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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病毒在实验对象F四号体内进展得非常快速，不论是干扰素或是IL—三a都无法对它产生影响；它们迅速地增殖，并以惊人的速度袭击她的肝脏，而她的胰脏也同样开始坏死，造成严重的内出血。基尔格医生心想，这真是奇怪，湿婆病毒先是潜伏著不动，但是一旦开始发病，就像个参加宴会的好吃鬼般贪婪地吞噬著所有东西。基尔格由此断定玛丽·班尼斯特只剩下五天的生命。
M七号奇普·史密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免疫系统虽然使出全力抵抗，但是湿婆病毒在他体内蔓延得太快了；因此，虽然他的恶化情况并不如F四号，但还是无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
而F五号安·派特洛的基因则属于基因库的底层。基尔格不辞辛劳地找出这些实验对象的病历，像玛丽·班尼斯特的家族中有癌症病例，而且他也发现湿婆病毒在她身上蔓延得很快。难道容易罹患癌症与容易感染疾病之间有某种关连性存在？是否正如许多医生或科学家所臆测的，癌症其实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或许他可以在堪萨斯这里找人好好讨论一番。
话说回来，虽然地平线公司的大多数医学研究人员都不在“计画”之中，不过总不能杀了他们吧？相反的，他们会发现自己是“计画”网开一面的受益者。基尔格他们将允许比原定数量更多的人存活下来——对了，他们需要基因的多样性，既然如此，何不乾脆挑选终会了解“计画”的聪明人呢？即使这些人不赞同“计画”，但除了活下去之外，他们也别无其他选择吧？毕竟他们都施打了B疫苗，那是史提夫·伯格在研发致命性的A变型疫苗时所发展出来的。基尔格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笔记，然后从F四号玛丽·班尼斯特的房间开始巡房。
只有剂量极重的吗啡才能让玛丽·班尼斯特不会觉得那么痛苦；这种剂量足以毒死一个健康的人，但却只能让上瘾者感到好过一点。
“今天早上觉得如何？”基尔格医生亲切地问道。
“很累……很虚弱……很不舒服。”玛丽·班尼斯特回答道。
“还会觉得痛吗，玛丽？”
“还会，只是没那么痛了……主要是胃痛。”她的脸色因为内出血而苍白得像死人一样，而且出血红点也在她脸上留下难以消除的疤痕，所以他们不让她照镜子，以免她吓坏了。
他们希望所有实验对象都能平静地死去，因为这对大家都省事。基尔格一边帮玛丽·班尼斯特调整吗啡剂量，一边想著要如何建立一套数据，以确定要用多少剂量才能减轻实验对象的痛苦。他们会在堪萨斯进行动物实验吗？这实际上执行起来可能会有相当多的困难。如果没有国际空运的服务，想将动物送到实验室是件非常麻烦的事，而且还有动物麻醉的问题；更何况其他成员也不会赞同这件事。不过，他妈的，如果不做动物实验，要如何才能研发出新的药品以及医疗方法？基尔格巡视著一间间的病房，一边想著这种实验虽然有违良心和道德，但是科学的进步本来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拯救成千上万的动物，不是吗？他们使用了上千只动物才发展出湿婆病毒，而且那时也没人跳出来反对这件事啊！他决定要在下次参加干部会议时把这件事提出来讨论。此时他正好走进M七号的房间。
“奇普，今天觉得如何？”他问道。
感谢上帝，在柯克郡这个角落的爱尔兰警察不多；毕竟治安情况良好，也就不需要太多警察了。爱尔兰警方与英国警方一样有效率，而他们的情报单位也“不幸地”正好与伦敦的MI—五有合作，不过他们并没有办法找到西恩·葛拉帝——至少在葛拉帝清除掉组织中的告密者之后，就没有人找得到他了。两名告密者已经从地表上消失，而且被丢进海里喂鱼。
葛拉帝还记得当时在离岸十五哩的海上，这两名告密者的双腿被绑上铁块的情景，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辩称自己是无辜的，但还是被丢入了海底。葛拉帝心想：他们还敢说自己无辜，那为什么之前SAS部队会三次找上门来。而之后就再也没发生类似的事件呢？无辜才怪。
他们在一个远离人烟的滨海农场练习了好几个小时的武器射击，然后便挤进一间以一首有名的造反歌曲命名的小酒吧。在这种练习当中、他们必须用掉好几个弹匣的子弹，才能恢复当初受训时使用AKMS攻击步枪的熟悉度，不过由于肩射武武器很容易上手，而且这种步枪也比其他枪枝更简单易用，因此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成问题。现在在酒吧里，他们就像一般人一样喝酒闲聊著，并且看著墙上电视正播出的足球赛。葛拉帝也跟他们一样盯著萤幕，不过他的脑中却想著许多事——想到了这一次任务，并在心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练各种状况；想像著英国人或是虹彩部队会多快抵达现场。葛拉帝已经都计画好了，而且相当满意这值计画；他可能会损失一些人手，但这是革命所要付出的代价。他看了看酒吧中的同志，知道他们都和他一样，明白参与这件事所必须面对的危险。
他看了看表，然后伸手进口袋打开行动电话。他每天都要打开行动电话三次，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每次的开机时间都不会超过十分钟。这次在开机两分钟之后行动电话就响了，于是葛拉帝便走到外面去讲电话。
