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不知自己能活多久，也就每天都希望明天能和太阳一同升起。到晚上，又和月亮一起睡下。他从来也不计算自己的寿命和死期，因为他不知道。他活得很快乐，和一般人没啥两样儿。这就是：无待。
然而人生又时刻充满了有待，人生就是在一个个有待里不断接力下去的。每天太阳都会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有待的一个象征。
于是，人们在对待死亡时，也存着有待的心态。比如，计算保险回报，期待儿女养老送终，培养接班人，建造墓室，买棺材板儿，求见马克思。人们是在计算死神与自己的距离，自己到死还有多少站地。
那么，隐士可以无待吗？
我们喜欢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句话实在胡诌。隐士要隐藏的无非两样，一个是身体、踪迹，一个是心、思想、观念。于是，隐身是小隐，而隐心必是大隐了。似乎更难能可贵的是，不隐身而能隐心。那为什么自己的心思就不能为天下人所知呢，为什么就不能以内之不化来化外呢？
隐士的出现是以世道不古为先决的，若是尧舜盛世、大唐开元，隐士更像是动物园里的小丑。他们在乱世隐身的原因无非是，怕人迫害全身而退，怕人了解自己的心机而逃避，同流合污又要出淤泥而不染。这些目的里包含了多少的期待，真不知做这样的隐士还能有什么滋味，不人格分裂已谢天谢地了。可见隐士的有待之心比起一般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实在令人失望。
那么，作为隐士特殊一种的和尚呢？和尚是带了宗教信仰的隐士，他们为什么会皈依我佛自有原因种种，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期待自己能成佛悟禅、能够最终坐化升天。不想成佛的和尚不是好和尚。纵使各种放下执著心的教义与公案遍布和尚课程的各个角落，但还是能从中看出执著来，那就是为了放下执著而执著。而且这样的执著是直接面向死亡的，就是在死后得到什么、能够怎样怎样。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与死亡相关的，都在布置死后的内容：羽化、坐化、圆寂、不死、轮回、前世来生的因果报应、天堂、地狱……因而，都可称为关于死亡的有待哲学。
看来先前举的那个例子是一厢情愿了。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无待于死，却又会在别处有待于死。纵然他怕死，纵然他自以为自己不会死，却还是在时时刻刻、不知不觉中计算着死、期待着死、仰望着死……
二、史辨（1）
我们到底落后在哪儿
一个国家里只有一种哲学，那这样的哲学就成了宗教。
没有哲学的发达和发达的哲学，使得我们民族从来就缺乏反思的武器和力量，从来都只能以德育代替沉思、用礼教管束思想。
艺术作品受到诸多的政治限制，导致艺术创作思维狭隘，只能根据一条羊肠小道来构思，而不能给人民、消费者和作为观众的公民以高尚的享受和人性的沉思。
影视艺术作为强势的通俗艺术形式更是不用说。那些大导演们纷纷表态，要把当初视为艺术的电影当做一个商品来制作。他们这样说，不过是从一种天真投入到另一种幼稚当中。如果当初就对人性有过深刻的思考，怎么会对电影没有深入的分析呢。全面否定过去的作为既说明自身的不成熟，也表明在他们心里根本没有自己的电影哲学，而只有能屈能伸的投机心理。
在我们的街头，现代艺术雕塑依然非常之少，倒是我们的建筑越来越后现代了，只是，我们从这些后现代建筑里得到不了什么。
公众既看不到真正的现代艺术，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接受这样的审美熏陶。时不时出现的行为艺术被当做反道德标本和网络猎奇图片来看待，耻笑不绝于耳。只有商家祭出的人体彩绘展踩着色情与艺术之间的钢丝，让干冽的空气里吹出一股流动的情欲。
于是公众只能去附和超女和梦想中国。到处都在选秀，以为这就是时尚潮流。
美国人曾经研究过为何前苏联的经济那么差，但宇航技术却能领先呢。他们发现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天才的艺术民族，拥有极其伟大的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这就是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深奥的科学理论往往来自对艺术的理解、对造物主精神的洞察。
再看我们，科学和艺术常常是分开的。从高中就开始了文理分班，大部分的大学也是或文或理或工。对科学的崇尚顶多带来技术上的创新，却不可能有基础科学理论上的创造性的繁荣。
尽管在娱乐方面日益多元化，但这多元化往往又是苍白的。
无情的时候只好煽情，不笑的时候只能搞笑。搞笑、恶搞、无厘头等，都在昭示一个事实：无力感。既然无力，就只好浮华。浮华有如章子怡的面孔，那是一张被国际资本包装得密不透风的脸，精准得和VISA信用卡一样。可就是眼神里空洞如野，仿佛设置在ATM取款机之上的摄像头。
在浮华的舞台上，舞美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了。灯光师也十足地卖力。可张艺谋说，也许以后人们对《英雄》能记住的，也就那几个镜头。李咏从舞台深处走来，怀着梦想中国的梦想，煞有介事地掏出名单。毕福剑继续着无厘头的二次方。
