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完本全集阅读-第15部分-人文书库

二、角色层（4）
权力病毒在中国历史中周而复始地运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轮回与一圈圈涟漪状的报应。权力病毒的温床是严格的伦理制度，正是伦理从近及远、自亲到疏地奠基出权力的祭坛。在古希腊，有着“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传统。在日本，一个武士可以为了自己认为的真理而挑战幕府将军。而在中国，伦理的秩序始终要高于真理的价值，善战胜了真、成为首要的大事情。
　　但中国人还是有着一种不断消毒的精神，对权力病毒的弥散也保持了最低限度的警觉与革新态度。
　　第一次消毒发生在唐太宗李世民那里。一个皇帝能以自己制定的制度来严格约束自己，这显然超出了儒家的希望。我相信他一定懂得，权力病毒过快过多地进入王朝的机体与最高统治者的心肌，只能促其如隋朝那般速颓。但他是否还意识到，一个王朝，一个由皇帝来四海俯视的天下，权力病毒引起的那场蜕变是迟早的事。
　　第二次消毒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要革除的是权力病毒当中的奴性，它宣告了奴性中国形式的第一次破产。可惜的是，由于奴性的母体——权力病毒没有一个可以消灭之的良方，辛亥革命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其对阿Q们的影响了。
　　第三次消毒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自十九世纪末中国就开始引入西方的思想、制度、知识与技术了。而改革开放更是一次直捣灵魂的权力革命，因为它试图从权力病毒内的蛋白质与DNA上来实现一劳永逸的清除。
　　等到了第四次消毒，就是目下这场在静悄悄进行中的权利觉醒运动了。原来，权力病毒的天敌正是隐藏于每个公民血液当中的权利意识。当权利意识被激活之后，大量的白细胞以及抗体就会从身体的各个缝隙向权力病毒发起攻击，并愈战愈强……
　　政治过敏综合征
　　吾人关心政治，常能从政治新闻中观察出很多货真价实、抑或子虚乌有的信息来。政治家、政治人物、政客的出场顺序、音容笑貌、讲话表态都是可分析的材料，还有很多鬼使神差而来的传言在酒酣耳热中飞扬。怪不得中国的野史稗闻如此之多。
　　于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们，必须依照一个从大到小的次序出场、上镜、触电，否则就会引起社会波动，甚至天下小乱一阵子。在政坛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级别，就如同做学生的要排名次、上梁山的要有座次。座次上升就是人生突破，级别下降就是事业挫折。一切都被编好号了，领导人出场又怎么能突破这个数字鸿沟呢。
　　如果哪个政治家说出一句差不多、类似、近乎、还算破天荒的话来，立刻就是一石击起千层浪。不得了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头一遭啊。这也就他能说，像咱们老百姓可说不出来啊。
　　若是播出了一部有影响的电视剧，类似《雍正王朝》或《走向共和》的，更能使观者激动不已。看来要有动作了。得多吃两碗饭，活到那一天啊。眉飞色舞地谈论，有股子就要二婚的劲头儿。过后没啥动静了，该干吗还干吗吧。时不时提起来，像在谈论一个不争气的孩子。
　　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压抑得太久了。久而久之，九九归一，就落下了病根儿。
　　“这是上面的意思”
　　“这里面的水很深”；
　　“来头不小”；
　　“这个人很有背景”；
　　“上边发话了”；
　　“上面拍板儿了”；
　　“最近上面有新精神”；
　　“这个很敏感”；　。　想看书来

