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在外苦于行役的人，不是悲叹自己的处境，而是对无依无靠的父母非常担忧。这类诗篇，在《诗经》中是不多见的。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而河东尤甚。这是汾河水里激起的闪烁着人性光彩的一朵晶莹浪花。
总之，《诗经》是承载河东文化的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魏风”和“唐风”是这块热土上最早的歌唱之声。带着那个时代的身影，带着那个时代的乡音，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文字之舟”，溯历史长河而上，去寻觅那悠远的河东文化之源。
华夏的源头始河东
河东地区由于漫长的原始文化的积淀，且由于地处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腹地，远古时代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农业生产、铸造农耕文明的无比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而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苏秉琦就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考古学界有所谓“四大区域”之说：一是黄河流域文化区，二是长江流域文化区，三是珠江流域文化区，四是辽河流域文化区。这四大区域事实上代表了三种类型的文化，即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并且，四大区域的文化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都可以追溯至四、五千年以前。这表明，古老的华夏文明并非起源于一时一地，亦非一个地区向外扩散的一堆篝火，而是星星点点形成燎原之势，通过各自的发展序列共同进入文明时代，最后汇集成统一的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
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尤其黄河中、下游交汇处一带，具有比较深厚的原始文化积存，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发展序列，连绵不断地延续了下来，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并对其他各个文化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所以，这里事实上构成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值得注意的是，河东地区即位于黄河中、下游交汇处一带，也就是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的中心地带，这样，它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用苏秉琦教授的话说，“‘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因为，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所都”。“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同前）。“帝王所都”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这，也就是苏秉琦教授所说的晋南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 “直根”的实质涵义。
华夏民族的先祖，最受到崇敬和称颂的莫过于炎帝、黄帝和唐尧、虞舜。夏禹以及商族的始祖殷契。周族的始祖周弃（后稷）。他们是开创和推动发展华夏文明的伟大领袖人物。据《史记》等史籍载，炎、黄二帝本系同胞兄弟（一说为同母异父兄弟），并且，“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就是说，华夏民族的先祖，原系一个大的氏族系列延续下来，他们之间有着血统传承的关系。《史记》还曾叙述了这种传承关系的发展序列（谱系），尽管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至少能够反映出华夏族先民及其领袖人物的一种历史联系。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印证，开创和推动发展华夏文明的上述领袖人物，主要是在河东大地进行活动的。
先说炎、黄，炎黄二帝最重大的政治活动就是发生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战场在涿鹿和涿鹿附近的阪泉。先是炎黄联军大战蚩尤于涿鹿，以禽杀蚩尤而告终；接着，炎黄集团又三战于阪泉，黄帝战而胜之，遂取代炎帝作了天子。那么，这个涿鹿究竟在何处？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河北省西北部的涿鹿县一带，一说在今山西省南部的运城县解州镇一带，解州古称解梁，也曾经称作涿鹿。
现在看来，后一说可能较接近当时的情况。因为，据史载，炎帝长于渭河流域的姜水，故姓姜；黄帝长于泾河流域的姬水，故姓姬。炎黄氏族都源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腹地的今陕西境内。又，炎帝初都于河南淮阳一带的陈，后迁都山东曲阜一带的鲁；黄帝初都于涿鹿，后迁都河南新郑一带的有熊。
