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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8）
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始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你可以去调查调查，原先“地富反坏分子”的第二代、第三代，在乡镇企业中曾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乡镇企业的骨干。他们从地底下爬出来，拂去身上的泥污，积累了多年的智力和能力一下子迸发出来，这才造就了乡镇企业的辉煌。
民间经济的繁荣也是如此。从最早的“能人”、“个体户”、“万元户”直到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人物，看看里面有多少“身份”不好、“成分高”的人吧。如果不首先破除“身份识别制度”，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吗？
“不可接触的贱民”真正成了甘地说的“上帝的孩子”。他们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从而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
1978年以前，编辑发现你的稿子可用，必须先去信征询你所在单位的意见，当然首先是核查你的“身份”。我之所以能重新执笔，就得益于到1978年向报刊杂志投稿再不需要“身份”证明。
曾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反动学者”、“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种种帽子的知识分子及其第二代，只有摆脱了“身份识别制度”才有发言权，才能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
今天的文学评论家可以说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艺术性不高，甚至可以诋毁它是一堆“文学垃圾”，但正是“新时期文学”开创了今天文学繁荣的局面。今天的“80后”，不可想象我们那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来闯一个又一个“禁区”。我们为后人开辟了道路。“新时期”作家曾是中国老百姓的代言人，我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中国“新时期文学”可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多高的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推动作用决不会被抹杀。未来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将会把中国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作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一章。
我可以说，在中国作家中，我是背负“身份”“成分”担子最沉重的一个，经受的磨难也最多，所以对“身份识别制度”最敏感。1984年我的小说《绿化树》发表后，有同行讥讽我小说中“踏上了红地毯”这句话太“俗气”。那请你想一想，我这双跨过死人堆、20年之久没有穿过袜子的脚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难道没有特殊感觉？试问我同辈作家，虽然我们都是从艰难困苦中摸爬过来的，但有谁在20年间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
但是，我这双穿上袜子的脚并没有因为“踏上了红地毯”参政议政而自满，软化了我应有的锐气和勇气。
在《绿化树》发表之前的1983年，我就“踏上了红地毯”。一次，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集了十几位新增的文学艺术界的政协委员到中南海座谈。其中多数现在已经过世，今天仍健在的如我之辈，也垂垂老矣，记得有###才、何士光、叶文玲等人。委员们在中南海富丽堂皇（今天想起来也很一般）的会议室中“分宾主坐下”。我刚从劳改农场爬出来不久，“中南海”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类似“皇宫”“朝廷”这样的地方，今天居然能在这里占一席之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云泥之别”，令我感慨万端。
阎部长先说了番客气话：请大家来随便谈谈，互相认识认识，然后礼贤下士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因为阎部长谦和的态度，众人也就不太拘谨了。当时，文艺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发言者大都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纷纷反映本地区本单位还存在的政策不落实、观念上还有“两个凡是”阴影的现象。阎部长都一一记下，时不时地插言询问。轮到我，阎部长和蔼地向我点点头：“听听贤亮同志有什么话说。”
没料到我一开口就说：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改造共产党！”
我完全不理会当前最紧迫的落实政策问题，而是直接捅到问题的核心。
我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靠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党是无法完成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要把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党改造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我们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只有知识分子在党内占了多数，我们才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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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9）
