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有那么多的原则，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津荠有一次告诉安妮·本杰明：“但是，她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她甚至把治疗自己的心脏病的药通通倒进马桶里冲掉，因为她只相信体育活动和有益于健康的饮食。她狂热地珍惜自己的健康，从来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她能显得那么年轻就是这个缘故。她和蔼可亲。但你知道，她一旦和警察顶撞起来，那可就糟了，脾气大得惊人。母亲使我们变得坚强起来。有一次，在法庭上，妈妈被定了罪，那好像是在1971年，我哭了起来。走出法庭后，她说：‘孩子，你永远不要哭泣，因为你的哭声只会使他们心满意足。’和我母亲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能学会毫无畏惧地生活下去。”
1976年8月索韦托暴动中温妮遭逮捕时，津尼和津荠都不在家。当她们从学校回家后，才知道母亲被指控与学生暴动有关，已遭当局逮捕。她们赶到约翰内斯堡去探视母亲，而这个监狱正是温妮在1958年与阿尔伯蒂尼等妇女领袖第一次体验监狱生活的地方，当时她正怀着津妮。当温妮后来回忆起这场会面时，充满着愤怒：
时至1976年，我仍在进行同一场战斗。从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算起，政治形势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18年后，我的女儿来看望我时，我作为一个犯人站在那里，境况比以前更糟糕，被剥夺的权利比以前更多。而过去曾经站在这里的那个男人——女儿的父亲——为了追求同一理想，现在正在服刑。这就是政府所谈的“变化”。
这次以违犯“治安法”第6款而遭逮捕的还有12名妇女和索韦托的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先生。莫特拉纳曾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黑尔堡支部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1952年参加了蔑视运动，后来成为索韦托的社区代言人。政府企图把煽动1976年6月学生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身上。而当时他们建立黑人家长协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情恶化，尽管他们知道“我们不能阻止我们的孩子们，也无法让他们离开大街”。在后来的审判中，莫特拉纳和温妮不仅反驳了政府提供的证据，而且赢得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他们被释放，并且因被诽谤中伤而得到赔偿金。
这时，南非与周边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1975年8月，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动已使它陷入军事行动的泥潭并遭到非洲国家的一致谴责。同时，东面的莫桑比克同苏联和古巴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互助合作条约，而北面的罗得西亚游击战逐步升级。为了解决罗得西亚的危机，同时改善美国与南非的双边关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决定于1977年5月下旬访问南非。南非政府为顺利接待安德鲁·扬费尽了心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以减少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它将一些敏感的政治犯都控制起来。按原定日程安排，安德鲁·扬要访问索韦托，以了解1976年6月暴动的情况。南非政府决定将温妮·曼德拉转移出索韦托。
1977年5月16日深夜，温妮·曼德拉正在埋头复习社会学课程。她当时正在上函授大学，主攻工业和政治社会学。由于白天要上班，复习和作业只能留到晚上进行，开夜车对她已习以为常。交作业是有时间规定的，她往往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钟或2点半。突然，她听到门外有嘈杂的脚步声和人声。自从曼德拉被捕以后，温妮的生活从未平静过，或是警察的例行搜查，或是便衣的日常监视，或是告密者的骚扰，或是破坏者的威胁。她对这种干扰已司空见惯。温妮没在意，做完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合上本子，就上床睡觉了。
大约凌晨4点钟左右，熟睡中的温妮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她仔细听了一下，声音更大了，敲门、打窗户，随后是狗叫声，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容地坐起来，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走过去打开了门。20名穿着便装的警察在院子里，一个个全副武装。温妮没有说话，弯腰提起了那只随时准备被捕时用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日常用品：衣服、牙刷、梳子和化妆用品等。警察告诉她：“你被捕了。”温妮还没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被便衣警察塞进警车拉走了。可怜的津荠被一个人留下来，她像往常一样，强忍着泪水，望着远去的警车。