中国足球有着战术多变的传统和诸多因失败而出名的教练。中国足球队一会儿是巴西的技术，一会儿是德国的组织，一会儿是米卢的快乐至上。说到根本，是我们对足球的理解不够深刻，也就是没有浸淫在足球文化当中的足球哲学。
一位交通管理方面的专家在谈到我国公民为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肆意闯红灯时说，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从小的教育就偏重讲人情而不是守法。他只说对了最最表面的。他根本不懂一个老百姓和一个公民要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教一个老百姓守法，只需要灌输，而教育一个公民的成长，更需要哲学。
每一次农民起义应该说都是一次对制度、对历史、对人生、对社会的大反思，结果却令人失望。改朝换代只带来了对制度的修正，而大量的社会资源却在战争和动荡中被浪费了。这些巨大的资源仅仅给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历史，上下五千年。都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那其实是没有反思含金量而过度浪费所致。
二、史辨（2）
那些农民起义的故事和帝王将相的传奇被不断变成影视作品，传扬在眼球、媒体、口水之间。逐渐地符号化，造就了一代新电影，捧出了大量的皇帝明星。只有坐江山之乐，没有保江山之忧。好行当啊。
说到根本，一个有过百家争鸣的国度难道就找不到反思的方法论吗？
真的勇士并非要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他要直接面对的只是他自己照在白墙上的影子。
就一个思想者而言，应该相信的就是思想的力量。
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原来有很多的神话。但不知怎么搞的，弄得那么破碎，跟一场梦似的。传说女娲和上帝是异曲同工的，都是七天时间就创造了万物。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光，女娲引进了一只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
后来，这些神话就被融进了历史，那些神话人物就成了历史人物，充军到上古史当中去了，就是三皇五帝到如今。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从商朝开始。之前的历史是半神半人的，达到了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程度。
天
中国人生前最怕的是遭到天谴，天的谴责。身后最怕的，是留下骂名、臭名，被历史性地记上一笔。
然而，中国人心里的“天”到底是什么？是模糊的。“天”到底是个啥，怎样运作。“天”和“道”一样的，可以说，却说不清。
历史就不然了。历史是详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一笔一笔的。换句话说，是可以考证的。证得到证不到，就另说了。于是，考古学、训诂学、小学就发达起来了。这些都是为了佐证历史用的。
中国人喜欢实在的东西与不实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像风水（阴阳五行论与建筑人性化的结合）、相面（运命预测与面貌测量的结合）、易经（卦象爻辞与人事吉凶的结合）。
而天与历史的结合，也是一种。二者按照阴阳配对儿找起来不累的格局方式合流一处，实在是再妙没有了。
“天”里原本有着各种支离的神话，到处都是神鬼，位阶不定，到底拜谁能灵呢，就统称为“天”吧。于是就有了以“天”领衔的很多说法：“天命”、“天谴”、“天怒”、“天时”、“天神”、“天父”和“天子”。后来，“天”里的这些神话就转换成了历史，而这些关于“天”的说法又保留下来、发扬光大。
而历史里也有虚无，不仅是那些遥远的氏族首领和比“北京人”还远的祖先，而且还包括了渗透在各个朝代里的仪式、传说、野史和很多帝王将相出生前的奇异以及死后的羽化登仙。
所以，若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实在是太冤枉了。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与别的地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实在太不一样了，太特别了。于是就被考古学家、学问家认定了，中国人没信仰。这个信仰在中国人看来也不叫信仰，所以就被忽略了。我也是忽然才发现的，原来中国人信仰的就是——
史
史，原来是个官名，指的是记录历史的官。像司马迁，自称“太史公”。《史记》的意思就是史记录下的，史官的记录，也就是历史了。在《史记》以前，历史被称作“春秋”。
中国古代，官员对君王、皇帝的监督叫“谏”，都是非刚性的，时有时无的，可听可不听的。司法监督对一把手更谈不上，因为法是一把手定的。而且，皇帝的旨意也具有法律效力。中国不曾有司法的独立，于是出现了很多清官。
而君王、皇帝最怕的，最担心的，恐怕也只能是历史和史官了。皇帝明白，他能支配天下的一切，却很难支配日后的历史。同时，史官独立记录历史也是一种承袭下来的传统，不得干涉。这个传统直到唐朝才打破。
二、史辨（3）
不仅一把手皇帝，宰相、丞相、内阁和其他官员也害怕历史，害怕留下骂名、臭名。历史甚至可以管到每个人。比如家谱、家族史、地方志，都是地方的、家族的、私人的历史。
