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辩护，迫使警方将铁丝笼子撤走。成千上万的人在审判期间涌上约翰内斯堡街头，抗议斯揣敦政府①的反民主行为。
①斯揣敦，1954年继马兰成为南非政府首脑，1958年8月病逝。
由于缺少罪证并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1957年12月，大法官宣布停止对61名被告的起诉，其中包括卢图利酋长和奥立弗·坦博。卢图利酋长不无遗憾地表示：“当我接到被释放的消息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真实的情况是我宁愿与我的同志们一起去经历整个事件。”确实，整个审判充满着戏剧性。当午饭送到审判进行的特维斯特大街的操练厅时，被告们边吃边四处走动，和因为管制禁令而丧失了联系的老朋友交谈、说笑。在没完没了的出示证据、证人出庭的过程中，被告有的打瞌睡，有的织毛衣，整个场景让人很难想象是一场叛国罪审判。
主要的审判于1958年8月开始。辩护律师的队伍由一批精明强干的律师组成。他们中有包括具有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身份的伊斯拉尔·梅塞尔和布莱姆·费希尔。此案亦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注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专门派了观察员旁听。哈佛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德也专程赶来，并向伦敦的《泰晤士报》写稿报道审判过程。这时，所有被告均已获得保释。
这一审判案也使一些白人对种族主义政权的认识更加清醒。他们创立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正如《新世纪》的编辑、叛国罪被告福尔曼所说的，参加这个基金的“恰好是白人社会的那个阶层”，这些人常年来与政治问题毫无关连。他们中间包括开普敦的大主教、约翰内斯堡和格雷厄姆斯敦的主教、开普敦大教堂的教长、全体自由党和工党议员，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校长以及许多教授。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坎农·约翰·科林斯亦在伦敦发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援助基金。
曼德拉一个人的“罪证”就占了法庭记录的400页。贝克律师是一位坚决主张种族隔离的阿非里卡人。他在法庭上对曼德拉的盘问极具挑衅性：“你的自由对欧洲人不构成直接威胁吗？”“不，它不会构成对欧洲人的直接威胁，”曼德拉明确地回答：“我们不是反对白人，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在这与白人至上的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支持。很清楚，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坚持种族和睦的方针，我们谴责任何人鼓吹的种族主义。”1959年1月19日，法庭不得不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书被撤消。这样，156名被告人中仅剩下31人继续受审，曼德拉仍在这些被告人之中。
这时，曼德拉还刚刚结婚。然而，他既没有自由到处去旅游，也没有闲情逸致去享受“蜜月”的温情，他不得不往来穿梭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为叛国罪一案奔忙。对那段生活温妮·曼德拉是这样回忆的：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的生活仍旧是不正常的。每天早晨，纳尔逊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罪”的审讯。我则到奥兰多去。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比勒陀利亚。在那里，他同许多律师在一起准备辩护词。回家之后，他还常常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去参加执行会议。他抓紧时间跳进澡盆洗澡，换衣服，冲出去，坐上车赶往“叛国罪”审讯法庭。他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我要强迫他坐下来吃饭，而此时电话铃又响了：他必须到某警察局去保释一个人。他出去以后，我要接待一连串的人，他们的朋友和亲戚被关起来了，要求纳尔逊把他们保释出来。
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坦博不顾“集团居住法”的规定，冒着被指控和驱逐的危险，仍然坚持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区开办律师事务所。每天一清早就开始上班，受理各种诉讼案件，白天赶到90英里远的比勒陀利亚去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熬过单调的一天后，又开车返回办公室，继续办案。有时，他还要把一些被告同伴开车送回家。周末，曼德拉还在奥兰多开办了一个法律所，在奥兰多那座门牌号为幻15的小房子里为黑人办案。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也偶尔有些小花絮。在一次聚会上，曼德拉和温妮快结束时才到。他确实很忙，难得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温妮的年轻美貌很快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喂，纳尔逊，你在什么地方碰到这位小姑娘的？”一位朋友明知故问。“哦，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从守旧派人群中抢救出来的。”曼德拉的诙谐引起了一场大笑，弄得温妮不知所措。“这么说，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啦。”“不对，应该说是政治救星。”又是一场哄笑。还有一次，当人们问及温妮的工作时，曼德拉一本正经地说，“她是专和碎骨头和交通事故打交道的。我是个有名的律师，小温妮为了和我结婚，答应将所有工人赔偿条例的案件全交给我处理，我这才勉强答应了。”温妮忍不住笑了起来。曼德拉的幽默感确实是出了名的。