这么看来，当时的情况大体上是： 炎帝部落一支 的蚩尤 不服管教 ，首先威胁神农氏炎帝的统治，而“神农氏世衰”， “弗能征”， 求助于 黄帝，“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史记》）。接着黄帝又打败炎帝，在涿鹿建立了都城，之后再南渡黄河，迁都有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按当时的情况，这个涿鹿不大可能远离中原黄河沿岸，很可能就在解地（今山西运城） 一带。就地理位置和远古交通条件而言，一方面，这一带距离炎帝所统治的以淮阳和曲阜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不十分遥远，有利于炎黄联合同蚩尤作战；同时也和有熊距离相近，便于黄帝迁都南下。另一方面，蚩尤集团 原属于炎帝部落联盟 ，当时不大可能北方边陲地带同炎黄作战。所以我们认为，上述后一种说法比较接近当时的情况。也就是说，在河东这块土地上，曾经留下华夏文明的伟大开创者的重要活动足迹。
再说尧、舜、禹。《史记》称尧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距黄帝五世；舜是帝颛顼（高阳氏）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禹是颛顼的孙子，距黄帝五世。三人世次显然有很大讹误，但说明他们作为当时先后出现的三个大的部落王国的首领，都和黄帝部落有着血统传承的关系。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河东。《左传》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冀方即《禹贡》所说的冀州。杜预注曰： “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孔颖达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冀州是《禹贡》所载夏禹治水划分天下为九州的第一州。夏王朝建立后，各州的贡物各循本州河道运送，最后都“入于海”以达冀州，冀州就成了九州的首州。
冀州在哪里？孔颖达《禹贡正义》有云：“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此处所言之河均指黄河，因河水环曲流向不同而异名。古黄河下游自南向北纵贯今河北中部稍偏西，至天津附近入海，称东河；山西和河南之间的称南河；山西和陕西之间的称西河。三者之间即冀州地域，主要是今山西南部、豫西、秦东，还有河北西边少半部。
尧、舜、禹的都城平阳、蒲坂和安邑都在河东地区。所以，这里是“帝王所都”，冀州的中心地区 ，遂称中国 。在这块土地上，炎黄开创的华夏文明，经由尧、舜、禹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夏王朝至太康以后，随着势力向南扩展，活动中心移向豫西一带，故史家有“禹都阳城，伊洛所近”（韦昭《国语注》）和 “颖川、南阳，本夏禹之国”（《汉书。地理志》）的说法，但是，夏禹时代的活动中心在河东地区则是毋庸置疑的。
再说殷契和周弃（后稷）。《史记》称契为帝喾次妃有娀氏女简狄所生，弃为帝喾元妃有邰氏女姜嫄所生，二人均系尧的异母兄弟，黄帝的五世孙。这个说法，史家早有异议。看来，他们未必一定为帝窖之子，很可能属于帝喾族的分支，都是当时一个部落王国的首领。并且，契和弃“兴于唐、虞、夏之际”，即活动于尧、舜、禹时代。
据说，契“佐禹治水有功”，舜命契作“司徒”，主“五教”，“赐姓子氏”；弃“好耕农”，尧“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舜命弃“播时五谷”，“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契和弃作为商族和周族的始祖，殷商和姬周文化的原始开创人，他们的活动也主要在河东地区。史称契的父系“帝喾都亳”，此亳邑据说缘起于河东地区的薄山（亦称雷首山或历山），位于薄山附近；母系“有娀氏当在蒲州”，亦属河东。又，“契居蕃”，蕃地据说在薄山（中条山0以西不过百里，距帝喾族不远，几与有娀氏相毗邻。由此看来，商族的策源地当在今山西永济至陕西华县间，也就是河东地区及其周围。
姬周的始祖弃的父系与契同。母系有邰氏在今闻喜、稷山一带，古称邰邑或邰国。弃自幼生长于邰，后舜又“封弃于邰”。这一带的稷王山，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就是当年后稷播百谷之地。可见河东地区也是弃的活动中心。
以契和弃为始祖，以河东地区为策源地的殷商和姬周文化，是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由炎黄开创的华夏文明，经历尧舜禹以及夏王朝的发展，至殷商和西周尤其是西周时代达到鼎盛，形成了完备而成熟的文化形态，并由此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
综上所述，如果把文明史前期中国原始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历程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总根系”，那么，河东地区的文化便可以说是纵贯其中的一条“直根”或“主根”，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总源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唐诗与河东
河东，尧、舜、禹故地。因黄河流经山西省西南境，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
“河东——中国诗歌的发祥地”这个命题的提出，并不是没有道理：相传唐尧时有老人击壤而留有古诗《击壤歌》；舜都蒲阪留有《卿云歌》和《南风歌》；《史记·伯夷列传》记载着首阳山上的《采薇歌》；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的“魏风”（今芮城、临猗一带）和“唐风”（今曲沃、新绛、翼城等地）收集的都是河东民歌。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无论诗的艺术体裁，艺术风格，还是丰富的样式，特别是诗人队伍的发展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那么，在“河东”这方土地上，唐代诗人又有什么样的创新和贡献呢？
