阳话又与长安话分庭抗礼,随后汴京话也占据雅言地位一百多年,然后临安话、大都话、应天府话、幽州话相继取得雅言地位。雅言就是这样变化无常,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雅言经过数千年来,被历史的嫖客给玩弄之后,变得让人难以驾驭。一个字,似乎这样读可以,那样说也行。

  就是因为雅言自古以来所养成的的这种“妓女”性格,所以雅言在大唐一直不怎么受欢迎。于是乎,大唐人索性都不怎么学雅言了。贵族圈里一般流行梵语,平凡草民习惯讲方言。雅言逐渐没了市场,成为很少有人过问和关心的语言化石了。

25全民梵语
全民梵语  

  梵语本来是研习佛法的一种工具。可是自从幽州太学沦落为西域哈佛太学的培训工具之后,梵语的学习却成为获得功名利禄的捷径。因为,幼稚园升乡学需要考梵语;乡学升县学也要考梵语;县学升府学当然少不了梵语;府学考太学最重要的是梵语;上了太学之后你可以什么都不学但不能不学梵语;如果还要继续考硕士、博士还不如说是在考梵语。假如哪个人要是立志在学问上一直走下去的考“壮士”或者“圣斗士”的话,一定要把梵语学的比西域的梵人还要好才行。

  梵语无处不在,梵语无时不有。学好了梵语就可以顺利拿到太学的毕业证书,拿到太学的毕业证书后就可以顺利的进入个人仕途。总之梵语是个好东西。

  由于大家看到了学好梵语能够给其命运带来切身的改变之后,大唐人就疯了。

  研习梵语的热潮一时间淹没了研习科研和孔孟之道。太学生之间的谈资必然会是梵语怎样过级。硕士生也挤出很多时间研读梵语原著;博士生自然不用说,日常谈话都在用梵语;壮士生和圣斗士那一定是能够在西域人面前讲两句梵语,丝毫不让人感到逊色。

  大唐人依然投入高涨的热情和无限的精力去研习梵语。尤其是太学生,他们本来是要取些真经以便经世致用。结果他们把取真经的功夫花在了梵语研习上面。如果要取真经那么还要继续考硕士。而硕士生依旧把取真经的功夫花在了研习梵语上面,如果要获得真经那必须得考博士。大家总以为博士应该是学识渊博无所不知之士,结果博士都玩西游记了。

  由于对梵语的痴迷,以及对佛法的崇尚,大唐的“人才”一般都选择西游。正是因为这样,在大唐一般都找不到“人才”了。而没有选择西游的人,他们又不能得到认可。因为大唐的廉价劳动力无限增多,因此也出现了擦鞋店作坊雇佣太学生去擦皮鞋、长安西市猪肉摊也有硕士屠夫、渝州网民雇奶妈非博士不要………。。

  大唐真的是人才济济,朱雀大街上捡破烂、当乞丐都是太学毕业的。所以大唐的太学生贱比猪肉,大唐的太学生不如乞丐。如果追根溯源,为什么大唐一方面缺乏人才而另一方面遍地都是乞丐身份的太学生,恐怕还要检查一下自己为什么不把梵语学好的缘故了。

  在大唐人们也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人才了,或许拥有梵语等级证书的一坨屎是人才、或许博士壮士圣斗士是人才,或许有钱的商贩子是人才。然而不怎么会梵语的太学生究竟是什么呢?是贱人?是垃圾?是败类?按照大唐人才培养发展的趋势来看,或许上面的三种方案都成立。 。 想看书来

26事民无异虎与狼
事民无异虎与狼

  自古帝王将相将“事民”定为贤能之举。可是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帝王能够做到“事民”。他们一方面认同孟子的“事民”主张,可是却都将“事民”视为虎与狼。

  周幽王没有做到事民,却一再防堵民口。秦始皇也没有做到事民,却搞了个焚书坑儒。结果他们都没有防堵住民之口。如何看待“事民”,而又如何做到“事民”是每个贤王都不可能逃避的话题。

  先帝在攻打炀帝的时候,也将“无事民”列为炀帝罪魁之首。如果炀帝三攻高句丽而先做到事民,那么天下也不会大乱。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大治”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理论。试想,如果炀帝能够“事民”、能够做到“仁”,那么征讨高句丽的事情也可以听由国民之议;交由国民之议,争辩会逐渐明晰,究竟是###高句丽利于隋廷还是弊之。然而炀帝认为他是天子,他不习惯国家大事交由民众的讨论?因为炀帝是天子,天子便有天子的威仪,天子有号令天下的权利,天子有粉碎不同意见的能力。天子就是能够杀人如麻,天子就能够动不动发动“文字狱”,天子就能够借以稳定社会而效仿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而肆意诛杀江南头颅。

  太祖李渊是干革命出身的,他认为革命是解决天下乱象的一剂良方。所以他革了炀帝的命,当然也革了跟随他四处征战而立了大功将军的命。太祖最后住进了长安城的太极宫,成为号令天下至高无上的天子。

  自古帝王将相都假惺惺以孔孟为指南,然而他们却又很快发现孔孟学说只是一个美丽而只适合永远为之奋斗的梦想。哪个帝王愿意将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做“事民”之享?真正的“事民”就是等于“革”皇帝的命,分皇帝的权。太祖鉴于此,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

  李渊在革炀帝命的时候是打着“事民”旗号起家的。李渊在革命的时候一面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始毕可汗派兵马相助;一方面笼络太宗的人心,让他死心塌地的为自己干革命。然而在太祖的革命成功后一方面加紧制造事端与突厥为敌,另一方面处处为难太宗要“革”太宗的命。

  由此可见“事民”也不过是帝王将相干革命的一个口号罢了。为自己情势需要的时候要“革”炀帝的命,以达到真正的“事民”社会;自己的江山坐稳了就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要革突厥和太宗的命。如果说孔文子是“历史国际性妓男”,那么这“事民”不过也是帝王将相所宠爱的“高级妓女”罢了。

  “事民”不是个好东西,“事民”只适合拿出来说说唱唱,是帝王愚弄别人的小曲,是拉拢党派革命的聘礼。“事民”不过是一个假玩意儿,是一个太监割了别人阳具拴在自己胯下求取的的一个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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