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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族隔离制的厌恶当然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对黑人学生来说，班图教育法又首当其冲。从1955年起，黑人就开始交纳教育税，但当白人孩子可以免费拿到课本时，黑人学生却必须交书籍费。1974年，政府答应为黑人学生提供免费课本，但却一直未兑现。随后，政府开始向各个黑人学校运送阿非里卡语课本。这时，黑人学生才明白政府当局所谓“免费课本”的伎俩：原来当局想利用这一许诺来推行英语／阿非里卡语的授课计划。然而，这一伎俩很快就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
索韦托的毛里斯·伊萨克森学校就是一例。当学生们警告校长他们将抵制任何用阿非里卡语讲授的课程时，校长不得不下令把这些阿非里卡语课本藏起，不要让学生看见。该校的学生级长西可希·姆吉这样回忆：
开始，当我们看到书籍运来时，我们非常激动，我们想政府终于提供它早已许诺的免费课本了。但随后我们发现课本全是用阿非里卡语写成的，我们恨死了这种语言。因为它是我们压迫者的语言。当我们听到政府已向各校校长送了课程表，要求在1975年推行阿非里卡语教学时，我们决定应该行动了。……
在黑人学校，语言是一个很不公正的问题。在小学，要求用非洲语言——科萨语、祖鲁语、索托语等其他语授课，但一上中学，就又要转英语和阿非里卡语。这是白人将我们保持在落后和未受过教育地位的另一伎俩。我们决定不能让他们得W。
在这次惨案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已无法弄清。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的估计数字，死亡618人，受伤1500人，到1977年6月为止，被指控犯有公开使用暴力，参加骚乱、颠覆、破坏、煽动和纵火等罪行的有21534人，其中13533人被判刑，他们当中近5000人在18岁以下。这批人被送到罗本岛后，监狱当局专门修了一座牢房用来关押他们，其目的当然是避免新、老一代政治犯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暴动和镇压交替进行的日子里，曼德拉和他的战友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孩子们的命运。虽然犯人之间可以互相谈论索韦托事件，但由于通信和与外界交谈中不能提及这些事情，所得到的信息只能通过秘密渠道，因而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描述。曼德拉对黑人青年一代的关心在他给温妮的一封信中表露出来。他写了一棵番茄苗的生长过程，自己对它的爱护和它死去以后自己的伤感。温妮认为，这是曼德拉对那些惨遭杀害的青年的感情流露，他与那些家长一起分担痛苦。
但是，曼德拉的精神是斗争的精神。在索韦托暴动以后，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政治犯起草了一个要求团结和群众行动的紧急号召。这一号召分为7个部分，指出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虚伪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光明前景。号召书指出。
种族隔离制是枪支和刽子手的统治。“阿马”运兵车、FN步枪①和绞刑架是这一制度的真实象征。这些一直是南非那些种族主义狂的统治者最容易的手段和最便捷的解决方法。
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用的标准武器。
种族隔离制的罪恶、残暴和非人道从它一开始就存在。所有的黑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一直全面反对这一制度。
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我们的人民—一非洲人、有色人、印度人和白人民主人士——必须团结成一堵统一群众行动的、反抗的、巨大坚实的长城。
我们的斗争日益尖锐。没有时间去享受那种不团结和分裂的奢侈。……
世界站在我们一边。……
运用统一群众行动的铁砧和武装斗争的铁锤，我们将把种族隔离制和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击得粉碎。
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尽管青年一代对老一辈有一些看法，但他们对曼德拉始终是崇敬的。当那些在索韦托暴动中被捕的青年政治犯一到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也十分关心这些青年，他看到在1976年的反抗浪潮的先锋正是“我们的学生和青年”，并清醒地认识到：南非的未来在青年身上。为此，他抽出时间与青年秘密交谈。他发现，这些青年大都思维敏捷，勤奋好学，同时又都有中学文化水平。于是，他决定开始实行一个教育计划，使这些青年人在狱中能继续深造。
这一教育计划最初是40名青年，主要是索韦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下，他们得以通过函授继续读书。曼德拉则无私地将自己的奖金（如他在1980年荣获尼赫鲁国际交流奖）用于资助报名费和材料费。同时，他还给其他友人去信，希望他们募集资金，以帮助他在罗本岛监狱实施的教育计划。他甚至想将所有的政治犯都包括到他这一计划中来。这种办法很奏效。有一次，他收到了一张大约1。4万兰特的支票，为此他找来一位开普敦的律师专门讨论监狱里年轻犯人的教育问题。
这一教育计划实施了几年，不少进监狱时仅有6年级水平的青年政治犯通过函授获得了学位，而罗本岛监狱的“曼德拉大学”也蜚声海内外。红十字会也寄来一些书籍供犯人作阅读资料，而监狱当局秘而不宣。经过严格的审查后，再发给犯人，摆出一副是由监狱当局为改善条件而买的架势。不过，曼德拉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恐惧，他们于1982年4月将曼德拉等几位主要领袖转移到了开普敦的监狱。
