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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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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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对对,亮着灯,更像真的。”
  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他张口结舌。问了四五个问题,我说:“可以了,谢谢。”
  我们坐车离开,他的车跟在后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记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柴记者……”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笞都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湿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得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像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像天贺这样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选,更愿意待在家跟金刚鹦鹉一起听交响乐,但他报道山西繁峙矿难,冒着漆黑的夜雨走山路进去,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三十八位矿工死亡,被瞒报成二死四伤,遗体被藏匿或者焚毁。此事中有十一个记者收了现金和金元宝帮助隐瞒事实,被披露出来后,开会时领导表扬大胡子有职业操守,让他谈两句感想。他胖胖地一乐:“没人给我送啊。”大伙哄笑了事。
  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笼到底时,一声巨响,他的膝盖一阵哆嗦,抬起头,看不见洞口的蓝光。“生和死真他妈脆弱,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尸体遗骸,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我俩去一个地级市采访。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因为他“不听话”,在“市长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对墙站着,纸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资金罪”,每天在监舍里原地跑五千步来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着”。采访的时候,天贺不像平常盯着镜头看,而是圆圆地窝在那里,埋着头听。
  去采访市领导,说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过了两天还有两天,知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这种事情急不得,也无处发作。
  大胡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楼下台阶上,见着人就挨个儿问:“请问您见着书记了么?我们找他,有这么个事儿,我给您说说……”
  这两句相当有用,二十分钟后,秘书来了:“领导请你们去办公室。”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但法官就这么判了,我走进法官办公室,镜头在我身后,我问:“这个案子,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为什么还要采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呜噜呜噜说了几句:“不是原件……有些没有原件。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
  我没听懂,问:“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
  “我认为它是原件。怎么不是原件呢?”
  我把纸放在桌上:“您认为它是原件?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
  他嗓门高起来:“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
  我指指二审的判决:“中院都说了,这不是原件。”
  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问:“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
  “我没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决上的字:“法官,这儿,这儿,第六点。”
  他急了:“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
  “您别激动。”
  他脸都扭曲了:“我没激动啊。”
  我让声音柔和一些:“您还是采用了它?”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紧跟在他身后,镜头在我身后:“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您怎么看?”
  他跳得真高。
  采访完,张天贺叼个大烟斗,定了会儿神,说:“这温柔的小刀儿,左一刀右一刀,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又叹气:“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谁敢娶?”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裤。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
  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的。”
  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
  “嗯……”
  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又怕包没有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柜台小姐问,活期还是定期?
  就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保险……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得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裤,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喝着蜂蜜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
  “老郝。”
  “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老郝眼底无尘,她来之后,选题就更硬更难。我们去江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车熄火了,两人冻得抖抖索索,在后头推车,身上都是泥点子。满天星斗亮得吓人。找到嫌疑人家,一进家门,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是个遗像。
  家属一摊手:“死了。”
  这人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弟弟,我们去了公安局。
  局长戴一个大墨镜,见面寒暄,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聊了半天文学,才开口说案子,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再没见过,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
  我狐疑:“听说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说:“是啊,我大义灭亲,亲自把他交给山东警方的。”
  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也是,隔着几千里,打电话哪儿成啊。
  五个人回到宾馆,愁眉苦脸,像吃了个硬币。
  老郝说:“我去。”每次,她决心已定时,都是嘴往下一抿,一点表情没有,眼里寒意闪闪。
  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插进侧包,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手机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满城漆黑,无声无息。
  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乩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赢了。”
  这样的节目做多了,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用力过猛。我妈说:“跟你爸一样,有股子牛黄丸劲儿。”
  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不让我们进门。
  穷途末路,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联系还在。对方念旧,帮忙找来他的上级,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跟你们走一趟吧。”
  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警官接受采访,黑瘦,两眼精光四射,说话没一个废字。
  我问:“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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