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是一个个人的创作过程，文化产品同时是创作者、策划者的作品。优秀的文化产品几乎全靠个人的天赋、才智以至灵感的发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化产品（作品）带有先验性和超前性，它并不需要具备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可以完全不受时代的限制，只要有较为良好的政策环境，就有可能比其他产业更快地取得飞跃性的发展；
二、很多文化产品是非物质性的，它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使用上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很多文化产品具有不能批量生产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因此有其不可替代性，不像科技产品那样必须经常更新换代。尽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不论后来同类的文化产品如何丰富多样甚至优越，早先的“这一个”永远是“这一个”是后代人永远不可超越的。所以，很多文化产品的价值不仅有超越时空的广泛认同和保值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增值。
所以，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宣传这种观点：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我们就应该想想什么是“第二生产力”，通过我参与文化产业创办经营西部影城的实践经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是第二生产力！
三、文化产品之所以冠以“文化”，就是因为它能集中反映那个国家、那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时代要求、集体意识和科技发展水平，这些构成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又只能通过有创新能力的人的心灵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优秀的文化产品都具有独创性。除了某些特殊的文化产品，一般的文化产品是排斥集体性的；
四、因此，文化产品有着非常深刻的个人印记，几乎每一件文化产品都与创作或策划它的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创作或策划它的人的个人素养、气质、风格、格调、属于他个人的创作方式等等，会形成一种创作者策划者的个人魅力，最后成为他被社会所承认的个人品牌，仅仅他的名字和形象就会产生价值，其价值进入市场就会形成高低不等的价格，这就特别突出了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文化产业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者策划者个人。这是一种完全个人化、人性化的产业，是一种“资金投入少，脑筋投入多”的产业，所以，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又不同于科技专利类的知识产权那样可以在产前被量化。文化产业中的知识产权的评估更为复杂。
总之，文化产业的产品在本质上属于个人创作或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就是创作者策划者的心智活动过程；文化产品是一种个人产品。因此，发展文化产业不仅仅要以民间经营为主，在民间经营中还应强调创作者、策划者的个人所有权。具体说，在各种生产要素构成的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中，如果是以股份制形式设立的，那么，创作者、策划者就应该占有能让他们拥有主导地位的股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解放文化产业的生产力。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5）
可以设想，这种产业如果由政府经营，不但又会陷入其他部类的国营企业的通病，并且难以发挥产业主体——创作者、策划者个人的智慧及创新能力。
中共十六大以后，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文化部门及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以“公司”或“集团”的名义走向市场。同时，在影视娱乐、图书发行、新闻出版、网络传媒、软件开发、文物旅游等等行业中已有许多民营经济进入，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始焕发了生机。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也随之逐渐暴露出来，这是很自然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些问题和矛盾已有媒体陆续报道，如文化市场的准入、知识产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配置、政策法规的缺失等等。
这里，我只想就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在体制改革后重组为公司或集团，在文化市场上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活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固然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一个过程，可是不容忽视这种改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换汤不换药”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体制的弊端，反而有些地方出现了“一大二公”性质的“一平二调”现象，使知名度较高、经营较好的文化单位背负着知名度较低、经营较差的文化单位，像玩30人31条腿的游戏，大家捆绑在一起跑，增加内耗，费力不讨好。诚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多数是由大公司和大集团来组织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在“全球100强”中就有十几家文化企业，但他们都是通过市场经济法则在竞争中兼并、收购、重组的，也就是说，这种大型文化企业是顺应市场形势和市场要求自然而然地成长并成熟起来的，因而他们的结合充满着张力：不是“1＋1＝2”而是“1＋1＝3”或更大，不然他们就不会合并。而我们的文化事业单位由行政力量进行重组，往往是强扭的瓜不甜，组成的大型文化企业表现出的不是“1＋1＝2”而是“1＋1＝”，或是仍然等于1。其实，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好处，未必组建为大型文化企业就能增强文化产品的生产力。