二、角色层（5）
“这是一本禁书，你看看吧”；
　　“领导人出场的顺序好像变了”；
　　“上面表态了”；
　　“这小子有后台”；
　　“我黑白两道儿”。
　　有意思的是，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发布了一篇题为《我的最新决定》的日志，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自己不得不选择“闭嘴”。“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上面的意思”。一个以主张人权（性权利）的先锋人士，原来也是在不自觉且很传统地制造着政治迷彩。
　　布莱希特认为，一切熟知的事情，因其熟知就理所当然，不需理解。而陌生化效果借助戏剧手段，除去了人物及事件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的因素，给它们打上触目惊心、引人求解、决非如此的印记，从而引起联想、思考，引来批判、探讨。
　　呵呵，政治中心外的围墙与栏杆也一样促使人们试图透过现象去寻找本质。这样的本质可以是秘闻、野史，也可以是解密、戏说，还可以是揭露、爆料，更可以是说出真相、颠覆既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围墙和栏杆，权延赤的红色记忆也不会那么畅销，《雍正王朝》、《汉武帝》也不会风靡天下，中国的当代史书写者也不会一点一点儿非常有策略地往外吐料。政治的迷彩确实有着很重大的经济价值，也能让那些知道些许真情的人成名成家。
　　而作为围墙与栏杆之外的一般人，也似乎不想把这层迷彩揭掉，并希望自己也能探头进去，不仅可以观光，而且值得炫耀。
　　那些类似李银河的学者，对于政治迷彩的侵袭，一方面很无奈，一方面也可以借此为暂时或永久退却的借口，同时还能增加自己的迷彩。
　　也许政治并非如此神秘。但作为政客，要故作神秘；作为公务员，要制造神秘；作为作家，要卖弄神秘；作为商人，要经营神秘；作为冷眼旁观者，要欣赏神秘。这些，就是今日迷彩政治之一斑了。
　　腐败自我谈
　　早就想写写腐败的话题了。
　　这个话题已经被谈论得太多了，好似一个大马蜂窝却一只蜂都不见，都去找蜜去了。这就不好谈了。但我发现这些谈论里基本上只谈论别人，不怎么谈自己。
　　于是我又有了谈兴，就从自我谈起吧。
　　在自我谈之前，还是得对“腐败”这个词分析一番。“腐败”是一个典型的矛盾词，矛盾词的意思是说，一个词正说也可以，反说也可以。比如：炒作，宋祖德之流一定会这么说：不炒作也是一种炒作。比如：风险，那些搞融资集资生意的总是如此宣传：没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那么，不腐败是否也是一种腐败呢。当然不是。但是一个人要是不腐败，恐怕是不好混的。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也就是“腐败”作为矛盾词的本质。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做官了，会不会腐败？如果我去做生意，会不会行贿？
　　我想，医生收红包，为了孩子上学去送礼，其实都是腐败和行贿的小苗。
　　我如果有孩子，我也会去找人的。我做生意，我也要给人好处，要不然怎么拿单。这是必须的，是行规，不可能不这样做。
　　那么，我就没资格谈腐败了吗？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腐败。
　　一种是生存性腐败，一种是享受型腐败。
　　生存性腐败的意思是说，不得不腐败，不腐败就生存不下去。不如此，就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问题。

