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繁，特别是在初创期。曼德拉在1962年1月出国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尽管这里是白人区，地方隐蔽，但过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的往来出入难免不引起怀疑。斯洛沃后来也承认，“利沃尼亚终将有一天被发现并被捣毁。像我这样的人每天要来三次，其他人也差不多”。一年半后，利沃尼亚果然被南非警方捣毁。
民族之矛还在约翰内斯堡郊外一个叫山景的地方买了一处地产，主要用来作躲避警察追踪的秘密藏身处；同时还有一处称作特雷瓦林的地方用来作军火库，这一所房子地处克鲁格斯多普。所有这些地产的资金来源有两处，一是南非共产党提供的，如利沃尼亚在作为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的同时，南非共产党也把它作为活动点，凯西、布莱姆·费希尔、戈德雷奇和丹尼斯·戈尔德伯格在此活动。另一笔资金则是曼德拉1962年出访非洲各国时所受的馈赠。
尽管称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在初创时期可说是一无所有。很多成员连枪都没有。虽然有些人当过兵，但在初期，组织所需要的是非常起码的技术知识，如自制炸药并用它来破坏各种设施，很多人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他们中间最有经验的是杰克·霍奇森，他是约翰内斯堡支部的共产党员，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战役。当时，霍奇森和他的夫人丽卡的住房成了“约翰内斯堡的炸弹工厂”。
为了躲过警察的监视和追踪，试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一袋袋的高锰酸钾运到这间住房，斯洛沃等人每天用研钵和材将这些矿石捣碎，碾成粉末。在12月16日第一次炸弹事件以后，大部分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住宅都受到袭击，警察力图在这些房子里寻找各种蛛丝马迹。值得庆幸的是，霍奇森的住房得以幸免。“如果警察搜查那儿，他们将发现高锰酸钾布满了墙壁、窗帘、地毯和每一个缝隙。”
霍奇森负责在他的厨房里生产一种定时炸弹。这是用从约翰内斯堡的文具店买来的一种特殊型号的圆珠笔上的细管子做成的。经过一道道既复杂又原始的危险工序才最后做成了定时装置。在最后测试时，霍奇森选中了一所被遗弃的砖房，并做好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正当他们准备开始爆破试验时，一个陌生人出现了。很明显，他是这所房子的看护人。曼德拉当机立断：由他上前去与来人交涉，其余的人把试验用品搬进砖房。经过曼德拉的一番说服工作，这位祖鲁人欣然同意他们使用这所房子。在这里，莫洛托夫燃烧瓶和炸弹的两项试验均告成功。
实施破坏的工作亦是充满风险。有一天，斯洛沃受命去炸毁约翰内斯堡的操练厅，1956年叛国案的最初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使用的炸药正是霍奇森研制成功的那种用圆珠笔筒做成的定时装置。斯洛沃在这个地方侦察了好几次，最后选定了爆炸地点。正当他准备动手时，突然发现有约50名黑人清洁工在现场，他十分沮丧，只好另找其他地方。
这时已过了下班时间，所有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斯洛沃在周围转了几圈，最后选定了一个有大木柜的办公室。他从袋里拿出瓶状的自制炸弹，正准备把它放到一个柜子后面，突然一个陌生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先生，需要我帮忙吗？”斯洛沃扭过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值班的军士长。斯洛沃很担心在和这位不速之客谈话时会引起炸药爆炸，赶紧编了一套谎话：“对不起，我弟弟收到了服兵役的征召令，他希望能免除义务。”“请跟我来吧。”军士长有礼貌地说。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斯洛沃来到此地的真实目的。斯洛沃心跳激烈，担心那小瓶子里的碱会很快腐蚀那块薄薄的纸卡片。幸好负责免除义务的官员不在，这使两人都免掉了一场灾祸。
还有一次，民族之矛行动小组成功地摧毁了纳塔尔地区的3座架高压电缆的铁塔，从而使德班陷入漆黑。第二天，一些报纸在报道中胡乱猜测，有的甚至认为这是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干的，还有的则推测这是古巴人的阴谋。更有意思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民族之矛成员艾布拉辛·伊斯麦尔·艾布拉辛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世纪》的记者，编辑部决定派他去采访这一爆炸事件。“我拿着照像机，下午到了出事的地点去为摧毁的铁塔拍照。我到那儿后就问当地人铁塔在哪里，这样谁也不会知道我是破坏者之一。”
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是受到全国最高指挥部严格控制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带有明显的种族隔离标记和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目标。指挥部一再强调反对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据司法部长在议会宣布的数字，截至1964年3月10日，南非共发生了203起严重的破坏事件。在对民族之矛最高领导人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的起诉书上共列出193起破坏行动，但其中有些并非民族之矛所为，而纯粹是非洲黑人个人的破坏行为。
在这193起破坏行动中，有72起属于一般性质，如放火烧信箱，剪断电线等等；另有95起燃烧弹破坏，主要是针对公共建筑物。还有7起破坏行动性质严重，规模亦较大，主要是使用炸药企图摧毁铁路信号系统，重要的电力设施。在这些破坏行动中，以伊丽莎白港卷入次数为最多，共58起，其中31起的后果比较轻微；其次为开普敦，有35起事件。第三位是约翰内斯堡，这里发生的31起破坏主要是投掷燃烧弹引起。第四位是德班，亦主要是燃烧弹引起。
当然，在实施破坏活动的过程中，尽管最高指挥部一再强调要遵守纪律，尽量避免流血行动，但民族之矛的成员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仍有过火行为。在23次行动中，有18次是针对铁路运输，甚至还朝旅客车厢里扔过两枚汽油弹，另有5起炸弹案则威胁了生命。另有23起行动则主要是针对个人，如警察、告密者或是政府的合作者。这些超出规定的破坏行动主要发生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
