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后来，我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八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
梦里我又回到小学四年级。
八岁的我站在教室走道里，一只手捂着左眼，一屋子同学都埋头看书。老师拿一支小棍，点着视力表的最底下一行。
这是我小时候最恐惧的场景，直到现在，看到视力表还感到条件反射式的恶心。
我早就近视了。但谁也没看出来。
我站在过道上，非常冷静，食指上下翻飞地指着。我已经把最后一行背熟了。老师把小棍一放，埋头边写边喊：“一点五，下一个。”……现在我跟大家一样了。谁也没注意到我，我不动声色地回到了座位上。
眼前黑板上的字，我什么也看不清。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者叫陈大会，真是职业杀手，快、狠、准，剑光一闪，夺命封喉。我端着饭碗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完。
业内对他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仿研究。”
我把他的采访，还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打印下来塞在文件夹里，提问抄在小本上，采访前常常偷换一下问题的内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步，照猫画虎。
我遇见陈大会，他说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三十多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远。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不知哪儿来的满是错别字的盗版，书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精液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去他妈的特工吧”，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这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也没加班费。”
“坐车也不能报销。”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