对温妮的审讯进行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上午10点钟，津荠被一群警察带来，她随身带着家里的钥匙。“你就要被流放到自由邦去了。”这时，温妮才第一次意识到：她要被流放了。警察搜查了温妮在索韦托的家后，从床上撕下了床罩和床单，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捆在一起，放在军用卡车上。他们将温妮和津荠赶进车里，前后左右都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车子向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行驶了约300英里，来到奥兰治自由邦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
奥兰治自由邦可以说是布尔人定居者起家的地方。他们在大迁徙①时来到这里，并于1837年建立了一个共和国。1848年英国人兼并了这块地盘，但这个小共和国于1854年又争得独立，取名奥兰治自由邦。布尔战争后，英国人再一次兼并此邦，并于1910年将其纳入南非联邦。这里政治保守，阿非里卡人（即南非荷裔白人，原称布尔人）深深地相信，在他们占有这块土地之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这种信仰演变成一种执着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平等，坚守白人至上的信条，对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刻骨仇恨。
①指1835—1836年布尔人为摆脱英国人的统治离开开普殖民地而东迁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布兰德福特是一个典型的阿非里卡人的小镇，当时共有1900名白人居民。而土生土长的黑人作为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却居住在隔离区。这是一个典型的种族隔离制的样板。白人居住区的最长一条街道的名字象征着阿非里卡人的信仰——“布尔人远征路”，而黑人居住区没有名字，鲜为人知，尽管他们的人数几倍于白人。①布兰德福特地区共有10座教堂，其中9座专供白人使用。邮局为黑人和白人分别设立入口处，人行道上一有白人出现，黑人便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立即躲开。其他公共设施，如警察局、银行、旅馆、加油站等，都有明显的只供白人使用的标志。“我像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非里卡人的王国。”温妮·曼德拉曾自豪地向一名记者说。
①安妮·本杰明说有9000名黑人，温妮·曼德拉估计为5000人，玛丽·本森则说有3000人，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可查。
在温妮被警察带到这个地区以前，这一带的议员和警察召开了会议告诉人们：一个大共产党就要来了；和这样一个人来往是危险的，并将受到惩罚；来的将是个女的，会做很多荒唐的事情；各家各户要把孩子们管好，不要让他们靠近她住的那所房子。这种警告和恐吓在温妮刚到时对那一地区的居民还是很有效的。
警车将温妮和津荠又从奥兰治自由邦的警察分局送到布兰德福特那一间门牌号码为802号的住房前。这所房子在修筑这一片住宅区时被建筑工人用来装垃圾，因而极其肮脏，“粪便和脏土占去了每间小屋的3／4”。警察们将温妮的包裹扔在地上。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炉子，温妮和女儿无法洗脸，无法做饭。她们只好蜷缩在床垫上熬过了一晚。据温妮后来回忆说，对津荠来说，这段经历是一次创伤，“对一个16岁的女孩子来说，这是很难忍受的。作为一个母亲，感到最难受的是：自己献身的事业影响了自己极为亲爱的人。这次致命打击所留下的伤痕将永远无法愈合。不用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慨”。温妮将这三间小屋子称作她的“牢房”。
流放到此地后，清规戒律很多。根据命令，温妮不仅被限制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被禁止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禁止接待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许进学校或大学；不许进工厂；不许访问幼儿园；不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不许……但是，温妮生来就带有叛逆的性格，她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她在布兰德福特的日子就是抗争的日子和启迪民智的日子。看看她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吧。
我闯进了阿非里卡人的王国，置身于白人中间，这无疑使我成了黑人运动的化身。我走进那些黑人从来没有进过的店铺。在警察局，我穿过那些专供白人使用的大门。在邮局，我站到只供白人使用的柜台前。他们拿我毫无办法。有时候，警察局里挤满了农场主。我一出现，他们便自动让路——倒不是因为对我多么恭敬，而是因为要使我离开，就必然先放我进去。可是，站在外面看热闹的黑人们认为，这肯定是出于尊敬。
在超级市场里，总有一些个子高大、说南非荷兰语的女顾客。一见到我，她们便会跑到商店外面去待着，一直等我买完东西才回去。“班图人”本来是不能进超级市场的，他们通过那小小的窗口购买东西。经我这么一带头，黑人也到超级市场来了。此后，我时常故意在店里逗留上一个小时左右，尽管我要买的也许只是一块肥皂。看到那些白人妇女等在外面，我很开心。
温妮的这种叛逆性格在与白人政权作斗争时表现得格外突出。例如有一次，警官富里没有敲门就走进温妮的住房，而温妮当时正在自己的卧室里，裙子刚穿到一半。他看到温妮含羞受辱的样子，连句“对不起”也没说，反而把手搭在温妮的肩膀上，用阿非里卡语咕咕哝哝说了一通。温妮气愤已极，猛然抓住他，把他摔倒在地。“我记得他四脚朝天，高声嚎叫，整个梳妆台倒下去，砸在他身上。就这样，他的脖子扭伤了。”这时，在外面等着的一大帮武装人员冲进来，把温妮带走了。她当时只穿着一只袜子和一只鞋，就这样进了监狱。