与会者脸上都表情惊愕，我注意到阎部长也觉得意外。当时，“改造共产党”不但是离经叛道，简直可说是“大逆不道”的说法。
我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有志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人的世界观，为什么不能改造自身呢？我们必须有改造自身的勇气。只有我们自身不断地自我改造，我们才有力量和能力去改造世界和社会。”
不需要激励，也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便会口无遮拦地侃侃而谈，无所畏惧。自那时以后的25年，我连续任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直到今天超龄退出，从来如此。
“不可接触的贱民”变成“上帝的孩子”就向往“天堂”。
我以为在中南海的一席话说了也就说了，没怪罪我已经算走运，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宁夏自治区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刘德一同志给我来电话，叫我去宣传部“谈话”。到他的办公室，他很神秘地从抽屉里拿出份文件，在我眼前一晃，说，“你在政协会上说的话，耀邦同志做了批示了。”他只让我瞥了一眼，我只看到是一份发给各级党校的什么红头文件，有关我的话的批语头一句是：“这位作者的话值得注意……”我正奇怪为什么耀邦同志不称我为“作家”而是“作者”，他就把文件又收进抽屉里锁上。
虽然如此神秘，但知识分子入党成了当年的风尚，我与二十几位知名知识分子同时入党，新华社还发了消息。在上海复旦大学、西安交大、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只要是邀请我去讲话，我都大声疾呼：
“凡是希望改变中国的有志之士，都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你入了共产党才具有改变中国的位能和势能。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
“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这话今天已经证实。2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仅知识分子在党内已占多数，市场经济中的主力军——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也大批入党，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自我改造”的无畏的勇气。
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已经逐渐替代了那些看起来颇为吸引人而实际上是反科学的空洞理想。人们需要理想，但必须是符合科学规律的理想。
但是，怎样在新的社会形态上重新收拾已被摧残殆尽的传统文化，吸纳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建构适合于我们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全社会营造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文精神，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同时，社会阶层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且表现的十分鲜明和突出；一种隐性的“身份”和“成分”的区别业已形成。我们怎样在阶层之间建立一种完全开放性的机制，并能在体制上、而不是再用空洞的说教来防止执政党不会变成新的特权阶层，在制度上保证“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并能把无德、无能、又无耻的官员及时罢免撤换，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风起于青苹之末”，30年前的思想解放风暴其实起始于人的解放。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自身才得以解放”，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决不是再用暴力手段去“解放”其他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要永远保持自己“无产”的地位，而是要通过种种经济形式包括股份制，使自身及所有人都“有产”（共产主义“是在更高的形式上恢复个人所有制”－马克思）。黑格尔早就说过，“人权，说到底就是财产权。”只有全体人民都“有产”，人民才能普遍地享受人权和尊严。所以，“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应为之奋斗的目标
而在中国几亿农民尚未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我们还任重道远。
我的态度（1）
——在新浪博客上谈国民素质、民主制度及其他
感谢新浪网给我开了“博客”！我本来还不知道“博客”是什么，想不到它竟会拉近我与读者的距离，并且如此之近。首先我要申明并向网友道歉的是：我“博客”上的文章都是过去曾发表过的。新浪网给我开“博客”的时候我已向他们说明：我是个写小说的，我不能把平日的随感与思考一缕一缕地向外抛出，因为那些都是我小说的材料，而小说又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不像豆腐那样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仍是豆腐。这点，新浪网也是同意了的。可是，对我来说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东西会有这么多读者，还与纸面媒介不同，能让读者直接与我对话，让我知道我的读者的意见和批评，这令我非常惊讶，更让我十分感动，感谢我的读者没有将我忘却，所以，除了感谢新浪网，我更要感谢我的读者！
