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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
关克说：“我们没有鉴定记录，也没有开论证会，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
“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面对疑问，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
“只有民间的质疑啊，没有上级部门疑问。”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
他说：“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锋”。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用我的头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傅德志在网上发通缉令，指名道姓哪个官员是“幕后黑手”。他并没有去过大巴山区调研，我问他：“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自知无知，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您不考虑这种可能吗？”
“我竖信我是正确的。”他的答案与他的对手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用赌脑袋的方式呢？”
“我们林口的人说话都比较粗。”他说。
等周正龙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长的叶子，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会儿报纸上的照片：“看见照片上周正龙手里的匕首了吗？他是在威胁我。”
他的博客里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骗子”。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我问镇坪的县长：“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依据的是您相信一个人的人格，您觉得这个态度科学吗？”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觉得是真的。”
我说：“您当时相信覃局长的工作，所以没有问他要现场的核查。您认为肯定有，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是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从刚刚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主观相信，有的时候是很脆弱、很难站得住脚的？”
他脸上有什么僵冻的东西化了一点：“那你说的……可能对这个有一点忽略。”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宽容。”陈虻从认识我开始，说到最后一次。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称职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臊眉搭眼再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采访镇坪的林业局局长时，问他对媒体的疑问怎么看。他说：“我们不想他们怎么想的，野生华南虎在镇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说：“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
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更严肃更科学更有所保留比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但不管怎么问，覃局长的回答仍然是：“当然要科学，但我认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这个词，他重复了三遍。
我想了想，换了一个问法：“那您的依据是什么？”
他说：“拍这个照片之前，专家组作过报告，说我们这儿是有华南虎的，所以总有人会拍到，不是周正龙就是李正龙、王正龙。”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陕西省林业厅曾组织专家对二〇〇六年牵头实施的《陕西华南虎调查报告》进行评审，专家们认定镇坪县仍有华南虎生存，只需要影像资料为证，就能申报建立华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好吧，那就采访专家组。
专家组的王廷正组长在西安，他七十多岁了，高校教授，说当时论证会就在西安召开，专家没有去镇坪当地调查，鉴定的依据是省华南虎调查队提供的疑似华南虎的脚印、虎爪印，以及当地群众的反映。寻找这些脚印和虎爪印时有三位群众作出了突出贡献，三人中有周正龙。他被通报表彰，奖了一千元，采访中他说过：“县领导来过我家，鼓励我如果将来能拍到华南虎照片，可以奖励我一百万。”
镇坪县领导曾经拿这些脚印找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谢焱教授做过鉴定，我们电话采访谢教授，她说当时已经明确告知对方，都是一些灵长类、熊类的脚印：“我们在东北地区有很多经验，能够非常明确地判断，那个确实不是老虎脚印，老虎的脚印基本上是一个圆形的。”
王组长坚持这是老虎的脚印。