与曼德拉结婚以后，温妮与丽莲·恩戈伊、阿尔伯蒂尼·西苏鲁和曼德拉的秘书露丝·玛帕蒂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女活动家的接触明显增多。温妮后来回忆说她很尊重丽莲·恩戈伊，“甚至发展到崇拜她的地步。”她也坦然承认“玛帕蒂对我的政治观点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她对海伦·约瑟夫也十分敬重，“我完全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正是在这些先进妇女的引导下，温妮从新婚后的孤独中解脱出来，很快加入了黑人解放斗争的行列。她在南非妇女协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中活动积极，很快就成为这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
1958年，政府开始不遗余力地把通行证制度推行到妇女身上。为此，丽莲·恩戈伊和海伦·约瑟夫领导组织了反对通行证的示威游行。当时，温妮·曼德拉已有身孕，但她仍和阿尔伯蒂尼·西苏鲁一起参加了游行。当曼德拉回家时，不见温妮，才知道她已经被捕。这是温妮第一次体验监狱生活，尝到了铺在地上的麻垫子、床上的脏毯子的滋味。“我当时已经怀孕，阿尔伯蒂尼·西苏鲁拯救了我的第一个婴儿。她在监狱中千方百计地照顾我。”出狱后不久，温妮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给她取名叫津妮。
1958年8月，维沃尔德当选为南非总理。维沃尔德是一个疯狂的种族主义者，曾任土著事务部长达8年之久。他在实行种族隔离制方面格外热心，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并自称是上帝亲自要他来担任总理的。1959年，他在议会上致开幕词时宣称：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白人统治”的口号将由“给黑人以自由”的口号所代替。为实现这个口号，政府向议会提出了“促进班图自治法案”，即通常所称的“班图斯坦法案”。
这项法案规定，给予居住在南非联邦境内的班图语系各非洲民族以自治权，其中包括祖鲁人、科萨人、贝专纳人、斯威士人、文达人、聪加人和南、北苏陀人。法案规定，现有的保留地统称“班图斯坦”，将不再增划任何新地区，现有保留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5％，居住在保留地的人有350多万。根据该法案，这些“班图斯坦”应成为南非联邦全部1000万非洲人的“国土”。针对这一旨在剥夺非洲人土地的法律，曼德拉撰文指出：维沃尔德的新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设经济上独立的非洲人地区，“如果这些地区能够真正在经济上自给，那么矿业董事会和白人农场主到哪里去找廉价劳工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局推行班图斯坦计划的真正目的“不是给非洲人自治的权利，而是彻底剥夺他们对这个国家政府的任何发言权”。
1958年12月在阿克拉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和1958—1959年举行的非洲独立国家会议，都严厉谴责了南非的种族主义。全非人民大会在关于种族主义的决议中宣布：大会“谴责像南非联邦这些国家所执行的以种族隔离制的社会理论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基础的政策”。大会要求联合国恢复关于南非联邦种族主义问题的委员会，并且宣布，如果联合国不恢复这个委员会，大会将呼吁非洲独立国家会议秘书处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大会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措施，建议所有非洲独立国家对南非联邦实行经济制裁，并组织起来抵制南非商品，同南非联邦断绝外交关系，不为南非工业提供劳动力资源。
第十二章 沙佩维尔惨案
·“通行证制度”
·1960年3月21日，索布克韦凌晨2时起床，整理好文件，安排家事后，向警察局走去……
·在沙佩维尔，69名示威者被打死，对受伤者，上校命令：“在每个病床边派两名警察看守”
·兰加惨案
·口若悬河的辩护
·津莽出生
·曼德拉对温妮说：“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要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
·“法庭宣判你们无罪，现予以释放”
世界戏剧中心的纽约市百老汇正在上演南非剧作家阿索尔·富加德的近作《希兹尉·班西死了》。这台独幕剧已上演了4至5个月，场场爆满。一篇报道是这样评论：“作为一个话剧，《希兹尉·班西死了》是近年来少有的艺术创作。南非黑人演员约翰·卡尼和温斯顿·恩卓纳的演技也是百老汇从未见过的；而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工具，这个话剧不但强有力，而且像一把刀子一样直刺群众的心窝。”
故事的情节很简单。在南非每个黑人都必须有一张通行证。上面不但注明个人的身份，还注明应缴纳的税款和与生活有切身关系的工作地点。希兹尉·班西的通行证上已注明他不得在伊丽莎白港做工，要将他遣返到班图斯坦去，这等于断了他的生活养家之路。如果班西不按时回去报到，他就要被送进牢房。班西只好去找他的朋友彭杜商量对策，但丝毫找不到能使他继续留在城里工作的办法。
绝望之余，两人去酒馆喝酒。在深夜回家的路上，他们发现了一具被杀死的黑人尸体，从这具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名叫“罗勃特·兹威林西玛”的通行证。彭杜将班西与兹威林西玛的通行证对调，换了上面的照片。就这样，希兹尉·班西“被人杀死了”，而希兹尉·班西则以罗勃特·兹威林西玛的名字、他的身份和他的号码，继续活下来了。班西高兴得不得了，跑到一家照相馆，想照张相寄给他的太太和小孩。