庞大的诗人队伍
数量巨大的唐诗出自怎样的作者群？依据胡应麟《诗薮》外篇卷三的记载“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同是明代的大学者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以时而论，称唐诗有初、盛、中、晚之别。河东的诗人正贯穿于“四唐说”的全过程。
“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闱帏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高棅《唐诗品汇·总叙》）。
初唐时期，绛州龙门（今河津）人王绩，听厌奢华宫体诗，归隐河东老家东皋，故“稍离旧习”，多写山水田园诗，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前驱，代表作有《野望》。
号称“初唐四杰”的领衔人王勃，即隋末硕儒王通之孙（王绩的侄孙），河东龙门（今河津）人。诗作突破了当时文坛宫体的束缚，名篇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
《唐诗品汇·总叙》提到“沈、宋之新声”的“宋”即为“宋之问”。河东汾州（今汾阳）人，谱写应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代表作《渡汉江》。
“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高棅《唐诗品汇·总叙》）。
盛唐前期的文坛领袖张说，原籍范阳，世居河东（今永济），后徙家洛阳。其诗主要讴歌功业抱负，表现出鲜明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显示了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著有《张燕公集》。
王维，字摩诘，河东蒲州人。曾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诗与孟浩然齐名，称为“王孟”。皆为盛唐山 水田园诗派的代表。工书画，懂音律，其代表作《渭川田家》《终南山》《山居秋暝》《鸟鸣涧》等，朴素自然，静谧空灵。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东坡志林》）。
王之涣，字季陵，河东绛州（今新绛）人。性格豪放，才锐能诗，曾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诗名很大。代表作有边塞诗《凉州词》和气势雄浑豪迈、意境阔大的《登鹳雀楼》两首。
当时和张说（燕国公）并称为“燕许大手笔”的大诗人苏颋（许国公），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从驾唐玄宗来到河东汾阴（今万荣宝鼎）祭祀后土盛典，作有《汾上惊秋》一诗。
中唐时期大历、贞元年间为唐诗的“再盛期”，在河东的土地上又走出了柳中庸、卢纶、耿湋、杨巨源、畅当、窦牟、王涯、吕温、白居易、柳宗元、裴潾、裴度、徐彦伯等一批优秀诗人。
柳中庸，名淡，河东（永济）人。同李端、卢纶为诗友。其代表作有《听筝》《征人怨》等边塞诗；卢纶，河中蒲州（永济）人，为“大历十才子”之 一，诗以五言、七言近体诗为主，多送别酬答之作，也有少数反映边塞军士生活的诗；耿湋，字洪源，河东（今永济）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对故乡的山川风貌 很有感情，写有五言律诗《登鹳雀楼》；杨巨源，字景山，河中（永济）人，《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其代表作有《和练秀才杨柳》折柳赠别诗及对早春景色的热爱 诗《城东早春》；畅当，河东（永济）人，《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其代表作《登鹳雀楼》，与王之涣同题名作并举，在宋代曾获很高评价；窦牟，兄弟五人皆工词 章，人称“五窦”，曾任河东泽州刺史。《全唐诗》存其诗21首，代表作为《奉城园闻笛》；王涯，字广津，河东道太原人，博学，工属文，其诗语言婉丽却有风 骨，题材上多写边塞戎旅、眷情归思，代表作有《塞下曲二首》《塞上曲二首》《春思》《秋夜思》等；吕温，河中（永济）人，与柳宗元、刘禹锡友善，深受称 重，擅长铭赞和政论，更能诗，代表作有《刘郎浦口号》。
丰富的诗歌题材
南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诗歌》100卷，以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仙释观寺，服食器用，兵师边塞，草木虫鱼等把唐诗的题材分成八类，每类又分若干类，详述了唐诗题材的广泛。
河东诗人的笔触也深入到了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壮丽山河，优美田园，繁华都市，荒凉边塞，惨烈战争，中外交流，以及朝政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阶级的对立，现实的矛盾，民生的疾苦，世态的炎凉，无不入诗，士人理想追求，愤慨不平，羁愁旅思，离情别怅，比比皆是。
唐代河东诗人在题材上既有鲜明的时代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更具诗歌的生活化、世俗化。如对亲情友谊的描写，就是唐代河东诗人笔下最常 见的题材，而且各篇佳句俯拾即是。表现思亲怀乡的，有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柳中庸《听筝》；赠别友人的，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柳宗元《与浩初上 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温庭筠《送人东归》，王绩《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