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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温妮受益最多的仍是她的父亲。在科萨人中间，父亲的形象几乎可以说是神圣的。他的话是不可怀疑的，他的行为是孩子必须模仿的，他的教诲是孩子必须遵循的。哥伦布是一名历史教员，科萨人的9次抗英战争永远是他课程的主题。每当一些重要的日子，他总要将孩子们召集到教室旁边的那棵无花果树下，用他那激昂的语调讲述祖先的成绩。他有时激动不已，声音嘶哑了不得不放下讲稿，而到一边去控制自己的感情。温妮对父亲的讲课始终是记忆犹新：
当父亲教我历史时，我开始懂事了。比如，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怎样给我讲那次科萨战争的。我们当然有教科书，是白人编写的。而对为什么会发生9次“卡佛尔”战争，他们有他们的解释。父亲会把课本放到一边说，“好，这是书上说的。但事实是：这些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祖先手里夺走了土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最初冲突是偷牛引起的。白人偷了牛，黑人抢回去。”父亲就是这样教我们历史的。
当时，小温妮从父亲的讲课中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暗自下定决心：作为科萨人的一员，“就要从科萨人撤出的地方开始，去夺回我的土地。”
除了从父亲那儿学到了历史知识以外，温妮也学会了关心他人。这亦是与她过早地丧母有关。温妮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她姐姐维叶娃从寄宿学校回来，咳嗽不已。那是一个星期天，母亲刚从教堂为得了肺病的姐姐祈祷回来，发现女儿正在咳血。不一会儿就死在妈妈的怀里。当时，温妮才7岁。她与她的两个兄弟克里斯托夫和朗杰尔以及另一个姐姐南希，为死去的姐姐维叶娃哭得死去活来。可能是由于天天照顾维叶娃的缘故，温妮的母亲也染上了肺病（温妮认为她可能是得了癌症），不久就逝世了，她死时大约40岁。
母亲的葬礼是很隆重的。卫理会教堂的仪式是在露天举行的，因为这个村子没有那么大的房子可容纳这么多人。家里专为祭奠杀了两头公牛和几只羊，爷爷们、奶奶们低着头，肩上披着黑色的披巾，悄悄地交谈着。母亲的棺木上盖着她喜欢穿的那件教堂服装。随后，棺木被抬到家族的墓地，坟墓周围用各种花和白色的十字架装饰着。温妮抽泣着，紧紧抓住姐姐南希。当妈妈的棺木放入坟墓时，她害怕得连眼睛也不敢睁开。
妈妈死了似后，几位姑姑决定留下来帮哥伦布料理家务。根据温妮的回忆，“我父亲的姐妹们都很凶狠，常对我们进行训斥、惩罚。孩子们不得不学会适应生活的艰辛。”母亲的逝世同时也使井井有条的家庭生活一下子乱了套，姑姑们的责骂和吼叫也无济于事。当哥伦布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以后，他决定自己来带大自己的孩子们。几位姑姑回去了，哥伦布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家庭秩序。这样，除了忙于教务之外，他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整理家务。这在庞多兰是少见的。虽然人要累一些，但哥伦布和孩子们的关系一天天亲近起来。9岁的温妮不时去找父亲问各种问题，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温妮的自立能力逐渐培养起来了。
随后的日子对温妮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妈妈死时，留下了一个3个月的男孩。这位小弟弟正是需要吃奶的时候。“于是，刚刚9岁的我，就要手忙脚乱地为弟弟准备喝奶的瓶子。晚上还要抱她几个小时，喂他糖水，哄他睡觉、”从这时起，温妮已经开始帮着父亲挑起了家务重担。在学校里，温妮也很关心她的同学们。每当有同学中途退学时，她总是要缠着父亲问清楚原因。“这是因为教育部有规定，如果交不起学费，学生就不能上课，我只好请他们回家。”哥伦布不得不向温妮解释个中原由。“可你不是老说我们一定要读书吗？”温妮固执地问。“可这是规定呀！我也毫无办法。”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哥伦布在温妮的央求下，不得不从自己微薄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为退学的孩子交完学费。温妮看到自己的朋友又来到学校时，开心地笑了。她为父亲的人格感到自豪。
然而，温妮对父亲的崇拜在她第一次种族歧视的经历中被动摇了。有一次，她和父亲在一家白人开办的店铺吃东西。正在他们坐等侍者时，又进来了一家三口非洲人。看上去，这三口子走了很长的路，男的买了一块面包，一点糖和一听饮料。女的抱着孩子坐在那边角落里。大概是由于饥饿，孩子开始大哭。于是，女的解开衣服开始给孩子喂奶，而男的则掰开面包，想逗逗饿坏了的孩子。突然，那个白人侍者大叫了一声，原来他看见了这场景。“快起来，给我滚出去！”他边踢着这可怜的一家人，边喊叫着。