二、角色层（6）
我也一样。我也会托关系、走后门，找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来帮助解决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看病的事情。认识一些官儿是一种荣耀，他们可以帮助我办事，以便在竞争上先人一步。
　　有时候不这样做不行；但有时候就变成了享受，想这样做，因为尝到了甜头。后者就是享受型腐败。
　　生存性腐败比享受型腐败要轻，应该尽量少做生存性腐败、不做享受型腐败。但它们其实都是不可原谅的。
　　那怎么减轻我的负罪感呢？
　　于是就去批判腐败，去批判那些受贿者、有权者、既得利益者，去批判这种社会现象。
　　时代的精神病气质
　　汉语常常会把名词给形容词化了，如：
　　红红的×××（意思是，这个×××具有“红”这个属性）；
　　科学这么做是不科学的（意思是，这么做不符合科学规律）；
　　太监太监帖、鉴定完毕（这个太监会上网）。
　　而当“精神病”这个词也形容词化时，就会出现以下的骂人话：
　　精神病啊。
　　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吧。
　　精神不正常吧。
　　神经病。
　　还有当精神病与神经病混淆之后，就会有更有趣的现象。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是神经病，什么又可归入精神病，确实是值得分析的。但在日常的汉语口语里，却基本不作区分，就如对心、脑的混淆一样。
　　这个世上无非三种人，即：
　　精神正常者（俗人、大众的单数、群众的个体，老百姓之一）；
　　艺术家（诗人、作家、舞台表演者）；
　　精神异常者（精神病人、疯子、变态狂）。
　　精神正常者是大多数，可称为“精神正常群”。他们的精神也是相似或相同的，惟其如此才会存在所谓的人类的普适价值以及语言等交流工具的产生与发展。正是他们，制造了流行时尚、社会道德、电视广告、市场经济，并规定了一种或几种生活模式。
　　大多数人在日常语言中交流，以此获得精神慰藉，并刚化了彼此相似或相同的那种精神状态。他们的精神状态大致重合，其程度可描述为“正常精神重合度”，其值应在90％以上。专制社会的正常精神重合度可达24K金一般的好几个九，……
　　也正是这个精神正常群（他们、我们），将那少数人所具有的异彩纷呈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定义为“精神异常”，并建造了精神病院。
　　还要注意的是，这少数人的精神状态相互之间能否重合、重合多少，这显然有些类似P2P协议的意思了。与“正常精神重合度”相对应的，可称之为“异常精神重合度”。
　　若异常精神重合度的值为0，则反证出精神正常群的极度的正常来。
　　可实际上，任何两种精神都会有交合的，也就意味着其值大于0。而若异常精神重合度的值虽然大于0，但还是很小，那么这样的精神世界就如野生华南虎那样濒危。每当一个这样的人死亡，就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种精神可能性的宝贵基因。
　　若异常精神重合度比较大，如大于50％，那么这些人就很可能是艺术家了。
　　因为艺术家恰恰游走在精神病院与俗世之间，或穿越，或潜行，或招摇。艺术家躲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里不出来，他知道若是出来就会变成精神病人，所以宁可待在美术学院而不去精神病院。
　　而一般人对艺术家还是很尊重的。因他们不能理解艺术家那异常精神重合（相似）度大于50％的艺术精神的世界以及从这个世界里分泌出的语言，从而产生了敬畏。又听说那些侥幸进入正常精神群的艺术品获得了惊人的拍卖高价，就更有了景仰。因为他们还是懂得那样的一种语言——市场语言。
　　至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病气质，就如搞怪、搞笑这样的行为，明明是属于正常精神群的，却非要把自己投入到精神病院的氛围里。兄弟，你没这精神底子，但你有这精神气质。
　　而这些行为却又不来自那个异常精神重合（相似）度大于50％的世界，无非用的还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市场语言。像芙蓉姐姐（据说她确实被车给撞过）、周老虎、相声、绯闻、丑闻、性闻、八心八剑，大都具备了这样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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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则件（1）
开会为啥不坐第一排
　　在一个大会议室，当有好多排坐椅时，经常可见第一排空荡荡的。于是会议的组织者就会让后排的人往前坐，以达到给自己壮胆儿的效果。于是就会有几个人零零落落地排到了前面，也就如此了。开会吧。
　　为什么第一排总是那么冷清呢？这似乎源于儿时学生期的心理印记。
　　上学时，坐的位置往往是跟个头相关，个子矮的就坐前面，高的在后面。于是坐后面的，就有种优越感，而且自由。坐前面的，容易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打小抄也不方便。坐后面的，可以搞些小动作、传字条、看课外书、假寐，也不会被发现，或就是老师懒得理你。
　　大了，工作了。当公司迁入一个新办公室，比较贼的员工会选择那些角落里的办公桌，一般是背靠墙壁、角落的。这样的位置是不会有人（主要是老板）有机会打背后经过的。如果玩个游戏、看个股票K线图或者查查澳门盘口，绝对不会被发现。
　　开会时，总有一些领导、嘉宾、老板会在第一排落座，把这第一排就权当主席台了。其他人则习惯性地往后坐。剧场也是这样，当有地位的人来观看时，前排会留出座位，虚席以待。
　　久而久之，即使第一排没啥事先安排，人们也不喜欢坐了。其实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座位时，也在心中衡量着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一个人选择什么座位，也暗合了他的社会角色。
　　在飞机上，第一排是头等舱，不能随便坐，要付钱的。如果不满员，后面的座位可以随便了。最安全的是尾部，失事飞机的尾巴是翘的。
　　只有看演出的时候，第一排总是人最多。因为第一排的票最贵，看演员最清楚，最值。当一幕结束、下一幕即将开始前的换场时分，黑灯瞎火的，就见几个黑影晃到前边去了。
　　从大学教室占座看潜规则的生成
　　经常可以在大学自习室里看到有人占座。这些人占座的方式五花八门，但规律却是一个，不见占座的人，只见占座的工具。
　　用书占座是最常见的，不怕丢是最基本的，不过有的老兄还要放上好几本，似乎在着重说明，千万别抢，否则书丢了算你的。
　　有的在桌上签名就算占座了，看来即将到此一游。
　　有的把喝光的饮料瓶往上面一搁，到底是谁喝剩的呢，只有指纹能作证。
　　有的用张纸就能代表自己的使用权了，太象征主义了。
　　有的用粉笔画上自己的势力范围，做得够绝的。
　　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这样。图书馆的座位几乎被占光了，可图书馆里却没多少人。我很气愤，就把那个占座的书包往窗台上一放，顾自看起书来。
　　占座的是个女生，她气哼哼地拿起书包在旁边坐下来。
　　我不认识她，却问，你恨我吗？
　　她不说话。
　　我很天真地说，你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
　　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
　　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
　　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分析一下同学占座的情形，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很接近的。
　　首先，这块自习桌还不曾有人占住。
　　其次，同学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学习所必需的面积。确实，很少有太过分的，一下占上十个座。同学们还是比较节制的，谁都不容易。　。　想看书来

三、规则件（2）
第三，同学们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空洞的仪式，而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使用权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比如放张纸，也是劳动啊。要是搁两本书，简直就是耕耘了。
　　大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思想的基础。他们能够把占座思想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生活实践，实在难能可贵。这种精神足以发挥到对小区物业的管理当中，业主委员会要讨�

《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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