还有一次是关于传统服装的禁令。黑人妇女喜欢穿传统服装，因为那样可以鼓舞人心，激发斗志。津荠曾谈到母亲的穿着：“她为自己的传统音乐和传统服装而感到自豪，她总是戴珠链，穿长袍。但她只是为了某种原因才这样打扮，比如要到法庭露面时。”然而，法庭总是禁止她穿传统服装。后来，温妮决定穿带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传统标志的服装。当她在1977年的一次法庭审讯中接受盘问时，检察官说：“曼德拉夫人，请告诉本庭，你为什么穿着带有被取缔了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标志的衣服出庭？”温妮站在被告席上理直气壮地说，“检察官先生，我想告诉你，我在这个国家享有的权利为数不多，其中有一条就是还有权选择自己的衣服。”检察官自知没趣，只好自己下台：“没有要问的了。”
在温妮·曼德拉的带领下，布兰德福特地区的黑人逐渐觉悟起来。他们开始到超级市场购买东西，开始使用邮局正门的入口处，开始到时装店里面去试衣服，而这些在温妮来到这个白人市镇前，是黑人想也不敢想的。他们开始派小孩给温妮一家送来大包小包礼物，或是青豆或是甘蓝菜。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过去，农场主在农忙季节开着车子来布兰德福特找帮工，5分钟之内就会有足够的黑人报名，尽管他们的报酬少得可怜：干一天活挣50分钱。自从温妮来了以后，肯为50分钱去卖苦力的人找不到了，白人农场主不得不到农工办公室去找帮工，这样就不得不提高报酬。
黑人隔离区的环境极差。这里的居民很多吃不上早饭，孩子饿着肚子上学，婴儿只能吃炯面糊。饥饿在折磨着人民，折磨着儿童。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每周总有几名婴儿去世。有一个周末，温妮竟然参加了6次葬礼。为了拯救儿童，温妮率领黑人成立了赫克托·彼得森委员会，一方面纪念索韦托惨案的第一名受害者，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下，开办了一个托儿所。
每天早上7点钟，温妮·曼德拉即把5岁以下的孩子集中起来。在卫理公会教堂的协助下，托儿所训练并雇用了4位妇女照顾儿童。这些儿童大部分患有各种疾病，其中半数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症。温妮坚守社会福利事业的原则，把帮助儿童看作自己的天职。一些好心的农场主或慈善机构送来一些食物、奶粉或面包，温妮就将这些食品分给小孩。托儿所共有100名小孩，晚上5点钟，温妮和其他托儿所工作人员又把他们聚齐，—一送回家。温妮还常常在自己的炉子上为空着肚子来上学的孩子烧开一大锅热汤。要知道他们是步行几十公里来布兰德福特镇上学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学的时候吃上一顿热饭。
逐渐，温妮·曼德拉和女儿在镇上成了人们谈论的对象，一些黑人和白人也愿意和她们交谈，还有一些人不顾禁令，挤到她们家里来看电视——这是联邦德国驻南非大使开车送来的。津荠的性格也渐渐开朗，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这些变化，并说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曼德拉收到信后，十分高兴。他立即给女儿回了一封信，信中谈到自己的感慨：
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这真叫我难以置信！你妈妈几乎失去了一切，也许除了给人家作女佣、农工或洗衣妇，她永远不会再找到职业；她将终生处于贫困之中。她描述过你们现在必须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描述过你们不得不使用什么样的厕所和水。我不敢问她要花多少钱才能把那地方改造成真正能住人的地方。你们的衣、食将永远不会像在约翰内斯堡那样好。买不起电视，看不起一场像样的电影，去不成剧院，装不上电话。
然而，亲爱的女儿，我高兴地注意到，无论如何，你们正在进行自我调整，努力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乐观的情绪。当我读到“总还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几行字时，我激动万分。你说得好，孩子，只要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可以把不幸变成优势。如果不是这样，你妈妈早就该丧魂落魄了。
除了办托儿所以外，温妮还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流动卫生所，给周围的黑人看病。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还开办了一个小卫生室，为当地黑人提供医疗服务。
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哥特·普林斯鲁的治安警察负责此项事务。他面色阴沉，特别卖力，用外国记者的话说，他“献身于搅乱她的生活”的工作中。有时，他半夜时会来到温妮的住处，在床下和柜橱下面搜寻所谓“访问者”；有时，他拿着望远镜站到附近的山上去观察这所房子；有时，他用树叶盖着脸，藏在篱笆后面监视她与朋友的交往。还有一次，当温妮一家到布隆方丹大教堂为她的外孙举行洗礼仪式时，他竟然也混到亲戚队伍里面。温妮因违反管制禁令遭到无数次逮捕，有时一天两次：她被指控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而被捕；被指控“殴打”一个警察而被捕（后被宣布无罪释放）；被指控留朋友住宿而被捕；更有甚者，她有一次因为问鸡的价钱而被捕！
那是一个冬天。温妮自己花钱买了一个老式的煤炉子和一袋煤用于取暖。但炉子只能放两块煤，而且根本点不着。她就去向一位邻居请教。这位邻居很同情她，经常教给她一些小方法，如用湿布条或旧报纸塞住墙缝以防止灰尘进屋等，还经常和她聊天。在邻居家时，正好来了一位邮差，夸耀自己买的鸡好极了。温妮顺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