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法性与血酬的关系，可有这样一个公式：
合法性=血酬＋治道（治理之道）
如果一个后代皇帝昏庸无道，那么他留给更后代的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就更加微薄。如果这个后代皇帝励精图治，那么他的政治遗产就在血酬之上更有自己奋斗出来的治道分量。治道通过代代的积累可以逐渐提高王朝的合法性，并抵消掉血酬值的递减。而由于血酬值每代递减，越是后代的皇帝就越需要奋发图强。可历史偏不是这样。这样殚精竭虑为天下治的后代皇帝每个王朝只出那么几个，而创造出来的盛世每朝也就一个多点。其他的后代皇帝就在祖宗的血酬与盛世的荫庇中过活，享受，糜烂。
如万历皇帝从勤勉治国到后来因张居正表里不一而心灰意懒，是明朝的一个转折。最后的崇祯帝即使再励精图治，也难挽将倾之社稷，因为这时的血酬已逼近零值，而治道的分量再难达到合法性的阀值了。
清朝时有一个康乾盛世，而后就每况愈下，直到同治中兴。后者可说是个盛世，同治死得早，到光绪变法百日而败，清朝的合法性也就接近那个历史阀值了。
每到合法性逼近历史阀值的时候，或坐等灭亡，或赶紧改革——以期加高王朝的堤坝来抵御历史动力所产生的洪水。但随着血酬值归零，再怎么图强、改革、变法，都是没用的。因为这时候，王朝的根基不在了，反对者一样可以图强、改革、变法，凭什么就是你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朝到了末期比较容易被推翻的原因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朝早晚会覆灭的原因——成也血酬，败也血酬。
历史的总报应
二、史辨（5）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统计一下，多少人靠着讲史、演史、写史吃饭啊。但若抛开那些光彩照人的历史任务，仔细探究中国历史的底细眉目，就会发觉，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却都是中国历史给予的报应。
自陈胜吴广始，中国解决制度危机的方式就是暴力。农民起义是一场轮回，新建立起来的王朝是一场轮回。
在这样的轮回中，能产生的积累就是历史、文学与伦理。在历史中积累历史，再自然不过了。从文学看，诗词歌赋曲剧小说自不必多说，就是那些煌煌历史著作也堪称文学巨制。而历史与文学都是纸面的东东，只有伦理，不仅有来自历史、史书的那份神圣，而且有文学作品的渲染，更具备了可说是血腥的实战功能。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事，先做人。
——这个“做人”，就是做伦理。
中国的伦理可能来自于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吧。但还可以看出，法家的权术以及老庄的阴阳之法也在其中，还有很多厚黑学的技术与潜规则的知识。中国的伦理实在是一个大杂烩，当然也可以从中理出些头绪来。
中国的伦理就是如何在父母、亲人、家庭、朋友、工作单位、社会当中努力做一个“好人”。
——这个“好人”，就是“圣人”的现实肉身简装版。
与好人相对的，是坏人。好人与坏人，类似君子与小人的二元态势。如何做一个好人，自然离不开中国伦理所竭力倡导的那些美德：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世世代代被歌功颂德的，大多是些好人。但这些好人在活着的时候，大多打不过坏人，也没坏人活得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坏人更能适应中国的伦理生态。那中国的伦理生态到底怎样呢？
小人有时也是君子，坏人也可以是好人。人性本来就很复杂。但这样的复杂还是有则可循的。即使是小人、坏人，他们对待父母、亲人、朋友还可能更孝、更爱、更忠义，而对待社会、天下或陌生人，则可以不孝、不爱、不忠义，而且会变得非常残忍。也就是说，在中国伦理当中，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这些伦理价值都是有范围、有限制的，都不是什么普适的价值。而一个君子、好人，无非是把这些伦理价值的范围扩大了一些，把限制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而已。大，不过到大海。全，不过在中国。
一个人治的社会，情大于法，法只在情不得解的情况下施行。不尊重规矩，但很尊重规矩的制定者，于是谁都想自己成为这个人。权力崇拜，在权力的角逐中运用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等，使之看起来更像一门门的技术。