我在网上査询过他的学术背景，他专业研究啮齿类动物，搜索引擎查找他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豫西黄土高原农作区鼠类群落动态》、《棕色田鼠种群年龄的研究》，我问：“您有没有发表过关于华南虎的论文？”
“我没写这个。”
“您有没有在华南虎的基地作过专项研究？”
“没有。”
“就是说您是在没有研究过华南虎，也没有实地考察的情况下，作出这个地方有华南虎的判断的？”
“只能是，根据我搞动物分类学，这个角度上我认为它应该是华南虎。”
我们还査询了其他几位参与论证会专家的专业背景，发现都没有大型兽类的研究方向。
“您是研究田鼠的，刘教授主要是研究金丝猴的，还有一位许教授主要是研究鱼的？”
“对。”
“听上去这些跟华南虎差距都挺大的。”
“人家要开鉴定会了，省上没有研究这个的，他只能是找动物学工作者。”
我问：“假如是一个关于田鼠的鉴定，可是由研究华南虎的专家来做，您觉得合适吗？”
老人家想了一会儿，说：“好像也不太合适。”
老郝在边上听完整个采访后，晚上跟我说：“你走得很远。”
“什么意思？”
“总是我们觉得可以了，你还要往里走，而且走得很远。”
“你觉得我尖刻？”
“倒不是。”
“那是什么……狠？”
“哎对。”
我明白她的意思，老教授满头白发，在他家里采访时，给我们每人倒杯水，待人接物的柔和像我们自己家里的长辈。采访时，他神色里的迷茫或者难堪，让看的人心里手下都会软一下，想“那个问题还是别问了吧”，但我还是问下去了。
我问老郝：“那你觉得我对他这个人有恶意么？”
“那倒没有。”
“哎，说真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正色问她，“我对人刻薄么？”
她“哼”一声：“对女的还行。”
“也不一定，我是个正直的人，你但凡有点错儿，我都左思右想，鼓足勇气跪谏。”
“滚。”
我又想了一会儿，对她说：“我没想太好，但我感觉记者应该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你说呢？”
她又“哼”了一声，算作赞同。
省林业厅发布照片后，已向国家林业局申报镇坪华南虎保护区，我们去的时候，县城里已经挂上“野生华南虎保护区办公室”的牌子。我们电话采访了林业厅负责人孙厅长。
“您觉得这个鉴定有公信力吗？”我问。
“比如说王廷正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他搞了一辈子兽类，华南虎能不是兽类吗？”
我张嘴想问，没插进去。
他继续说：“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了解陕西的山水。”
“他们也许熟悉陕西的山水，可是他们不熟悉华南虎啊。他们怎么做这个鉴定呢？”
他反问我：“那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呢？”
“在苏州跟福建都有华南虎的繁殖基地，有很多人熟悉虎的习性。中科院也有十几位研究大型猫科动物的专家，他们可能权威一些，你们有没有想过邀请他们？”
“我认为陕西的专家可以代表陕西的水平。”他说完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接到通知，华南虎事件不要再炒作。我打了个电话给梁主任：“我认为我们不是在炒作，是想认识湥С侍狻！�
梁主任沉吟一下，说你等等。
他打电话绐主管的部门：“‘新闻调査’有它一贯求实、负责的标准，让她试一试吧。”又回电话对我说：“你们写个文案。”
晚上我想这文案怎么写，这期节目出发前，有人说：“这样的题材太小了，一张照片的事儿，不值得用四十五分钟的‘新闻调查’去做。”这话让我想起胡适。他本是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者，却花了大量时间去考证《红楼梦》、《水讲传》这种通俗小说。舆论责备他不务正业，他后来解释：“我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肓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我原来觉得这句话并不高妙。
这次调查，才理解他为什么说“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我写了一个文案给梁主任，开头说：“照片的真假之争，不仅事关技术，更是对事件各方科学精神的检验。”
他看完说：“可以，蛮好。”
我头一回恨不得拥抱领导。
吴县长是最后一天才接受采访的。
他之前不答应，那天忽然接受了，情绪很好：“小柴你应该看看昨天某某电视台采访我，向他们学习一下，做得很好。”
下属们在饭桌上站一圆圈，共同向县长敬酒：“昨天节目里您说得真好。”
吃完饭，在镜头对面含笑坐下后，他把昨天节目里的话又说了一遍：“最终这个照片的真伪需要国家权威部门进行鉴定，但是作为我们，我们肯定是确信无疑，镇坪发现了野生华南虎，不仅仅是镇坪的荣耀，同时也是中国的荣耀。”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这句话他在昨天节目里也说过，带着得意之色，又说一遍。
“您不觉得……”
他还没说完：“因为华虎南是中国虎，是国虎。”
我问：“您不觉得它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眨了下眼睛，说：“当然它首先肯定是科学的问题。”
我问：“那您不觉得现在外界对于周正龙照片的真伪，包括镇坪是否存在华南虎这样的结论都存在争议和质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弄明白真相问题，然后再去寻找它的意义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问向我自己。
我二十出头做新闻评论节目“时空连线”，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孙玉胜审我的片子，说“你应该去现场做记者”，又说“现在不是评论的时期，是报道的时期”，意思是没有夯实的报道为基础，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做新闻调査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