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听，恼羞成怒地拿脚踢老范。小宏一手护我，一手护她：“好了好了，踢一下可以了。”老郝拿个纸巾盒等在边上，挤眉弄眼。
他们对我，像丝绸柔软地包着小拳头，它在意想不到的温柔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生锈的指节在嘎吱声里欲张欲合，还是慢慢地有些松开了。
老郝批评过我不看别的组片子后，节目组里片子我都尽量看，别的电视节目也看，看时做些笔记，一是向人学习，另一个第二天开会发言，才能实事求是，对人对己有点用处。对自己节目的反思也多了。
白云升负责策划组开会讨论节目，听完了对我莞尔：“觉得你最近有些变化。”
唉，这么大岁数了才有。
我在日记里写：“一个人得被自己的弱点绑架多少次啊，悲催的是这些弱点怎么也改不掉。但这几年来，身边的人待我，就像陈升歌里唱的，‘因为你对我的温柔，所以我懂得对别人好’，能起码认识到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别人可能是对的’为前提来思考一些问题。”
年底开会的时候，我向组里道歉：“不好意思啊平常太暴躁啦。”
大家笑，好好，原谅你。
我又不干了：“哟，我就这么一说，你们真敢接受啊，谁敢说我暴躁我看看。”
他们哄笑。
后来送我一副对联：“柴小静，勇于自省，永远任性。”
宋成年之后，我与他在柏大夫那里见过一面，柏大夫说她一直有件后悔的事。当年父子俩在台上，宋当着众人面喊出“我恨你”时，她应该“托一下”这位父亲。
意思是她当时应该让男人讲一讲他的“无奈”，作为儿子，也是父亲，被两种身份卡住时的难堪和痛苦，让双方有更多的理解。每个人都是各种关系里的存在，痛苦是因为被僵住了，固定在当地，转不到别人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无助。
我听到她说，也有一些懊悔，拍那期节目时，我才二十多岁，也还只是一个孩子诉说自己委屈的心态，并没有去体会那个父亲的困境。
柏大夫听了微笑着说：“你那时很内向，看你眼睛就知道。”
她忽然开口说起自己。三岁之前，母亲把她寄养在别处，带着姐姐生活，重逢后她觉得母亲不亲，觉得母亲更喜欢姐姐。五十年过去了，她养两条狗来修复自己的创伤，“因为那个不公平的感觉一直在”。原先那只养了六年的狗叫小妹，总是让她抱，趴在怀里，新来的流浪狗妞妞在旁边眼巴巴看着，她想放下小妹来抱妞妞，但小妹不肯让出位置，她放不下来，也就体会了“当年一直跟着母亲长大，突然加进一个成员时，我姐姐的难受劲”，知道“在每个角色里待着的人，都会有很多不舒服”。
她说，知道了这一点，“我就原谅了我母亲”。
生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人是可以流淌的。宋现在长大成人，有了女朋友，夹在女友和母亲之间，他说多少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感受。柏大夫说给他，也说给我听：“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让那个人可以进来。”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让他在我这里头。”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我慢慢体会到，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柏大夫说的，“强大了才能变软”。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二〇〇七年之后，小组里的人慢慢四散，调查性报道式微，小宏去了新疆，杨春去了埃及，小项天贺小鹏老陈强那时也都离开了“新闻调查”。我问过小项为什么走，他说：“没快感了。”他没有跟大家辞别，选在记者节那天走——“为了记着”。办公室我渐渐去得少了，都是空落落的桌子。后来办公室搬到一个黑洞洞的没日光的大杂间里，原先台阶上一年一标的箭头，被擦掉了。
老范也去了国外。
一年中我们几乎没有联系。我是觉得她这性格肯定已经打入异国社交界，别拖她后腿，让她玩吧。我生日那天，她在网上留了个言，说一直没跟我联系，是怕打扰我。认识这么多年了，两人还是这样，能把一步之遥走成万水千山……还好知道出发点，也知道目的地。
我和老郝相依为命，日日厮混。夜半编片子，有人给她送箱新鲜皮皮虾。她煮好给我送，我冲下楼去接，电梯快要停了，两个人撒腿就跑。在两人宽的小街上擦肩而过，到了对方楼下等不着人，手机都没带。找个公用电话打手机也没人接，四顾茫然往回走，一步一蹭走到人烟稠密的麻辣烫摊边，一抬头遇上，不知道为什么都傻乎乎的欢天喜地。
这路如果不拐弯，也不后退，走不了多久。老郝说：“这么走是条死路。”但她过了一会儿，说：“不这么走也死路一条。”
那就走吧。
这一年，我的博客也停了。外界悄然无声，人的自大之意稍减，主持人这种职业多多少少让人沾染虚骄之气，拿了话筒就觉得有了话语权，得到反响很容易，就把外界的投射当成真正的自我，脑子里只有一点报纸杂志里看来的东两，腹中空空，徒有脾气，急于褒贬，回头看不免好笑。
六哥兴之所至，每年做儿本好看的《读库》笔记本送朋友们，还问：“放在店里你们会买么？”
“会。”
“知道你们不会。”过了一会儿，他又捏起小酒杯说，“但我喜欢，又行有余力，就做好了。”
过半年，他又问：“本子用了么？”
“没有，舍不得。”大都这么答。
他说了一句：“十六七岁，我们都在本子上抄格言、文章，现在都不当回事了。”
他说得有理，长夜无事，四下无声，我搬出这些本子，抄抄写写，有疑惑也写下来，试着自问自答。闲而求知，没有了什么目的，只是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眼酸抬头时，看到窗外满城灯火，了解他人越多，个人的悲酸欢慨也就越不足道，在书中你看到千万年来的世界何以如此，降临在你身上的事不过是必然中的一部分，还是小宏那句话：“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年底，我在出差的车上，接到老郝电话，她说：“我跟你说个事。”我说什么事儿。
她那边没出声。
电光石火间，我知道了：“你谈恋爱了……”
“切。”
“你谈恋爱了？”
“你谈恋爱了！”
“别喊！”
我了解她的脾气，没有确定的把握，她绝对不会说的，这就是说，她终于要幸福了。
六年里，我俩多少次走过破落的街道，在小店里试衣服，一起对着镜子发愁，挨个捏沿路小胖子们的脸，他们冲我们一笑，我们都快哭了。现在她终于要幸福了。
“天哪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死人，别喊啊，他们要听见了。”
我挂了电话，给老范发了个短信。她马上把电话打过来，尖叫：“我明天就要回来。”
挂了电话，车往前开，陈威坐在副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回头看着我笑了：“哟，柴记者，这些年还没见你哭过呢。”
“你管呢。”我抽抽搭搭地说。
老郝结婚的大日子前夜，我俩还在成都采访孙伟铭醉驾案。
做完要赶当周播。