中国人常爱说的一些箴言、座右铭，和历史息息相关：
让历史告诉未来；
历史会证明一切的；
相信历史；
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
公道自在（历史的）人心；
古今多少事（历史），都付笑谈中；
任由他人（历史）评说。
中国人乐于谈史、讲历史故事、演历史戏剧、评历史的书、感历史的痕迹、保护历史的遗存，这些行为当中绝对有着对“史”的迷恋和崇拜，进而信仰之。
虽然“史”不是人格式的“上帝”，却有着“天”的背景与支撑。虽然我们每个人手中没有一本小册子名叫《圣经》，或《古兰经》，或《金刚经》，却能在背后的书架上找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那个百家讲坛，实在该叫“百家教坛”。那些讲历史的，其实是在使用着历史的元语言进行布道、传教啊。
历史权力的量化方式：权值
由全体公民选举而产生的权力，其效力应是最大的。这个最大的权力，不妨称之为“全民权力”。“全民权力”寄托了全民的希望，必要符合全民的意志。
至于是否有一个“全民意志”，还要仔细斟酌。即并非每个公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而后集合起来，就成了“全民意志”。而且在全体公民中，必有正常的反对者，那么他的意志如何在“全民意志”中体现出来呢？
而“全民权力”被量化后，就有了“权值”。“权值”的意思就是这个权力因合法性而产生的效力。设“全民权力”的权值=1。1表示“全民权力”是可以被选举而出的、被赋予的效力最大的权力，而且是唯一“权值=1”的权力。
于是，我们要找到一个与之差距最大的、最好其值=0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弑君”、“篡位”、“篡权”、“僭越”、“反叛”这样的字眼儿，这样的权力被一般的人和史官认为是非法的，因而其权值=0。这样的权力虽然没有任何效力，但因其纯粹的暴力而使臣民屈服。
开国之君获得的权值一般比0要高一些，他们可以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权力获得一定的认同。像商汤伐夏桀、周武讨商纣，都是打着暴君无道顺应天时的旗号。于是他们得到的权值大概在。
随着一个暴力掌握政权之后的作为和时代的演进，这个暴力政权的权值也会不断变化。既能因标榜新政关注民生而增加，也会由残暴统治而锐减。
譬如中国的汉朝。刘邦起初斩白蛇而起的时候，还是很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到成为汉王时也差不多了。后来楚汉相争，并没什么道义上的优势，而且屡战屡败，最后靠赢得了韩信的信任和支持，才使得霸王最后自刎乌江。当刘邦缔造起大汉帝国时，他的权值大概也就吧，比下降很多。张良知道他是个小人，也功成身退。韩信等功臣被杀，证明了刘邦及吕后的心虚，也就是对权值过小的担心。
所以，那些干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勾当的人，都是对自己的权力有很深怀疑的。
说什么人心思安、天下需要统一，就会有人出来打天下，使苍生安宁、天下太平。那不起义岂不是更好，不出头岂不就没有乱。既然没有乱，又何谈使之不乱。那些打出统一天下为苍生计旗号的人，无不希望天下统一于自己、苍生计于我。那些打出统一天下为苍生计旗号的人，只是为了增加他们日后的权值罢了。
二、史辨（4）
正因如此，汉武帝才极其赏识董仲舒。一个皇权就要努力寻找它的合法性，增加其权值，通过什么呢？一个是关注民生，减少赋税；还有一个，就是确立意识形态，搞文化统治。
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加文化统治的混合体。其中尤其是提出了君权神授，这是汉武帝及汉政权得以拥有更高合法性的理论、策略、出路。它经过汉武帝一系列的政治上市包装，使得汉武帝的权值从刘邦时的上升为了。
一切皇权的最高权值，也就是。
血酬定律的递减原则
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里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血酬定律与命价几何。然而，血酬定律中还有一个以时间为横坐标、以血液浓度为纵坐标的规则：逐代递减律。
血酬定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血染的江山只能用鲜血来夺取，而付出了足够的鲜血就应当获得江山一般的报酬。血酬定律确实指明了一条以暴易暴的金光大道，令英雄热血汹涌，让懦夫俯首甘为。中国历史为什么惊人地相似，其中一个缘由就是血酬定律在发挥余热。
当一个王朝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些开国元勋们相当勤勉，为的是牢牢掌握住这一大笔的血酬并传诸后代。但随着时间的飞逝与世代相替，那个鲜血淋漓的印象必定会减弱，后代中的大多数就不那么勤勉了。他们的江山不是在马上得的，而是在床上被决定授予的。他们手中的那份血酬不是自己拼命拼来的，而是靠着遗传性的继承制度过户来的。血色渐渐淡泊起来，后代获得的不再是血酬，而是政治遗产了。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逐代递减，于是他们必须依靠各种中兴、盛世来获得合法性的权值。
关于合法性与血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