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同时，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也开始着手其游击战训练计划。一大批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干部潜离南非，到其他非洲国家进行游击战训练，如雷蒙·姆赫拉巴就是第一批送出国外受训的人员之一。由于输送出国危险多、费用大，在1962年圣诞节之后，最高指挥部在西开普的马姆瑞地区的丛林中建立了一个基地，对准备送出国的候选人进行培训，由丹尼斯·戈尔德伯格担任教官，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以及一些战地训练，如急救措施、使用战地电话、无线电装置和油印机。但这个营地没有存在多久，因为警察在听到风声后对一些参与人员进行了传讯。
在这一段充满危险的日子里，曼德拉也惦记着他的温妮和孩子们。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开警察的搜捕，有时深夜潜回奥兰多家中，呆上一个小时，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只有在1961年底那段时间，他有时将温妮和孩子接到利里斯利夫农场，团聚几个小时。在这里，温妮为曼德拉做饭忙家务，而孩子们则与曼德拉尽情嬉闹。这些家庭欢聚的时刻在大女儿津妮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坚强的温妮亦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开始，曼德拉回家的时候比较多，或是深夜或凌晨。但很快警察对他家实施24小时监视。温妮一接到某种信号，即设法溜出警察的封锁线，再去找曼德拉。据温妮回忆：
一旦出了封锁线，便会有人前来，要我驾车跟在后面。离开我们家约一公里后，换乘另一辆车，再从这一辆跳下去换乘另一辆。等我见到他时，差不多已经换了10辆车。我也从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的隐藏地遍布全国各地。
替我们做这些安排的几乎全是白人。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只是发现，最后的目的地常常是在一些白人的家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到达时，房子的主人已经走了。可以看得出，当我们俩呆在一起时，就安排房子的主人住到别处去。
有很多次，曼德拉派人将温妮接出来，匆匆见一面，然后又分手了。还有一次，温妮正在干活，有人告诉她把家里的那辆几乎报废的旧车开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当温妮将车开到那儿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工装裤、白上衣、头戴鸭舌帽的高个子男人把车门打开，要求温妮让出司机座位，然后坐上去开始驾驶。温妮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丈夫吗？曼德拉伪装得真是绝了，以至于温妮刚开始几乎被他骗了。然后，俩人相视而笑。曼德拉将车子开进一个车库，将旧车卖掉，又买了一辆车，然后将车开到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索尔大街。他将车停下来，与温妮挥手告别，大摇大摆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在民族之矛公开宣布自己的存在以后，政府的搜捕越来越厉害了，曼德拉也成为了南非当局通缉和捉拿的第一号要犯。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他千方百计地躲避着，并在全国各地进行领导工作。“他走遍了整个南非，那是他一生中情绪最振奋的时期。”他和人民融为一体，生活在人民之中，完全成为人民的一员。
在他的指挥下，民族之矛的组织遍布全国，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东开普地区和德班等地尤为活跃。这使政府当局惊惶失措，在12月份和1月份多次要求军队实行戒备并取消警察休假。同时，政府还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密探和特务，以大笔金钱去收买有关民族之矛成员的告密情报。但是，由于民族之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伎俩均未能得逞。司法部长沃斯特还准许南非白人组建私人军队，由那些答应帮助政府消灭黑人解放运动的极右分子组成。一个名叫罗贝·莱勃兰的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纳粹在南非雇用的怠工分子，在沃斯特的鼓动下，建立了一支由1000名白人狂热分子组成的军队。
与此同时，处于地下状态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开始展开武装斗争。他们认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内的关于南非的斗争应当在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无益的和纯粹学究式的讨论”。他们坚持保留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手段来反抗一切暴政的权利。然而，他们对严峻的现实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其目标也相当乐观：到1965年使非洲的最南端摆脱白人的统治，使南非的多数民族能够按照公认的民主原则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为此，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波戈。
武装斗争的蔓延可以说是敲响了南非白人政权的丧钟。1962年1月11日，曼德拉奉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令，秘密出访非洲国家，以寻求国际援助。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第十五章 不幸被捕
·没有护照签证的非洲之行
·曼德拉访问伦敦
