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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抗政府的班图人自治计划，温妮的家乡庞多兰的农民举行了起义。这场起义长达9个月。一个由起义领袖组成的称为“英塔巴”的组织从1960年5月起，开始在这块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大约180000人实行某种程度的权威。这一组织取代了传统的酋长法庭，在涉及土地分配等问题实行仲裁；更重要的是，它无视政府建立的班图权威机构。在英塔巴的领导下，黑人群众杀死了17名酋长、头人及其卫兵，使所谓班图权威系统陷入瘫痪状态。
政府对这一反抗进行残酷镇压，但遇到的是更强烈的反抗。起义者一方面派人躲过警察的搜捕，潜入城市，来到曼德拉的家里征求意见；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对与白人政权合作的酋长进行惩罚。温妮的父亲也被当作通敌分子受到攻击。在一个星期内，比赞纳地区有29名亲政府黑人的克拉尔被烧毁。后来，温妮回忆起当时她父亲的处境时，心里仍然很难受，“看到这种怒火，看到而且感觉到人民的怒火，我父亲试图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为他们作出巨大的牺牲。父亲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这真让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伤疤。”
到7月份，政府决定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对庞多兰地区的骚乱进行调查。在这一期间，一位比赞纳的白铁匠恩诺奇·姆伯赫勒代表庞多兰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直送到联合国。这一行动与其他在调查委员会作证的证词充分表明庞多兰起义绝非仅仅是由地区的矛盾引起，它与反对班图教育法，黑人在议会没有政治代表，由于通行证法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政府对黑人解放运动的严厉措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调查委员会仅仅对一些小怨言答应予以纠正，对上述的政治不满置若罔闻。
庞多兰的农民运动到11月份达到高潮。为抗议警方逮捕运动的领导人，庞多兰人将村庄人口都堵住，对各种商品进行抵制，以求各种商人向政府反映其不满。同时，他们还对劳力招募处进行抵制。这一抵制运动一直延续到1961年1月5日。最终，约5000庞多兰人遭到逮捕，在监狱里遭到野蛮虐待。这一镇压使起义丧失了领导，因而在2月底，整个运动失败了。正常的田园生活也因此永远消失。农民不得不卖掉赖以为生的牲畜以交纳抵抗运动期间欠下的税款。这时，曼德拉已认识到在农村组织动员工作的潜力很大。他在体验了这种生活后，不无感触地说：“除非你真正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否则你无法体会。”
在整个特兰斯凯地区，政府极力推行所谓班图人自治计划。从1960年起，那里就存在着紧急状态。警察有权逮捕任何人并有权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无限期地拘押在监狱。成百的著名黑人运动领导人在他们的家乡受到追踪，更多的人被迫离开家园跑到山区和树林里继续组织抵抗。在1962年，特兰斯凯就有30个非洲人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南非法院判处死刑并被处死。然而，正如曼德拉指出的：人民已经绝望，而绝望的人最后将采取报复行动。
1961年6月26日，是蔑视运动9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转入地下的曼德拉向南非人民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号召全体南非人民采取不合作态度，用不合作这个武器将政府送进坟墓。“黑人的全部力量必须动员起来，撤消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合作”。同时，他呼吁国际社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要求国际组织开除南非，并呼吁世界各国断绝与南非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他郑重声明：
在今后一段艰苦的斗争中，我将继续担任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发言人。我将和你们肩并肩与政府进行斗争，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直到赢得胜利。……我不离开南非，也不自首。只有通过艰险、牺牲和战斗的行动才能赢来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斗争，直至我生命的终结。
时代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肆无忌惮的暴力政策迫使曼德拉思考新的斗争方式。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新的一页即将揭开。
第十四章 民族之矛
·一连串的爆炸声宣告了“民族之矛”的诞生
·斗争方式的选择
·卢图利酋长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
·“力量属于我们！”
·最高指挥部选在哪里
·“约翰内斯堡的炸弹工厂”
·建立“波戈”
在阿非里卡人的政治神话中，12月16日的民族节是其中的一个。据传，1838年12月15日祖鲁人酋长丁干的军队与布尔人对峙。布尔人当晚向上帝宣誓许愿：如果在这场战斗中打败丁干军队，以后情愿每年作一次祈祷，以示感恩。第二天的战斗以布尔人大胜而结束，约3000名祖鲁士兵被杀死，布尔人却只有2人受伤，无一人阵亡。此后这一天被称为“丁干日”。1910年，南非联邦议会第一次会议将这一天定为国家节日。1952年“丁干日”改名为“圣约日”。1980年，“圣约日”再次改为“宣誓日”。不论这一史实是否属于捏造，这一天已成为阿非里卡人每年的庆典。
1961年12月16日，一连串的爆炸事件打断了阿非里卡人举办的“圣约日”喜庆活动。在约翰内斯堡爆炸了10枚炸弹，伊丽莎白港5枚，毁坏了一些高压电架和政府建筑物。警方发现这些爆炸是由一些自制的炸药和炸弹造成的。
第二天早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恩孔托·维·西斯维（民族之矛）向南非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这个新的地下组织在自己的小册子上声明：