索韦托暴动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而政府的镇压也是空前的。到1977年10月，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拘捕。所有的文化团体和工会组织均遭取缔，两家黑人报纸也遭取缔。1977年9月12日，卓越的青年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害死在狱中。其他的一些青年政治家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如马佩特拉·莫哈皮在拘留中死去；艾哈迈德·蒂莫尔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第10层楼跌下身亡；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蒂罗在博茨瓦纳被邮包炸弹杀害；B·马拉查在监狱里上吊身亡；M·詹姆斯“从监狱逃跑时中弹死去”；诺布哈杜拉在拘留所死去……
与这股镇压浪潮并行的是大批黑人青年的逃亡潮。据南非警方报道，大约有4000名青年离开南非，加入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国外的流亡者队伍，其中一部分成为了游击战士。
索韦托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黑人学生青年的大无畏精神使更多的人觉醒，黑人觉醒运动从学生中传播到广大黑人群众之中，最后汇成了70年代后期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第二，黑人青年的反抗赢得了白人民主派和有色人的同情和支持。暴动期间，约翰内斯堡的400名白人大学生示威抗议索韦托的屠杀行动；9月份，开普敦的市中心发生了有色人学生的示威游行。第三，索韦托事件之后，广大国际社会开始正式对南非政府的残暴行径进行惩罚。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行动起来。
然而，南非白人政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策划另一场黑人家园“独立”的丑剧。
第二十章 特兰斯凯“独立”
·用心险恶的班图斯坦计划
·政府的第一次试探：司法部长会见曼德拉
·“分别发展”的骗局
·“独立”闹剧
·马坦齐马的政治哲学
·“独立”的后果
·塞克斯瓦尔的最后证词
1976年10月26日，在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正在举行一种特别的仪式，在特兰斯凯的“国歌”声中，特兰斯凯的“国旗”冉冉升起，作为黑人家园的特兰斯凯正式宣布“独立”。出席“独立”仪式的有“国家元首”大酋长博塔·西科，“总理兼国防部长”凯泽·达利翁加·马坦齐马，“外交部长”迪格毕·科雅那，“司法部长”乔治·马坦齐马和一些其他官员。然而，参加仪式的外宾很少，南非驻特兰斯凯的“大使”站在特别显眼的位置。
说特兰斯凯的“独立”是一场闹剧并不是夸大。从表面上看，它具备了一切独立国家应有的标志：国旗、国歌、军队、政府、国会、议员、护照、签证、官方汽车、边防哨所、总统府、国际机场，等等。但对国际社会而言，特兰斯凯作为一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联合国通过决议，认为它的独立是无效的，非洲统一组织拒绝同它来往，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的护照。例外的只有两个国家：南非在这里开设有大使馆；而美国在联合国表决反对承认特兰斯凯时投了弃权票，然而，它也不承认特兰斯凯护照。特兰斯凯为何要独立？因为南非同意它独立。
说特兰斯凯是种族隔离制的怪胎也非夸大。这里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草地繁茂，牛羊成群。它北靠莱索托，南临印度洋。然而，这种良好的自然环境并未由于“独立”给特兰斯凯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它对南非的依赖与日俱增。在政治上，南非的大使不但制定特兰斯凯的宪法，还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在特兰斯凯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管理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工业化毫无起色，大部分资金靠南非提供，农业上粮食主要靠从南非进口。另外，尚有50万特兰斯凯人在南非工作，比“独立”前增加2／3。
从实质上看，这场独立闹剧不过是南非白人政府策划已久的班图斯坦计划的一部分。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是班图斯坦计划的始作俑者。1947年，西奥菲拉斯·唐吉斯、欧内斯特·詹逊、尼科拉斯·迪德利希斯和维尔纳·埃塞伦等人组成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种族隔离制是解决种族问题的“科学方法”。他们建议将南非联邦分成四大类居民：欧洲人、非洲人、印度人和混血种人，各自建立居民区。这样可以保持种族纯洁，保证欧洲人不被同化，每一种族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随后，他们进一步提出了种族隔离理论的核心部分——一黑人家园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所有的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园。班图人进入其他地区或城市地区只能是暂时性的，准许他们进入这些地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可以提供劳动力。班图人在保留地以外不能占有土地，也没有政治权利。1956年的汤姆林森委员会①的报告首次提出了班图斯坦的规划，认为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分别发展是消除种族冲突、保持种族关系和谐的惟一有效途径。