我们现在还不太熟悉文化产业，所以，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应该特别注意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充分调动最具活力的民间资本，通过市场机制来重组我们手头的资源；
二、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认真研究文化艺术生产的规律。作为一名作家，担任过18年之久的省级文联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又有12年创办经营文化企业的经验，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思考。我认为文化艺术生产的规律和其他产业的生产规律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产业的生产规律是资金投入越多，产出的量就越大、质就更优，而文化艺术产品的质和量却与资金投入不成比例，不见得资金投入多产出就多、就好。虽然欧阳修说文学艺术家“文穷而后工”并非真理，我们不能说文化艺术的生产规律是资金投入越少产出越多、越好，但优秀的文化产品确实不只是靠金钱就能打造出来的。“穷”，即资金投入量少，未必不会出好产品。举目前最热门的文化产品——好莱坞的电影为例，从美国人自己挑选出来的20世纪100部经典影片，其中属于“大制作”的还是少数。近十几年来，好莱坞“大制作”的影片越来越多，可是多数“大制作”影片虽然运用高科技手段制作的大场面有很强的观赏性，有很高的票房收入，而影片中的文化含量、艺术价值却并没有随之增加，有的反而还很稀薄。许多“大制作”影片热闹一阵就过去了，并未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相反，倒是一些独立制片人的“小制作”影片以其高超的艺术性和普遍的哲理与人性，会给观众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这点看，经济实力较弱的民间经济经营文化产业大有可为，国营的文化大企业即使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后面有很强的行政资源，可是在文化市场上恐怕也竞争不过民间经营的文化产业。譬如官方投入大量资金树立的“五个一工程”，如果作为商品看，它们中的多数是亏损的。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6）
三、既然有文化产业和文化商品，当然应该有这种产业及商品的主管部门。这与食品、药品、汽车、家用电器等等商品的质量必须有社会监督一样，是无可厚非的。过去，社会文化事业及产业都由宣传部门与文化部门统一管辖，文化产品的组织者、策划者同时就是产品的监督者和审查者，他们与具体创作者虽也经常有矛盾，但并不突出，即使产品报废也从来不算经济账，因为那种文化产品并非商品而是宣传品。民营经济进入文化产业后，首先碰到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怎样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查拿到市场准入证。上级主管部门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很多文化产品能否进入市场，则常常要看主管部门的审查者对主流意识的理解以及当时的社会形势而定。文化产品一旦通不过审查，不能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其经济损失则完全由民间经营者承担。这在影视娱乐、报刊传媒、图书出版业上已经显现了出来，所以民间对影视、新闻、演出及图书出版业方面要求立法的呼吁越来越强烈。有了法，民营文化产业的生产就有章可循，上级主管部门也可依法管理。但文化产业的立法难就难在许多文化产品不像食品、药品、汽车、家用电器等等的质量那样有刚性的监控程序和量化的测试标准。这样，民间和官方都常常处在两难境地。民间文化产业的从业者无所适从，官方审查者仿佛拿着一条松紧带来度量文化产品，可松可紧，时松时紧，因此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与官方常常发生摩擦。我以为，这一方面需要官方对民间文化产业应有足够的宽容、宽松、信任和制订出分类、分级管理的办法，另方面，民间文化产业也应有足够的自觉、自律和社会责任感。众所周知，美国官方并不管好莱坞生产的电影，但他们的影片无一不在宣传西方的主流意识，纯商业片都贯穿着西方的价值观，即使某些文化产品批判其现存体制，不论多么激烈（如《华氏911》），也都起着维护和完善其现存体制的作用。因为他们已有他们一套民间的制约和约束方式。而这种方式只有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形成。这正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所以，对文化产业的规范，恐怕还需要磨合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确定下来。
四、制约我们文化创造和创新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自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启动了文化体制的改革，在一些原来很敏感的文化领域允许民间经济进入以后，已经见了成效。前面说的赚钱的、并有国际影响的电影都是由民间投资拍摄的，一些有个人魅力的电影导演、演员开始在国际影坛上崭露头角。在出版业方面，各类图书的出版发行在数量和品种上已大大超过前几十年的水平，虽然这些图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起的作用还有待商榷，它们的质量如何还不可确定，但毕竟让读者有了多样化的选择，开创了可喜的文化多元化的局面。但是，从总的文化发展态势来看，我们基本上还是跟在西方后面跑。由于大环境较以前已有不可比拟的宽松，确实调动了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干劲，但干劲有余而创新不足。试想，缺乏自己的主体精神，跟西方和韩国、日本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我们这个后起跑者怎能追得上人家？我们文化产业的硬件不比韩国差，有些条件恐怕还超过韩国人，可是为什么不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的中国文化产品席卷世界，而是我们往日的学生韩国文化产品席卷了世界？“韩流”应该引起我们思考：我们这个东方文化的源头怎么就不能在世界上掀起一场“华流”或者“中流”？