这是由非洲人组成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团体。它的队伍中包括所有各族的南非人……我们希望，我们会使政府及其支持者在为时不太晚之前就醒悟过来，以便在事态发展到打内战的你死我活的阶段以前，政府及其政策即能加以改变。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对国民党人准备内战和军事统治是一个打击。在这些行动中，我们是为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即黑人、有色人、白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工作的，不推翻国民党人，他们就不能获得未来的幸福和福利。
民族之矛是由纳尔逊·曼德拉亲手组建、亲自领导的。上章提到，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非法后，它的领导人拒绝解散，而且转入地下。为此，曼德拉4月转入地下活动，5月组织了罢工。6月初，曼德拉经过对南非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暴力已不可避免，在政府习惯以武力回答人民的和平要求时，如果非洲人继续鼓吹和平与非暴力的政策，这将是不现实的和错误的。
这种看法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贯政策产生了矛盾。非国大是一个履行政治职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其成员是根据它明确的非暴力政策而加入的。这样，该组织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不能进行暴力活动。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将不再反对适当控制的暴力，参加这种有限制暴力的成员也不会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处分。换句话说，卢图利的和平非暴力路线和曼德拉的暴力路线在进行了适当的交锋后相互妥协了。
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重大的政策的改变在程序上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考虑到卢图利的地位和他对暴力手段长期以来的反对态度，曼德拉和西苏鲁等人未将这一决定告知卢图利。
第二，这一重大的政策改变亦未经过各基层组织的同意。尽管这种做法避免了使卢图利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基层卷入政策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之中，因而在战术上是正确的，但却在非国大的成员中引起了一些混乱。
曼德拉主张暴力手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从沙佩维尔等惨案中他看到了种族主义政权的狰狞面目，看到了黑人群众在白人军警的子弹下痛苦呻吟的悲惨场景外，他更看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两难境地：要么坚持非暴力手段，它将失去已经支持了自己近50年的黑人群众，将失去起码的战斗力；要么采取暴力手段，这将意味着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卢图利所主张的非暴力政策的违背。他一贯主张和平，反对暴力，这也是他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坚强信念。
曼德拉在权衡利害得失之后，决定只能采取后一种选择。他认为，正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建立起来的，保存这个组织的威信和战斗力是他的责任。但他严肃地承诺了组织的要求：新建立的军事组织虽由他组建，但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领导。未经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它决不采取任何与确定方针不同的行动。经过讨论，这一军事组织的名称定为“恩孔托·维·西斯维”，即祖鲁语“民族之矛”的意思。民族之矛正式成立于1961年11月，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同，吸收各个种族的人参加。①
①一般都认为民族之矛成立于1961年12月16日，即爆炸事件发生的那一天。但曼德拉在1964年4月20日的法庭供述中明确指出：“民族之矛在1961年11月成立。”
在当时情况下，可供民族之矛选择的武装斗争方式有4种：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和公开的革命。曼德拉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首先，游击战争与公开革命只会导致大规模的内战，而已被种族矛盾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南非将会因此而导致分裂或被战争留下永久的创伤。其次，恐怖活动亦将给种族关系带来不可弥补的裂缝。况且，这种手段的对象往往对人而不对物。第三，破坏活动不以人为目标，可避免杀伤生命，把种族仇恨降低到最低限度。根据这一方针，破坏目标主要是经济、交通和通讯设施。他们希望，有计划地破坏发电厂、干扰铁路和电话通讯将使外国资本撤离，从而使严重依赖外资和外贸的南非经济遭受损失；而这将迫使南非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
“每一个民族都会面临只有两种选择的时刻——屈服或者战斗。南非正面临这样的时刻。我们决不屈服。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是要尽我们一切力量进行反击，以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当南非政权听到民族之矛这一庄严声明时，它预感到自己的灭顶之灾；当非洲黑人听到这一庄严声明时，无不欢欣鼓舞；当世界政坛听到这一庄严声明时，认识到南非黑人的政治斗争已经改变了以往的策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民族之矛的第一批炸弹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卢图利参加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60年）仪式之后刚回到南非时爆炸的。这是第一位非洲黑人获此殊荣，也是世界和平人士对卢图利非暴力立场的肯定。当1960年诺贝尔奖宣布以后，南非政府气急败坏，认为这是对诺贝尔奖的亵渎。但后来不得不发给他一张10天内有效的特殊护照，让他亲自前往奥斯陆领奖。在领奖仪式上，卢图利一方面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和白人优越感，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他的非暴力主张。他告诉世界舆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怎样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种族战争：