温妮一下子惊呆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会有人出来管管的。遗憾得很，整个饮食店没有一个人动弹，黑人对此置若罔闻，而那个侍者的父母——这家白人店铺的主人只是哈哈大笑。温妮求助地看着父亲，她多么希望自己崇敬的父亲出来帮助这家可怜的非洲人啊。可是，父亲也一动没动，尽管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某种受伤害的感情。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老是教育自己要有正义感的老师，一个不断教育自己要为民族服务的可爱父亲，看到这种欺负人的恶行，竟然无动于衷？！这件事在温妮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母亲死后，家境更为艰苦了。父亲用以持家的仍是从开普教育局得到的那份微薄的工资，这仅仅相当于白人教师工资的一小部分。好在他有自己的菜园子，可以种一些作物。平时，温妮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到田间劳动和放牧，“我挤牛奶，照顾家里的绵羊和山羊，收割庄稼，这就是我肌肉发达的原因。”由于自己可以收获和养殖牛羊，温妮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三顿饭中，温妮最喜欢晚餐，除了有酸奶和玉米糊之外，更诱人的是大家围着柴火，听着口含大烟斗的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
当温妮13岁时，她的学业突然中止。那天，表情阴郁的父亲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孩子，你不能再读6年级了。”“为什么？爸爸，我不是学得很好吗？”“我知道你是班上的尖子。但是，教育局来通知了，要我们立即撤消6年级这个班，理由是我们学校人数太多了。他们要把6年级转到其他地方的中学去，我们学校以后最高只开到5年级。”温妮对中途辍学的通知很是震惊，这意味着她失学了。但是，从小就养成的服从习惯，使她没有再追问或争论，那是没有用的。从此，她开始在田地里整日劳动。从耕地到收获，从挤奶到放牧，样样都干，很快她就成了一名农家好手。
然而，命运之神没有亏待她。有一天，她的一个姐姐病了，被从学校送回家来。哥伦布很快就让温妮顶了这个空缺，温妮高兴极了。新的学校在恩东吉，离家很远，爸爸就将温妮安排在外公家住宿。在恩东吉学校的日子又一次证明了温妮的能力。她刚一进校就参加了6年级的年终复习考试。由于毫无准备，她在72名考生中排位第58名。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她刻苦攻读。为了追上班里的教学进度，她有时忙到深夜。当开普教育局举办6年级统考时，温妮成了22名通过的考生之一，而当时的试题与白人学生的一样。当她兴高采烈地拿着初级证书回家时，她父亲告诉她：约翰内斯堡的一所学院招收黑人学生进行社会服务训练，这应该成为她今后的目标。
但是，要进入这所学院，每个学生都必须通过全南非统一实行的人学考试。为此，哥伦布决定将温妮送到特兰斯凯地区昆布的索伯里中等学校。这是一所卫理会教会学校。尽管1954年以后由于班图教育法的实施，很多这类学校都关闭了，但在当时，这种教会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黑人解放运动的先驱。学费是昂贵的，而温妮只能读寄宿。当时不论黑人学生多么聪明也没有奖学金。但哥伦布为了让温妮深造，则不惜任何代价。温妮的姐姐南希为了让妹妹完成学业，决定自己回家务农，并定期将剥下的金合欢树皮卖给人家，补贴温妮。
温妮在索伯里读书期间，正值曼德拉组织和领导蔑视运动。同学们谁也没有见过曼德拉，但对他极其崇拜，有些女生甚至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慕之情。受这种遍布全国的政治热情的影响，索伯里中等学校的学生决定罢课，以抗议恶劣的住宿条件和教学条件。而担任总级长的温妮处境尴尬。一方面，她十分同情学生们的要求，亦愿意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她深切地感到父亲和南希为她的大学人学考试作了多少牺牲，而这场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经过仔细考虑，她宣布自己不参与罢课。尽管在这种状况下学习很易分心，但温妮设法排除一切干扰，最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人学资格考试。
在索伯里中学学习期间，温妮亦开始逐渐显露出她的组织才能。一位中学同学是这样回忆她的：
她被选为各年级学生的总级长，负责监督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全体女生。当时，她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她的领导才华却已初露端倪。我们成立了辩论俱乐部。她的出类拔草之处在于有办法使同学们遵守纪律，形成一个集体。她学习成绩优秀，又喜欢体育运动，网球打得特别棒，常常在乌姆塔塔体育节上获奖。
1953年，温妮来到约翰内斯堡从事社会工作的学习。学校社会工作的座右铭是“认识自己”。为了节省开支，温妮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它位于杰普大街上，里面住的都是些普通工人。温妮认为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在那个旅店里开始接触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和文件。”作为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温妮不能公开参加政治活动，但第一学年里，她所参加的社会工作是参加一些代表会议。在那里，女孩子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是卢图利酋长、曼德拉和坦博。
当时与温妮住在一起的有艾德莱迪·图库杜，她是奥立弗·坦博的未婚妻，当时任总医院的护士长。为了让温妮熟悉环境，她经常带着温妮到约翰内斯堡各处去转。尽管当时一些重要的领导人物都受到禁令管制，但由于蔑视运动唤醒了黑人民众，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大增；同时，曼德拉领导的M计划正在执行，因而工会运动和国民大会都相当活跃。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坦博的接触，加上所住之处也是国民大会成员的聚集地，温妮开始接触政治了。据她回忆：
