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进北川县城，路侧都是烛火，两条火线，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曲山小学隔着条河，没法过去，离河最近的大石头上，一个中年女人坐着看对面，一动不动。
叶哥在卖纸钱的地方选了很久，挑一个书包，选了红的，有奥特曼。放下，又选了个蓝的。
地震之后有过一次大泥石流，他们在城里的房子被埋了，找了半天找不着。他和叶嫂就在警戒线后跪着，香插在石块中间，对着小学的方向烧纸，叶哥看着纸灰飘飞，喃喃说：“你最喜欢背新的书包，这个书包你喜欢吧？”
文超转身一个人走了。
我和志全找了好久，发现他站在另一所小学的教学楼面前，一楼没了，二楼直接坐下来了。志全对我说：“他就是从二楼跳下来的，看到自己的同学就差那么一点没能跑出来，只有头露在了外面。”
文超还是在那儿站着，一句话不说。
回到家里，给文超妈妈上坟。他爸烧纸，对着墓地说：“往年清明都是你张罗，今年我弄，也不知道对不对。”木讷的四方脸上带点凄凉的笑容。
他爸想再娶个女人，但孩子不接话。他爸让我劝劝。这不是靠劝能过去的。
文超跟我说，总是梦到他妈喊：“超娃子，吃饭。”
孩子脸上两行泪。
晚上，陈威说，我以为你当时会像“双城的创伤”那个节目里一样，抱一下那个孩子，或者给他擦眼泪。
我没答话。
吃过晚饭，我一个人走了走。大山里乌黑的沉默，一盏灯都没有，看的时间长了，才看到苍暗的云层滚滾而流。
我向北望。
这一年我没法回去给奶奶上坟。前一年拔完杂草，在她墓碑前坐一会儿，上面刻着她享年九十四岁，想起小学的时候，我刚学会算术，在课本上算她的寿命，嗯，她是一九一〇年生，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岁，我歪歪扭扭地在课本上画加法等式……也就是……嗯，二〇三〇年……
她去世快六年了，我不跟人谈她，不看她照片，也不愿意别人跟我提她，每次梦里终于看见她的时候，心里都松一下：“看，她没死，我就知道。”
梦里她总是衣衫破烂，被人追赶，我把她护在身后，像动物一样对那些伤害她的人龇着牙，威胁他们，但最后，她总在我怀里死了，我绝望地抠着墙皮，墙都碎了。
有时候，在梦里我小声喊她：“奶奶。”
她靠在门边上，看着我，不认识了，说：“谁呢？”
我心里凄凉，又觉得，是我没照顾好你，不值得你认得。看她手里拎着东西，我伸过手：“那我帮你拿吧。”她递给我，我跟她一起往前走，她还容许我陪她走这一段路。
文超脸上的眼泪，我擦不了，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采访时我俩都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忍受。
有一天叶哥说起儿子，说你们知道他什么样儿吧。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没问过。
他试探地瞄了下叶嫂，又看我，说：“锁起来了。”
她带点着恼的笑，从腰里拔出一串钥匙：“我不许他看。”
堂屋边上有个小门，锁打开了，门里头有一个箱子，也上着锁，用更小的一个钥匙打开。
叶哥拿出来一捆东西，用烧焦一角的旧红领巾扎着，是孩子的奖状、照片。拆开给我看，都是从去年废墟里扒出来的，不少残缺不全，他带点笑，说你看这个奖那个奖，等翻到孩子照片的时候，叶嫂“刷”一下就站起来，走了。我说：“叶哥，你去看看吧。”他去了，镜头没跟着，等在原地，也没再往下拍，就到这儿。
过一阵儿，叶哥挑水回来，我出屋去接他。陈威站在屋里架着机器，那算不上采访，只是说话。我说：“我这来了几天，你喝好几顿酒了，可比去年喝得多。”
叶哥踩着石头，脚尖轻敲：“以往从不喝酒，现在没儿子管我了，原来呢，他在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少喝点，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我还希望，有朝一日，有下一个儿子的话，还像我前一个儿子那么听话，哎呀，简直是万福，真的是万福。”
我说：“但是叶哥，你现在要生孩子啊。生孩子你不能喝酒，对吧？”
叶嫂用脚踢着那块石头：“他是不听的，他是不听的。”
“我还是要听，听我还是要听，听还是要听。”叶哥说。
我说：“这是大事。”
叶嫂抬起眼，对我埋怨：“他从地震过后到现在，是又吸烟又喝酒。”
叶哥说：“你都不能给我保密啊？”
我说：“你这得接受监督。”
“行。”
我说：“你得答应我们。”
“我一定答应你。”他说。
就这些家常话，完整地放在节目里，这种采访是我以往的大忌，我觉得记者不能发表意见，不要议论，不要参与别人生活，我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
现在我知道，有时话本身可能没什么意义，它只是到了嘴边。
在北京时，有位兄长的亲人过世，朋友们劝解他，说其实死去的人解脱了，唯有生者痛苦。
他不说话。我心想，像我这样的生者，怎么配这么想。
兄长顺路捎我回家，他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我坐在前座，都没说话，车里忽明忽暗，都是沿路的灯，过一会儿他开腔了，他说他决定要生孩子了，两个。说你要是遇上了解你的男人，就生个孩子。
我没搭腔。
黑暗里，他的手隔着栅栏，在我肩膀上，轻拍一下。
像是满心说不出来的叮咛，也是一种不必说出来的安慰。
志全的媳妇怀孕了。
人们总是说，新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忘记吧，忘记过去，新的生活就开始了。
采访的时候，家里女人们都在灶间忙，给建新房的工人们备饭，木柴烧旺的火膛上，吊着漆黑的小锅子，咕嘟嘟煮着，皮肉炖烂的味儿，带着花椒和八角的腥香味儿，漫得满屋子都是。志全媳妇不爱说话，正拿辣椒和盐巴往锅里抖，火映得半边脸上发亮，我问她肚子里孩子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她低头拨火，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她哭了。
她说：“昨天梦到我女子，梦见她买了糖粒子，八十颗，问哪儿来的钱，她说是爸爸给的。”
我明白她。
手从奶奶脸上滑过的时候，有人在边上对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泪掉进去”，把棺木关上了。
怎么会哭呢？我有什么资格哭？
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在那里，青布的斜襟大袄，掖一只浅灰的手绢，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拉长一点，落下来，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小水滴四溅。
吃完了，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
哄我喝药时，药边总放一碗水，手里一粒话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药，她就先喂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里，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帮子，硬硬的还在。
长大一点之后，她的头发都是我剪。我笨拙地拿个梳子别住她头发，毛巾铺在她肩膀上，拿小银剪把长的地方剪掉，她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窝儿，那儿的头发特别不好剪，要用手握住，说“不要动不要动”，一根一根地剪。
上初中夜读回来，她在炉子上烤了红薯片和花生，我远远地顺着甜香就进了门。我吃东西，她给我捂着手，用山西话说“怎么老是冰淬的”。我俩双双把额头贴近铁皮炉子，借着那点暖和气儿说个不了。她有时候自己也笑：“就是憨亲哩。”
她老了，贴身穿着我小时候的红棉袄，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给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药，我在边上放一碗水，手里放一粒话梅糖，顶着她的额头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她叹口气：“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罢了。”