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制约了我们的文化创造及发展，我们的条条框框太多。然而，即使在我们现行的条条框框内，美国商业大片和“韩剧”不是照样登堂入室吗？说明我们现行的条条框框还是能容纳这类文化产品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连《大长今》这样投资小、情节简单、人物也不多的电视剧都拍不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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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概谈（7）
实际上，自提出“###”以后，我们已经可以享受很大的创作空间，我们在文化创造上的自由度已扩大到过去不敢想象的地步。过去，我们一提起文化，必定先要搞清楚是“社会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文化”还是“封建主义文化”，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清理队伍，改造思想，最后来了一场以“文化”冠名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与意识形态紧紧地连在一起，弄得文艺工作者人人心惊胆战，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谈“文化”脸色就变。因为没人能分得清什么算是“社会主义文化”，什么算是“资产阶级文化”或“封建主义文化”。文化分类没有一个测定标准，只有最高领导人说了算。同样是古典小说，最高领导人说《红楼梦》好，《水浒传》不好，那就一锤定音。可是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好坏的标准在哪里，仍然让人摸不着头脑。然而，“###”中“先进文化”的提法给了人们一个在文化范畴内可以测定的标准。因为将“###”的内涵联系起来，结合“以人为本”的理念来理解，那我们可以说凡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凡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都是“先进文化”。这大大敞开了我们在文化领域进进出出的大门，才得以形成目前文化多元化、多样化的良好势态。不要说“文革”时期，即使十几年前我们都不敢想象的各类商品广告、时尚潮流、休闲书刊、模特大赛、选美大赛、明星偶像、好莱坞大片、“超级女声”等等文化现象才得以破门而入，破土而出。它们不仅调剂了社会生活，活跃了社会气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消费，而“消费就等于生产”，可以说这些文化活动大大提高了社会需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既然主流意识已不存在约束文化创造和创新的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在文化上一贯善于创造、善于创新，并且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当今世界一下子成了最大的文化消费者？正如学者所说：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别人使用，我们这个发明者反而要向使用者缴纳版税，简直不可思议！难道是中国人傻了，大脑退化了？那么，我们傻在什么地方？又是在什么时候退化的？
众所周知，文化创造与创新最需要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人的想象力和知识素养。什么是想象力呢？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凭空想象出来的。想象力，不过是记忆力高度爆发的结晶而已；在个体人身上，创作的灵感以大脑深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知识及个人的经验为资源，或是浅度记忆，或是深度记忆也即潜意识。对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又是什么呢？记忆就是这个民族的历史。然而，我们在近半个世纪即两代人这样长时间所受的教育，是阻断民族记忆的教育。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由政治需要进行解释和选择。在遍及城乡的一次次“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改造中，传统文化的各种载体和传统的民风民俗被清扫殆尽。我这样年近古稀的人也成了“一代新人”，何况现在的中青年。我们对我们祖先，对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没有多少认识。再加上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让我们高兴的事就记得住，让我们不高兴的事就忘掉算了。我们喜欢炫耀“过五关斩六将”，而不喜欢提“走麦城”。请看，现在热播的电视剧都取材于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是汉唐盛世就是康乾盛世；即使官方文件谈到改革开放后才实行的符合潮流、符合人心世道的政策时，也是这样表述的：“自建国以来，我们一贯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一贯的方针政策”等等，一下子就把肆虐了20多年的“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轻轻抹去了，“反右”和“文革”似乎没有发生过，致使今天的年轻人以为我们从来就是这样享有一定自由度并且市场上什么东西都不缺的，以致怀疑起何必搞什么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道德败坏，贪污腐化，问题成堆，远远没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政治清明，人人都是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