这就是中国的伦理生态。这个伦理生态是残缺的，它抛弃了真，使得善独自占据了制高点。而“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真实，一个是真理。就真实而言，中国人一直就处在自欺欺人当中。就真理来说，这是不少中国人始终不敢面对的，更别说追求了。轮回依旧、始终不得脱胎换骨，而中国历史的总报应就在于此。
A。相声的讽刺
经常能听到一些相声演员（据说叫“表演艺术家”）说自己的艺术真谛就是一个“情”字。相声是讽刺艺术，是要贡献些真实的东西的，不是叫你在那儿唱情歌。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段时间，相声学会了讽刺“文革”和当时的不正之风，因而红火出了一批星。现在不让他们讽刺了，他们也就只能自我讽刺，弄些伦理哏，或者往对方脸上吐唾沫——这是怎样的悲愤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史辨（6）
B。流行歌曲的情调
中国的流行歌曲一直以来就是“你……”“我……”，都是些小情调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不敢直面真实的人生，只会以肌无力的风格解除掉对现实的警惕。倒是那些网络歌曲越来越喜欢通过改变的方式来反映些诸如暴力拆迁、禽流感、死了都不卖的股票等现实问题，令人洗耳。
C。中国足球青年队队员的蜕变
中国足球青年队的队员一旦进入成年队，一旦进到中国的职业联赛里摔打，很快就不会踢球了，但其他的本领进步得飞快，神似邯郸学步。在中超，一个巨大的夹杂着黑五类的人情大染缸让他们更专注于情与钱，而忽视、遗忘了足球战术与技术的真。
D。古董行的真
古董行当特别喜欢唠叨的就是捡漏儿、打眼之类的与真假有关的故事。如果没有了假古董，那这一行还有什么意思，还骗谁去，还靠谁来发财呢？其实是不是真古董只需经过一些科学检测即可确定，而那些行家却非要靠一双眼睛来博得个名声，使得真与假更加模糊与不可捉摸。这些行家要的不是真，而是对真的权威性的垄断。即使那是假的，日后不过被叫做走眼而已。
E。百家讲坛的唾沫
《百家讲坛》经年累月地讲述各个朝代的历史故事，不惜用泡沫塑料来装点国学的殿堂。讲解的内容都是要吸取古人为人做事的经验教训，更精明更会算计更要装得像一根老油条而已。
——以上的五个例子是说，中国人固有的伦理观念渗透到各个时代、阶层、个体之中后产生的结果。
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情的国度，而且有意让世界也充满爱。中国伦理之盛，早就超过了国人对真理的热情。善高于真，儒家（非道家）定义下的道德高于真理。
在善与真之间，中国的伦理定义出了“诚”（“真诚”），要求人之情感发自本心而不掺假。而这个“诚”（“真诚”）追求的却远不是什么真理，而仅仅是为了与别人交换那个别人的“诚”（“真诚”）。首先没人能清楚你是否肯定真诚。其次，这样的真诚具有一定的表演气质。最后，如此的真诚也就难以有什么真，而仅仅是诚。
难以抵达真，其表征就是中国人葆有的含蓄品格，其根源就是不想、不愿意、不敢说出自己感觉到的真实，久而久之对什么都含蓄起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逐渐地丧失了“辨”的能力，即使欲辨也力不从心了。
对真、真实、真理的回避酿就了所谓的隐士，无论是隐于野、隐于市还是隐于朝，都是想借助庄子之功与老子之力自我保全罢了。那些非著名隐士的著名表现，如裸行、扪虱、浪荡、醉卧、捞月，却说明了对真、真实、真理的想念是他们心头最大的痛苦与最深的秘密。
于是就有了难得糊涂的郑板桥，一个患有本体论心肌炎的艺术家，喜欢画些没有实心却号称有节操的竹子聊以充饥。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转糊涂难上加难。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黑屋子里已经醒来了，他本要对那些还睡的人大喊，可又觉得没有唤醒的希望，只好又闷头睡去。醒来了，还要继续呼呼大睡，何其难啊！但他必须这样嗜睡，因为醒了就要去找门找窗，这是很自然的责任，而他没有这个胆识。
人们经常夸一个人聪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洞察到了中国人的伦理关系，并能成功实践之。
二、史辨（7）
这些人具备的不是智商，而是情商。他的情商水平不知比智商高出多少呢。情商是情感综合的，而智商只是很片面很专项的测量。他年纪越大，情商就越高起来，而智商还是很平平，难见有什么创新，却是八面玲珑的样子。