“哈罗。”
“西恩，我是乔。”
葛拉帝高兴地说：“哈罗，乔。瑞士的情况如何？”
“我现在人在纽约；我只是想告诉你钱的问题我已经办好了。”
“太好了。那另一件事怎样呢？乔。”
“我会亲自把东西带来。再过两天我就会搭乘私人飞机到夏侬，大概早上六点半到。”
葛拉帝说：“我会到那里跟你碰面。”
“好的，我的朋友，我们到时候见。”
“再见，乔。”
“再见，西恩。”葛拉帝关掉手机，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如果有任何人窃听到这通电话，也只会听到一些简洁的公事内容，因为他们之间有密语，而且只讲重点。
“西恩，刚才是谁？”罗迪·桑兹问道。
葛拉帝回答：“是乔，他已经达成我们的要求了，我看我们也得加把劲才行。”
“没错。”罗迪举起酒杯说道。
安全局，以前称为MI—五，已经存在了三十年左右。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监控渗透进英国政府的苏联情报员的行动——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因为苏联国安会及其前身已经不只一次渗透进英国情报组织，甚至他们的情报员金·菲比还差点就要掌管MI—五，这件事一直到现在都还会让MI—五的每个人冒出一身冷汗。第二项任务是防止爱尔兰共和军以及其他爱尔兰恐怖组织的渗透，找出他们的领导人并加以消灭。对于爱尔兰共和军，有时候警方会被找来逮捕某些人，有时则是出SAS部队直接部署准备抓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完全是因为英国政府无法判断“爱尔兰问题”究竟是治安问题还是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看，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至少让“动乱”延长了十年以上。
但是MI—五的成员并无权决定政策，负责决定政策的是民选的内阁官员，而这些人往往不会听取终生从事情报工作的专家的意见。既然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MI—五地无可奈何，只能尽力训练人员，整理大量爱尔兰共和军的各种已知或可疑的活动档案，以备将来采取行动之用。这项工作主要是靠收买告密者来达成；密告自己的同志是爱尔兰人的另一项古老传统，而且长久以来都为英国人所善加利用。他们猜测这项传统的起源，有一部份可能是来自于宗教。爱尔兰共和军自诩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保卫者，而这项认同也有其代价，因为以宗教之名杀人的人通常会感到有罪恶感，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
MI—五有一垒厚厚的，关于葛拉帝的档案；由于葛拉帝的状况特殊，因此他们曾经在他的组织里安排了一名线人，但这个人后来却不幸失踪了——毫无疑问是被葛拉帝给杀害了。他们知道葛拉帝现在已不再以射穿别人的膝盖骨来作为惩罚，而是直接将对方击毙，永绝后患，也绝不会让警方找到尸体。MI—五目前有二十三名线人被安插在爱尔兰共和军临时联队的各个单位里面。其中有四名女性，而其他十九名则全是男性——其中有三个人还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提供情报给英国情报人员。安全局会尽全力保护这些线人的安全——其中已经有许多人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带到英国，然后再送往加拿大展开全新的生活。不过MI—五往往会将这些人视为一种资产，尽可能地利用他们；因为他们大部份人都杀过人，所以这些人既是罪犯也是叛徒，要唤起他们的良知似乎已经太迟，而“役使”他们的官员自然也不会对他们有太多的同情心。
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葛拉帝已经从地表上消失了。有些人认为他可能是被竞争对手杀掉了，不过这不太可能，因为这种消息必定会透过左翼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阶层泄露出来。
葛拉帝目前仍是安全局悬赏捉拿的对象。因为他抓了三个SAS部队的队员，并在多加折磨之后加以杀害，所以SAS部队至今仍余愤末消，尤其是空降特勤队第二十二团的成员更是绝对不会忘记这笔血债，也无法原谅这项罪行，因为他们本身或许也会杀人，但从不会折磨人。
安全局副局长西瑞尔·贺特正在审查几件大案子的季报告，当他翻到关于葛拉帝的报告时，便停了下来。报告中提到葛拉帝已经完全消失，不过应该还没死——否则贺特应该会听到风声。也有可能是葛拉帝决定停止战斗——因为母组织已经准备谈判。打算达成某种程度的和平，所以他便决定停止单打独斗的行动……不过贺特和他的部属都不相信这种可能性，因为根据一份来自伦敦盖氏医院首席精神医生的分析报告指出，葛拉帝是最不可能放下武器，找一份工作安定下来的人。