①该委员会由维沃尔德任命，由汤姆林森教授任主席，负责调查南非班图人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班图斯坦的实施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部落自治阶段：1951年起，依据议会通过的“种族隔离法”和“班图立法会议条例”，264个保留地分为632个“部落自治单位”。这一阶段可称为计划的孕育阶段。第二阶段是部族自治阶段：1959年，南非政权制定了“班图自治法”，所有保留地逐渐并为8个班图斯坦（至1979年扩至10个）；1963年通过特兰斯凯班图斯坦宪法，成立地方政府。第三阶段是班图斯坦独立阶段：以1976年特兰斯凯宣布独立为标志。
早在1956年，曼德拉就在《解放》杂志上撰文，揭露班图斯坦计划的虚伪性。他指出，建立和巩固保留地制度的真正目的是“要使保留地的农民大众更缺乏土地并且让他们受穷”，另一个目的则是“创造一支流动劳工大军”。这样，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即召来并让他们居住在临时工棚里，不需要时就将他们送回保留地内。1959年“促进班图自治法案”颁布后，曼德拉又进一步指出这一计划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政治上来说，在保留地建立自治政府的言论是一个骗局，从经济上来说，这也是荒谬绝伦的。”
为了实行班图斯坦计划，南非政权强迫非洲人迁出他们长期居住的地区，搬到偏僻贫瘠的地区。如1957—1958年间，政府决定要征用纳塔尔省的昂维尔瓦希特农场，在此居住了100多年的241户非洲人请愿无效，拒绝搬迁者被指控为“擅自占地”，法庭下驱逐令，军警来到农场，烧掉房屋，逼非洲人搬迁。1957年，马马多拉部落也是被政府军警以同样的方式搬迁到梅茨农场去的，400户非洲人中只有189户分配了土地。1968年，马赞格的433户非洲人被命令搬迁，政府甚至动用推土机摧毁房屋，强迫搬迁。
南非总理维沃尔德曾一再表示，让班图斯坦独立是迫不得已。1961年，他承认：“使南非从一个变多个国家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倘使有可能的话，我们当然是愿意避免的。然而，白人在这个归他们所有的国家里换取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和权利，允许黑人独立是谁一可行的办法。”维沃尔德的助手也公开承认：“在行政自治方面，议会所可能准备给予这些地区（“班图”地区）的，充其量将限于欧洲托管人不至于实际交出主权的地步为止。”随着一个个班图斯坦（后称为“黑人家园”）的独立，南非黑人的国籍划归班图斯坦，他们成了“南非的外国人”、“临时居住者”。
班图斯坦地少人多。汤姆林森委员会曾指出，在经过一很好计划的农业发展”以后，这些地区最多能够养活200万非洲人，而当时的特兰斯凯就有近200万人。据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数，1970年非洲人已达1500万人，到1976年已达1800万人。这些多余人口的推一出路就是到白人农场或城市矿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难怪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班图自治区实际上等于只是一连串的劳动力储存所。”1967年12月，政府规定三类人可以移居黑人家园：（一）老人、病人及不符合在城区居住条件的人（主要是妇女儿童）；（二）在白人农场或白人地区中黑人定居点的“多余的班图人”；（三哪些“在黑人家园比在白人地区作用更大”的有技术的黑人。从这些成份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工业资产阶级需要的是那些廉价的黑人强劳力，老弱病残不要；有技术的也不欢迎，因为技术工种必须留给那些耻于干粗活的白人。这样，班图斯坦的成年男子大部分在外做工。据统计，1970年，9个班图斯坦外出人口为631200人，其中特兰斯凯就占224500人。
班图斯坦计划不仅意味着白人和黑人的分离，同时也是黑人和黑人的分离。这主要表现在南非政权在班图斯坦培植了一批上层阶级，作为统治黑人的代理人。班图斯坦各级官员的选举或任命均由南非政府一手操纵，特兰斯凯1963年的立法议会最能说明问题。反对实行种族隔离制的维克托·波托赢得了30个席位，赞成种族隔离制的凯泽·马坦齐马只赢得15个席位，但在12月份立法会议推选首席部长时，马坦齐马却当选了。同时，各个班图斯坦的立法议会中超过半数的成员是由上面指定。到1971年，特兰斯凯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以前由议员选举的部长将由首席部长任命。这样，由南非白人政权培植的这批黑人上层官僚秉承着主子的意旨，执行着一条反民主的路线。难怪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弗·坦博将这种班图斯坦化称为南非政权的“黑人防线”。
特兰斯凯是曼德拉、西苏鲁、坦博、温妮等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的家乡，这里的任何政治变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他们决不容许拿原则作交易，用对白人政权种族隔离制的赞同甚至默许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