就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关系来说，那是我政治教育的开始。住在那个旅店期间，我发现自己愈来愈接近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常同姑娘们一起到工会大厦去开会。工会大厦是工人聚会的地方，和我们打交道的工人是基层的社会工作者。这是我同南非工会大会接触的开始。
1955年12月，温妮·玛迪基泽拉从社会工作系毕业，来到了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11天，当她被正式任命为该医院的第一位黑人卫生工作者时，温妮那美貌的照片竟然上了《班图世界》和《鼓》等非洲杂志。正巧，曼德拉的那位堂兄马坦齐马又到约翰内斯堡来玩，他马上注意上了温妮。不几天，他就向艾德莱迪说明了自己的心愿。“那我得和温妮谈谈。”艾德莱迪对马坦齐马印象并不好，但碍于曼德拉的面子，只好答应。当她告知温妮这一消息，温妮很不以为然，“呸！”但她与马坦齐马仍保持联系。
当马坦齐马回到特兰斯凯以后，就开始不断给温妮写情书，有时一星期多达几封。与此同时，马坦齐马又派了他的议员们去与哥伦布谈判，准备正式求婚。当温妮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受了屈辱，从此再也没有给马坦齐马回信。马坦齐马虽然感到困惑，但仍未死心。正是在这种时候，温妮遇见了曼德拉。温妮至今对那次会面记忆犹新：①
①曼德拉关于第一次与温妮会面的描述与此不同·这里取温妮的说法。
我在巴拉格瓦纳斯医院那一站走下公共汽车时，他们（指坦博和艾德莱迪）正从旁边开车过来，让我搭车。艾德莱迪·图库杜说她非常饿，我们就停在一个食品店旁边。奥立弗发现没有带钱，但他看见纳尔逊在店里，便说，“让他付钱。”后来，果然由纳尔逊付了钱。当他同艾德莱达一起走出来时，奥立弗介绍我说，“这是温妮，比赞纳人。”
当曼德拉听到坦博的介绍时，很不经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他早就从杂志上看到过这位漂亮的姑娘，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天，曼德拉就给温妮挂了一个电话，“我想请你吃饭，顺便谈谈为叛国罪审判基金筹款的事，好吗？”在1956年底，包括卢图利、西苏鲁、曼德拉等蔑视运动领导人和一些志愿者共156人被捕，他们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这时的曼德拉实际上处于保释之中。这笔基金的设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为法律所需费用筹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经济上支援那些因为遭到逮捕而丧失工作的人及其家庭。
温妮接到电话后十分激动。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一整天都心神不定，简直无法工作下去。“为了这次会面，我把自己保存的每件女学生装都翻腾出来，可没有一件看上去很合适。”最后，实在没办法，她只好向别人借了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那天晚上，曼德拉并未亲自去接温妮，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乔·马修斯去接。乔是马修斯教授的儿子，也是青年联盟的活动家。这时马修斯父子俩都正在准备接受叛国罪审判。乔将温妮开车送到曼德拉的办公室。刚一见面，温妮很窘迫，说不出话来。但是，老练的曼德拉很快就使温妮摆脱了窘境。曼德拉当时38岁，已离婚。自从见到20岁的温妮后，已迷上了这位漂亮的姑娘，“我一定要娶她！”他暗下决心。
曼德拉带着温妮在一家名叫“阿扎德”的印度人餐馆坐了下来。他点了一盘咖喱饭。这盘饭辣得温妮无所适从。“如果你觉得太辣，喝点儿水就会好的。”曼德拉见到温妮的狼狈样，真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边吃边谈，包括募捐的事宜。“你会有办法的，我知道。”曼德拉不断鼓励这位涉世不深的小妹妹，并向她解释募捐对叛国罪审判基金的重要性。“让我试试吧。”温妮顺从地答应了。
从那以后，几乎每天温妮总要想着去见曼德拉，而曼德拉也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找她。开始是谈募捐问题，慢慢地两人开始谈自己、谈家庭、谈对社会的看法。经过3个月的交往，曼德拉于1957年3月10日正式向温妮求婚。他将温妮带到一家缝纫店，“你知道，这里有个女裁缝，你一定要去找找她，她要为你做结婚礼服，你喜欢有几个伴娘？”当时两人都互相热烈地爱着对方。在求婚过程中，曼德拉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温妮的爱慕之情，另一方面则反复向她说明了自己的不利情况。
首先，他正在等待着叛国罪的审判，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斗。这也意味着他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其次，他一直受着警察当局的骚扰。如果温妮要与他结合，这种骚扰将降临到她的头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他的生命贡献给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一斗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旦需要，他的个人感情亦必须牺牲。他爱温妮，但他也必须告诉她自己正在进行的事业和面临的危险。他是否有权利也要求温妮来承担这种不稳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