第三种可能是他仍然在外面活动，也许待在北爱的阿尔斯特，也许待在爱尔兰共和国里……比较有可能的是后者，因为MI—五的大部份线人都在北爱。贺特看著葛拉帝与约二十多名左翼爱尔兰共和军的照片，虽然已经经过电脑处理以增强画质的清晰度，但仍然不是很清楚。贺特必须假设葛拉帝仍然很活跃，以某种方式领导著他那好战的左翼爱尔笺共和军支派，也许他正计画著某项行动，同时采取低姿态，用假名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贺特目前能做的就只有看好他们。他作了一个简要的眉批，阖上档案，然后把它放在批示过的档案文件堆上，再继续自己的工作。
“这么快？”波卜夫问。
“会吗？”布莱林回答。
“随你怎么说。古柯硷呢？”波卜夫有点不悦地说。
“装在手提箱里。我们从库存中拿出了十磅的药用高纯度古柯硷。手提箱会放在飞机上。”
波卜夫一点也不喜欢运送毒品，倒不是因为一时的良心发现，而是担心海关人员或缉毒犬会查到毒品。布莱林察觉到他脸上的担心表情，于是便笑笑说：“放心吧，迪米区。如果有问题，你就把这批货送到我们在都柏林的分公司去。我们会给你相关的文件，不过最好是不要用到，因为这可能会让人很难堪。”
“我知道了。”波卜夫勉强地相信了。他将要搭乘一架湾流五型的私人商务喷射客机。
因为带著这批货搭乘一般的客机，实在是有点危险。欧洲国家通常会给来自美国的旅客较大的方便，因为他们是来花钱，而不是来找麻烦的；但现在每个国家都有警犬，因为大家都担心毒品的问题。
“今天晚上吗？”
布莱林点点头，看了看手表。“飞机会在提波洛机场待命，六点钟准时到达。”
波卜夫离开后便招了一辆计程车回到公寓。打包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事前的筹画——这次布莱林违反了最基本的安全考量。租用一架商用包机将会把他的公司和波卜夫牵连在一起，而关于古柯硷的证明文件也一样；如此一来将会使得波卜夫和他的雇主牵扯不清。也许这表示布莱林并不是十分信任波卜夫的忠诚度，不相信他在被捕之后会紧守口风……但是不对，波卜夫心想，如果上面不信任他，那就根本不会派他去执行这趟任务。
所以波卜夫心想：他的确信任我。不过他同时也违反了安全原则……或许这只是因为布莱林不认为安全措施很重要。为什么，安全措施怎么可能不重要呢？难道布莱林打算要除掉他？有可能，但是他不这么认为。布莱林虽然莽撞，但不笨，应该有考虑过波卜夫会在某个地方留下记录，如果他遭遇不测，这项犯罪记录就会马上揭露布莱林在大规模谋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波卜夫认为布莱林应该会斟酌一下后果。
然后呢？
波卜夫看著镜子里搞不清楚状况的自己。从一开始他就被金钱所引诱，由于个人利益的驱使，而成为受雇于人的间谍。波卜夫知道地平线公司很有钱，不过他们也太浪费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人可能因为聪明而富有，也可能因为心狠手辣而致富，但绝不会因为愚笨而赚大钱，而地平线公司像政府机构一样乱撒钱就是愚蠢。
“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呢？”波卜夫心里有一连串的问号。他转身离开镜子，开始打包行李。
不管他在计画什么，或他从事恐怖活动的动机为何，“这件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吗？
这样也有点道理。你只有在需要躲藏时才必须隐藏行踪，如果不需要，就不必浪费精神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过这是业余生手的作法。即使像布莱林这样的天才，也因为他没尝过牢狱的痛苦，所以并不知道绝不能断了自己的后路；即使整个行动顺利完成了也一样，因为敌人可能会抓住你的把柄，而在下一次行动中用来对付你……
波卜夫心想：除非是没有下一次的行动？一边在抽屉中挑选合适的衣物。难道这是最后一次行动吗？不对，难道是我必须参与的最后一次行动吗？
他把事情又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行动的规模愈来愈大，在运送六百万美金之后，他又成了运送古柯硷给恐怖份子的人；而为了要轻易地走私毒品，他会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以证明他走合法地将药品从大规模企业的分公司运到另一家分公司，也使得他和毒品以及布莱林的公司扯上关系。如果警察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他的假证件也许能帮他拖延一阵子——嗯，肯定能拖延到他们查到他的真实身份为止，除非爱尔兰警方有一条专线直通MI—五，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而且英国的安全局也不太可能发现他的假名，或是有他的照片，况且他已在好几年前就改变发型了。
波卜夫终于断定了唯一可以合理解释这件事的理由，那就是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行动，之后布莱林就会把一切事情都结束掉。而对波卜夫来说，这次行动则是他最后一次的赚钱机会，所以他发现自己现在也希望葛拉帝那伙杀人犯会像在伯恩、维也纳，甚至是西班牙的那些人一样都被消灭卓。反正他有新的瑞士银行帐号及密码，在那个户头里的钱已够他在下半辈子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