她问我：“结婚证能不能他一个人去领？”
“滚。”我说，“你明天一早回去，后面的我盯着。”
等我拍完回去，她新婚之夜也待在机房，一直病着。我给她按按肩膀，又扯过她左手，端详她手指，玫瑰金。我啧啧啧，她不理我，右手放在编辑机上一边转着旋钮，反反复复找一个同期声准确的点，已经三天没怎么睡了，新郎来送完吃的又走了。
我们工作了一大会儿，我说：“老郝。”
“嗯。”
“老郝。”
“说。”
“将来我要死了，我家娃托付给你。”
她头都不回：“当然。”
三个月后，我接到通知，离开“新闻调查”。
那天我回来得很晚，电梯关了，我得爬上十八楼。楼梯间灯忽明忽暗，我摸着墙一步一步走，墙又黑又凉。
想起有一年跟谭芸去四川的深山采访，下了几十年没有的大雪，山里满树的小橘子未摘，雪盖着，我让张霖站在车上，从树上摘了几个。拿在手里小小鲜红一粒，有点抽巴，冰凉透骨，但是，那一点被雪淬过的甜，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橘子。
中午走到镇上，水管冻裂，停水了，我们找到一家小馆子，让他们下挂面，煎了几只蛋，又切了些硬邦邦的结着霜的香肠。胖老板娘拿只碗，红油辣子、花椒油、青蒜叶子调的蘸料，又抓一把芫荽扔里头。
冰天雪地里，围着热气腾腾的灶，吃点热乎东西，李季说：“真像过年。”
我呢，在万山之间，站在肮脏的筲地里，脚冻得要掉了，深深地往肺里吸满是碎雪的空气，心里忍不住说：“妈的，我真喜欢这工作。”
现在我得离开了。
我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调查，跟同事们也没有告别。能说的都已知道，不能说的也不必再说。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老郝，她从那以后，没有再与出镜记者合作，万水千山独自一人。但这话我俩之间也说不出口。
我在别的节目工作很久后，新闻中心的内刊让大家对我说儿句话，调查的人把对我的话写在了里头。陈威没写，发了一个短信给我：“火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等着，放心。”
他说：“不放心。”
我不知道怎么回。
内刊上有老郝的一句：“她是我迄今为止所见意志最强的记者，相知六年，真希望再一个青春六年来过，我们再并肩。”
六年……六年前，还是二〇〇四年，大伙都在，不管去哪儿出差，多偏远的路，外面雷雨闪电，车里都是一首接一首的歌。出租车有音响就都跟着唱，没有音响，就谁起个头大家跟着唱，不知哪儿来的劲儿，啸歌不尽，好像青春没个完。
有一次，出差在哪儿不记得了，薄薄一层暮色，出租车上，我哼一苜歌：“我迷恋你的蕾丝花边……”
“编织我早已绝望的梦……”有人接着唱。
是小宏。我转头看他一眼，这是郑智化一首挺生僻的歌，我中学时代，一个人上学放学的路上，不知道唱过多少遍，从没听别人唱过。
他不往下唱了。
我又转回头，看了会儿风景，又随口往下哼：“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
这次是两个人的声音接下去了：“我不再与世界争辩……”
我猛一回头，盯着老范，她个小破孩，连郑智化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唱这歌？
她一脸天真地看着我：“你老唱，我们就去网上找来学啦。”
我不相信。
他俩说：“不信你听啊。”
小宏对老范说：“来，妹妹，预备……起——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我不再与世界争辩，如果离去的时刻钟声响起，让我回头看见你的笑脸。”
他们合唱完了，傻乎乎冲着我笑。
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同事短信：“陈虻病危。”
去医院的车上，经过新兴桥，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乩晃，我迷糊了，两三个月前刚见过，简直荒唐……不会，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许，就不会发生。
一进门，一走道的人，领导们都在，我心里一黑。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房门关着，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握着陈虻的手。
我站在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
陈虻一再跟我说，评论部里，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说：“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其实是投机取巧。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
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小崔说：“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
片子录完，陈虻要签播出单。
小崔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边，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口，从小窗口看着他俩。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
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
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
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说：“你说对了。”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问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说过：“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他才三十出头，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有点抱臂旁观。他上来就不客气：“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场没有？”
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陈虻看之前就说：“我跟你们打个赌，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
他们不信，一看果然没有。
他说：“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