她九十岁时，我回家过完年要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看着她。
她拿拐杖轻点一下地，说：“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遗物，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个《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皮，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挖墓穴的农民在边上抽烟谈笑，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我坐在棺木边的地上，手里攥一把黄土，天上白云流过。我第一次有了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那个孩子会是新的，我用手轻抚奶奶的棺木，她会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离开杨柳坪的时候，罗陈说：“录个结束语吧。”
我们下了车，雨下得又轻又细，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湿了，去年的裂缝里青草簌簌地拱动，湿黑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墨绿的杉树林，梨花浅白，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我站在细雨中，说了最后一段话：“一年之后，我们重回杨柳坪，去年地震的时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庄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经历了磨难和艰辛，正在生根发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谷雨将至，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万物生长的季节。”
做完这期节目，评奖的时候，夏骏在，他是以前“新闻调查”的老制片人，常敲打我。这次开会，到他发言评价节目，他顿了一下，说：“柴静是个漂亮姑娘。”
底下人笑声嘘声四起。
他接着说：“她自己也知道，所以老忘不了。”
我抬头看他。
“这次她忘了，所以节目好。这算她的成年了。”
第三年的时候，我巳经离开“新闻调查”，没有去杨柳坪，同事们接着去了，不管是谁，记得就好。史努比说的，“记者”就是“记善”。
也有人说，该换个主题了，给观众一些新鲜感。
看《读库》，《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导演看了没兴趣，“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和爷爷。谁也没听懂他的歌子，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第十五章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他说两个字：“寻常。”
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
“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我听不懂。
北京奥运，我和摄像老王领了主新闻中心（MPC）的记者证，任务是报道每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中午干完活就没事了，这个证不能进运动员采访区，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赛。我坐在大门口小圆桌边，撕了半天餐巾纸，团了好多小球，说：“老王，要不……咱们再做点什么再去看吧。”老王是个痛快人：“行，做什么？”
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我说：“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失败者也成，只要打动咱俩的就算。”
没人布置，也就没有平台可播出，没编辑，没经费，拍摄的磁带都没有。我们的证件也接触不到运动员，只能在比赛结束后的大巴车上找人，再找人送我们进奥运村。
以往当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觉得采访才是头等大事，车到了采访地点，编导打电话让对方来接人，在车上等的时间长点，我心里便有点不耐烦：“怎么不早五分钟想到打电话呢？”现在你自己干吧，借带子，还带子，联系人，找翻译，找车，定时间地点，打场记，写稿子，贴发票……这些小事儿要样样做到，比采访难多了。
要拍摄比赛，我们没有比赛区的证，好不容易说通北京奥运会转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国志愿者拦住：“对不起，不能进。”
我嬉皮笑脸，说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让我进去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了。”
梳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后：“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值班，请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转身的时候，她在背后说：“再见。”
我没回头。
做节目时说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里，就这么个修养。
惭愧。
最吃力的是没翻译。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语的大三学生，卷发大眼，非常可爱。
同行对我说：“她阿语不行。”
没办法，她是唯一愿意陪着我等八个小时的志愿者。伊拉克的短跑运动员达娜晚上九点才到。小周的翻译的确不太行，结结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里有抢劫和屠杀……我见过很多杀戮，街上有汽车炸弹。我也有……面对过死亡。”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翻译或是采访，不仅是工作，是人与人的往来。
老王看体操比赛的初赛，一堆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跳马，头发又短又硬，他有点奇怪，指给我看。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人德国国籍。
约了她，快开始了，才发现写提纲的纸不见了，一顿乱翻，像个溺水的人，只能从直觉开始问：“你代表德国队比赛，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练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可能不爱国，你怎么看？”
她说：“如果他们也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承受这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我问完这句，丘索维金娜没有等翻译，就直接回答了问题，她从我脸上看懂了我在问什么。
通常采访有翻译时，我说完话都低头看稿子，受不了与采访对象沉默对视的压力。但这次我的膝盖上空空如也，每说完话，丘索维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过一遭，反应出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来到嘴边。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交给那个叫柴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