当人们看到希兹尉·班西因通行证已盖章注明不得工作而急得满头大汗时，当人们看到希兹尉·班西因可以冒名顶替以另一个人的身份活下去而兴高采烈时，当人们看到希兹尉·班西为了强记住罗勃特·兹威林西玛的通行证号码的窘态时，当人们听到班西说“一个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彭杜！我们的皮肤就是件麻烦事”时，人们不得不对万恶的通行证制度加以谴责。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南非当局不允许黑人有“演员”的正式职业，黑人演员卡尼和恩卓纳是作为白人导演富加德的“佣人”这个‘正式黑人职业”才得以出国演出的。
1960年3月21日，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就是在非洲黑人群众反对通行证制度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了更深刻地了解这一种族隔离措施，我们有必要将通行证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作一简单的交待。1809年11月，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卡林顿伯爵颁布“霍屯督公告”，①这标志着通行证制度的产生。这种通行证当时是对付流浪者的一个手段，但它力图将非洲人限制在自己的保留地里，使他们成为白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通行证制度意味着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购买土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①霍屯督人是南非的土著居民，亦称科伊人。霍屯督是白人殖民者对科伊人的蔑称。
这样，通行证制度使非洲人完全固定了下来，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把科伊人变成农业上人，这份公告授权地方当局将没有通行证的科伊人当作游民处理，任意立契，强迫他们按照雇主规定的条件做工。1812年，克拉多克总督发布命令，规定科伊儿童出生时，若其父母正受雇于白人农场主，他们就应跟着学徒，直至18岁。
1819年，萨默塞特总督授权地方长官将父母双亡的科伊儿童登记为学徒，使他们实际沦为农奴的地位。1828年，开普殖民地发布了49号法令，进一步将通行证制度扩大到科萨人的范围：所有进入殖民地的科萨人都必须持有边境地区白人官员签发的通行证。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向内地渗透，与南下的科萨人的接触增多，同时开普殖民地的白人需要科萨人作为劳动力。殖民者担心这种交往会危及白人统治地位，就用通行证制度把两个种族隔离开来，这不能不说是后来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滥觞。后来，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等南非北部地区实行通行证制度也是为布尔人农庄提供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同时，通行证制度也是控制南非黑人的一种手段。它使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上有某种安全感。英国驻南非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就坚持认为，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实行通行证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可以辨认来到这里的土著和追踪他的动向，否则这个地方将变成一座群魔殿”。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后，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非洲城市人日益增加。这种新形势导致了通行证制度运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国民党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种族立法。1952年颁布了“取消土著通行证及施行统一的土著身份证法”。在此以前，非洲人的各种通行证多达60多种，如居住许可证、宵禁特别通行证、月度通行证、计日工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旅行通行证，等等。这项法令规定取消其中一些已无必要的通行证，全面加强通行证制度以控制非洲人的迁移和行动。这项法令规定了一种统一的证件——一种特殊的查验册，每个土著居良都要随时携带。查验册中载有非洲人的照片、编号，并详细载明其相貌、纳税情况和许多事项。
这些规定为南非黑人带来了诸多不便。一家南非报刊曾在1957年底揭露了一个关于纳尔逊·兰加的案例。纳尔逊·兰加是约翰内斯堡市政委员会雇佣的一位清洁工。有一天傍晚，他被便衣警察拦住要通行证。和其他一切值勤的非洲清洁工一样，他因为怕遗失或弄脏，没有随身携带通行证。但他很顺从地给警察看了市政府发给他的证章，上面刻有他本人的公务员号码，这足可以证明他的合法雇员身份。
可是，傲慢的警察不管这些，还是将他逮捕并押送到比撒耳，他被迫在田间劳动。后来，由于他和律师取得了联系并申请了人身保护令，纳尔逊·兰加才获得释放。在法庭上透露了政府的特别规定：根据土著事务部、司法部和南非警察当局之间的安排，因违反通行证法被捕的非洲人毋需起诉，可直接交给土著事务部。而土著事务部在1954年颁发的一份行政通报指出：应该对因此项法令被捕的非洲人提供在农村做雇工的机会，而且要优先照顾农场。凡是拒绝这种工作的人不能被释放，而且要“被送回南非警察局起诉”。
1960年3月21日的反对通行证游行主要是由阿扎尼亚（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于1959年4月成立后，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招收会员和建立地方组织上。由于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泛非主义者大会得以在1959年12月19—20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它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