在南非，很容易将对白人统治自然愤怒的感情转变为仇恨的感情和反对白人社会的复仇愿望，这之所以没有发生并非偶然。这是因为非洲领袖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鼓舞下，有意识并明智地采取了坚决反对种族自负的立场……我们的目标历来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它将捍卫所有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人民的权利。
约翰内斯堡等地12月16日的爆炸声并非对卢图利和平宣言的讽刺，而是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历史嘲弄！
实现从非暴力手段到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转移，除了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主观和内部因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条件：非洲的独立运动已横扫整个大陆，到1961年这一运动已日益逼近南方尚未解放的由白人控制的国家。这一形势对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而言，意味着南非黑人解放力量可以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基地。从这。些基地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可以获得进行武装斗争的训练和装备。这是前所未有的机会。
民族之矛的志愿者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并一般须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领导人（往往是曼德拉自己）选定。这些志愿者必须具备三个起码的政治条件：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强信念和决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或在以往民主活动中的卓越表现，以及对民族之矛这一组织新的暴力策略的公开支持。民族之矛的首批志愿者英德里斯·耐多曾回忆他与曼德拉的第一次会见。
那是1961年10月底的一天，一些印度人大会的军事人员接到总部命令，于下午7时55分到约翰内斯堡的福兹堡的一间房子里集合。7时55分，所有接到通知的人都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这时，一个人走进房间，机敏地用眼睛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圈。在确信一切正常后，他出去了。几分钟以后，他又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高大魁梧体格健壮的人，身穿一条很脏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工装裤。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请坐下来，同志们，”他那平易近人的声音一出口，房子里的人骚动起来。原来他是纳尔逊·曼德拉，这声音在座的人都熟悉。可见，曼德拉的化妆确实很成功：他那富有魅力的中间隔开的小分头不见了，同时留起了小胡子。他告诉在座的同志们：武装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非国大一向试图以不流血的方式取得解放，但目前一切和平抗议的渠道都已被政府堵塞，因而决定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政治斗争。随后，他向大家谈起他将去国外联系的一些情况。大约一个小时后，他站起来说再见。“我们都冲上前去争着和他握手”，耐多激动地回忆。
这些志愿者在经过极严格的挑选并认为合格后，便举行集体宣誓。他们右手紧握拳头，发誓坚守秘密，并不断重复“力量属于我们的！”这句话，最后唱“马易布耶！阿非利加！（回归吧，非洲！）”。志愿者被告知，在今后的活动中，不能拒绝任何分配的任务，并被警告如果拒绝执行最高层的命令将可能导致被处极刑。在民族之矛组织里的人必须保守秘密，关于组织的情况和接受的任务连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告知。很多组织成员仍在公开场合上自由活动，因为外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民族之矛的最高指挥部设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利沃尼亚的一个名叫利里斯利夫的农庄。最高指挥部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姆贝基、乔·斯洛沃、安德鲁·姆兰基尼和雷蒙·姆赫拉巴等人。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有假名，如曼德拉被称为“大卫”，西苏鲁被叫作“阿拉”，姆贝基的假名是“德拉米尼”。为隐蔽的目的，最高指挥部也在此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不时在住宅门口向路人卖农场产品。
这个小农场占地28英亩，是通过一个南非共产党员阿瑟·戈德雷奇买下的。最高指挥部在这里配置一台无线电接收机、一台发报机、打字机和复印装置。农场还有一条秘密通道，只有最高指挥部的几个人知道，主要用于传达命令和接受信息情报。民族之矛的成员在这里活动十分频繁，特别是在初创期。曼德拉在1962年1月出国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尽管这里是白人区，地方隐蔽，但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