看到网上有这么多网友关心我，使我按捺不住地也要与读者坦率地说些话。首先，我要回答很多关注我目前生活状态的网友：一、我现在还在写作，但要突破过去的作品有很大难度，这是个既艰难又有乐趣且具有挑战性的玩意儿。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回首往事，不胜感慨，总想给后人留下一点人生经验和“亲历”的历史。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或说是患有选择性记忆毛病的民族，而历史最珍贵的部分恰恰是那惨痛的、人们不愿回忆的部分。历史和物质一样，越是沉重的部分质量越高，密度越大。我认为在文学中再现那个部分是我的一种责任。不然，上帝为何选择我来和整个民族一起经受那么多磨难？二、是的，我仍在经营宁夏的镇北堡西部影城。这个今天已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被旅游业界和媒体广泛征集游客意见评为“中国最佳旅游景区”之一的宁夏旅游热点，不过是我另一类型的文学作品。关于这方面我不多谈，避免有商业炒作之嫌。这里我只想介绍旅游业界专家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张贤亮在一个既无自然风光，又非历史遗址，更没有文化内涵的荒凉不毛之地，只投入了很少的资金，主要靠智力投入就打造出如此规模的人文景观，充分显示出知识经济的作用，可说创造了一个奇迹。余秋雨说它是宁夏的一个“文化气场”；易中天更为它题了一首诗：“荒野一堆土，居然八阵图。捉刀写世界，仗剑走江湖。大隐何妨市，立言未必书。壮哉镇北堡，真是不含糊。”来此视察并留下题词的各级领导很多，我最欣赏的是文化部长孙家正的话：“真好玩！”我想，小说的最高境界大概也不过是“真好看”而已吧。
浏览了我的“博客”，看到很多对我的溢美之词，当然很高兴，也很惭愧，今天我只想和与我意见不尽相同的网友聊聊我的看法。一位名为“更生”的网友说，“老张；我知道您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但我对您的一个和几个精英就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国民素质不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我甚至怀疑；如果没有国民性的根本改变；所谓的体制改革，所谓的高速发展，所谓的法治建设人才辈出，都是虚假的昙花一现的；就像汉唐盛世的昙花一现一样；您对国民的态度显然与鲁迅、孙中山的不同……”。我要申明，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和几个精英就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可能我在个别场合评论个别人物时说过类似“捧场”的话，但将这种观点推而论之显然是有害的。中国人经常被迫让“一个和几个精英”作为其代表的时候太多，有的还跟着“代表”瞎起哄，结果证明“代表们”只代表他们自己；中国人缺住房、缺医疗、缺教育……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更缺衣少食，生活用品极其匮乏，却从来不缺“代表”。
然而，我确实认为“国民素质不是决定因素”。我在1997年出版的20万字的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中，就曾专门针对《国民素质忧患录》写了一章《干部素质忧患录》。值得我们“忧患”的不是国民素质而是干部素质；对中国前途起决定性作用的也非国民素质而是干部素质。当然，“忧患”的不是干部本身，而是选拔干部以及提升干部的那套机制。强调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不高”，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才能使民主政治真正得以实现的观点，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深入人心。他老人家曾规定在实施“三民主义”之前必须有个“训政”时期。“训政”成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意识，从民国时期一直贯穿至今。请问，老百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选出什么人来代表自己，必须由政府加以训练和指导，这叫什么民主政治？中国人长期遭受被人操纵、被人利用的“民主”之害。还有，试问：由谁来测定国民素质的高低？由谁来评定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已经到了可以由他们自己选代表的时候了？
我的态度（2）
（此处略去4600字）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1）
——与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的谈话
日本《产经新闻》筹划了个栏目：在世界每个重要国家各请一位人士谈“我所选择的20世纪10大新闻”，从中可以看出各国文化的差异。为此，日本记者山本秀也2000年6月专程来宁夏采访我。我以自己的视点给了他一份个人答卷。随后，他顺理成章地请我谈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我说，我对中国的未来一向是乐观的，自###发表了“###”的重要讲话后就更为乐观了。日本记者当然一时不能理解中国的领导思想对中国现实的支配作用。我只得试图给他解释，说了下面这番话。
首先，###“###”的重要讲话是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既总结了中共的成功经验，又接受了包括“文革”的灾难与苏联东欧解体的历史教训，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正在急剧变化的新世界，给中共制订的新的立党之本。当今世界，科学的新发现及高新技术的发展剧烈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从而在很多方面根本性地改变了传统的观念意识与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在瞬息万变之中。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的局面逐步形成。中国正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力图成为国际社会中负重要责任的一员。“###”的讲话在风起云涌的新旧世纪之交发表是非常明智非常及时的，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形成完整的指导体系的表现，证明了中共的生命力和领导能力得到强大的更新。
过去，由于曲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过份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将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变革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这种错误到“文革”恶性膨胀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