·“我试图研究这个方面所有类型的权威——从东方到西方，从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到毛泽东和格瓦拉的书籍”
·握手与谅解
·“你们被捕了”
·“对那两项指控，我申明无罪”
·五年监禁与苦役
东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PAFMECSA）在筹备期间，向曼德拉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发出了邀请。经过商量，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一致同意曼德拉参加代表团，赴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大会。他的出国任务有4项：第一，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阐述该组织的立场。第二，代表组织访问一些非洲新独立的国家，直接与非洲领导人接触并寻求经济援助。第三，访问伦敦，与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会晤并争取英国各界对南非解放事业的支持。第四，探求为准备长期的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基地、武器和人员培训等问题。
曼德拉没有申请护照，而是直接非法越境的。因为很多非洲人学者、艺术家和各类名人申请护照均遭拒绝，况且当时的曼德拉正处于全国通缉之下。他首先到了埃塞俄比亚，在这里受到与会的非洲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着重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国际社会的压力。他指出，国际社会对南非的谴责、制裁和种种压力极大地削弱了南非的国际地位，从而大大支持了南非国内的解放斗争。第二，他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南非实现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其中心和基础在南非内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靠我们自己的斗争，靠在南非内部作出的牺牲，才能战胜白人统治，取得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第三，他阐明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曼德拉的发言激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纷纷表示要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大会结束后，曼德拉访问了15个非洲国家，会见了10多名非洲国家政府领导人，他们中间有坦噶尼喀当时的总理卡瓦瓦，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尔、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苏丹总统阿布德将军、突尼斯总统阿比卜·布尔吉巴，后任阿尔及利亚第一任总统的本·贝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布迈了、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利比里亚总统杜伯曼、乌干达总理米尔顿·奥博特。
在与这些非洲领导人交谈时，曼德拉希望能得到训练游击战士所需的装备。这实际上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策略上的又一重大转变。事实证明，零散的破坏活动虽然可以激励士气，但也容易遭到政府的反击，同时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况且破坏活动难以控制，实际上亦必然造成伤亡，从而引起了白人的恐慌。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白人政权，非洲人国民大会指示曼德拉在出国期间，争取在为今后可能开展的长期游击战争这一方面与非洲领导人商谈，一方面学习战略战术和实战经验，另一方面寻求物质援助和商讨训练事宜。
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亦在考虑新南非以后所需要的专业建设人才。为此，曼德拉也与非洲领导人商谈了为达到大学人学考试水平的非洲人争取高等教育的奖学金。这反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深谋远虑，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在考虑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管理这样一个国家不仅需要有种族平等的指导思想，还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管理人材。这些提供经济援助的要求都得到了上述非洲领导人的赞同。
曼德拉的访问由他的好朋友，沙佩维尔惨案后被派往国外的奥立弗·坦博全程陪同。两人已分别近两年，见了面格外高兴，当时坦博正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驻英代表。访问非洲后，曼德拉又到伦敦访问。他受到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和自由党领袖乔·格雷蒙德和其他有声望的英国人的会见。这些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坦博则不然，一年多的国外经历使他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漠和一般民众对南非种族歧视现状的无知。他告诉曼德拉在英国城市谢菲尔德的一次经历。他当时在一个集会上给听众介绍南非现状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情况，仅有一个听众提出了一个与他的讲演毫不相关的问题：“白人妇女在刚果遭遇了性暴力侵犯，你打算怎么办？”曼德拉听了他的叙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在从伦敦返回非洲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布迈了又领着曼德拉参观了民族解放军司令部所在地乌季达。在这里，曼德拉不仅看到了民族解放军青年战士勇猛顽强的军事操练，同时自己也听了军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