这些高情商的聪明人统治了那些高智商的专业人才，后者当中也有情商高的，就去当了官，把自己的智商浪费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的伦理生态，活得更好一些。
中国人不喜欢讲究那些一般逻辑——形式逻辑、语言逻辑以及辩证逻辑、哲学逻辑。用西方人的脑子就更难理喻，所以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很神秘，所以中国人觉得自己比西方人聪明。到底东方神秘主义的逻辑是怎样的呢？到底中国人聪明的本质是什么结构的呢？
仔细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就能发现这样几个特点：一、 整体先于部分。二、 单位先于个体。三、 统一优于分立。四、 面子先于里子。五、 阴阳调和。
——中国人其实不是不讲逻辑，只是中国人所讲的是一种特殊的逻辑，我暂且把它称为“伦理逻辑”。
“伦理逻辑”与一般逻辑有些关联，却能自成一统。厚黑学、潜规则、官场、商场、情场、人情关系网，当中都包含了大量的伦理逻辑。
为什么于丹的心得里有那么多逻辑上的错误，可果丹皮们还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赞叹有理呢？为什么《东方时空·时空调查》的调查结果是七成被访者不在乎心得当中的错误而在乎其中讲的道理呢？为什么很多的读者竟然能从混乱的逻辑当中听出其自有的逻辑呢？为什么错误百出的心得竟能于传播、发扬国学有功呢？
因为其中自有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伦理逻辑。人们不在乎于丹在一般逻辑上是否有问题，不在乎这些逻辑问题是否导致说理的无据，只青睐其中的伦理逻辑是否有味道，其中的励志哲学是否有新意。
有时候，违反了一般逻辑的句子却能为人牢记于心铭刻在脑：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真的不能扫天下吗）；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摔死怎么办）；
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冥币，还是纸糊的元宝）；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然后呢）；
劫富济贫（那贫的要变富了呢）；
血浓于水（血里含水，也含别的）；
鱼水情深（由鳃决定）；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应该千刀万剐才是）；
发生战争都是老百姓倒霉（那人民战争、农民起义呢）；
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既然要时常回避真实，就更甭说追求真理了。真理一般存活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科学，一个是道德。中国鲜有皇帝大肆表彰一个科学家的，也很少见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中国是伦理大国（也就是什么礼仪之邦）吧，在这样的伦理生态当中，科学的不发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科学理论决不能独立成长起来，而与伦理之理分庭抗礼。于是那些科学应用的技术就成了术，成了维持伦理大厦的一根根柱子。
忠臣可以死谏，清官可以抗命，农奴可以起义，却没见谁为了科学真理而坚持到底的。那些学自然科学的，都觉得这个远离政治，是国家时刻离不开的。既然出于这样的目的，那么又怎么能坚持真理“1＋1=2”到死呢？也许马寅初、顾准等是个例外。在科学真理的尽头，没有上帝的存在作为感召，又为什么要拼了命去追寻呢？相反，在那个尽头，是枯冷的坟头与众叛亲离的惨状，何必呢？
至于道德上的真理，也没有多少是中国人发现的，这就更合乎情理了。道德真理是与中国的伦理生态直接冲突的。中国伦理当中的善是相对的，是由人为来规定的，是可变的，不是永恒的。那些欲往道德真理上行走的人，必要背负着离经叛道、荒诞不经、神经病的风险，不仅是个孤魂野鬼不为宗祠所纳，而且断子绝孙香火全灭，这些又怎么能是一个中国人可以想象的呢。
这些，就是发达的中国历史所带来的总报应。说这些报应是总的，意思是，它是根本的、最后的报应，也就是我国目前现实之因果了。（＇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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