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师生集中在饭堂，准备听姆卡伊讲演。姆卡伊身着科萨人的传统服装与威灵顿博士一起走进来，以他特有的口头传说者身份，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容许这些对我们文化漠不关心的外国人接管我们的国家。我预言，非洲社会的各种力量将取得一场反对侵略者的伟大胜利。”这个在威灵顿博士面前毫无顾忌的发言使曼德拉震惊了。“很难解释此场景对我们的影响。似乎整个宇宙被翻转过来了；”白人的神圣偶像第一次被摧毁了。曼德拉第一次感到作为一名科萨人的光荣。
曼德拉的刻苦学习使他顺利地通过了进入大学所需的人学考试。荣欣塔巴高兴极了，“好孩子，走吧！到裁缝那儿去，我要为你做一套西服。”这位19岁的青年人穿上了新衣服。第Th年年初，曼德拉来到了黑尔堡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创建于1916年，是当时南非为数不多的招收全日制黑人学生的几所学校之一。当时的东开普地区可以说是黑人政治的发源地，黑尔堡大学、拉乌代尔学院和希尔唐学院培养了来自今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等地区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如贾巴伍博士、苏玛博士、姆津巴、马基瓦纳等均出于这些学校。在以后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三位最重要的黑人领袖亦均来自东开普，除曼德拉外，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创始人索布克韦和黑人觉悟运动领袖比科。
30年代后半期，是南非种族主义统治逐步强化、种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土地问题由于1936年通过的“土著信托土地法”而日益恶化。从荷兰人登上南非这块土地始，白人殖民者为侵夺黑人土地作了种种尝试。19世纪后期的“黄金热”带来的南非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要求与日益增多的非洲人自己占有土地的。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非洲人主要通过两种办法占有土地。一是直接从欧洲人手里买地，二是所谓的“擅自占地”。为了阻止事态的发展，1913年南非政府议会通过了一项“土著土地法”。这一法律使白人剥夺黑人士地所有权合法化，同时亦使保留地制度化。
这一法律规定，政府划出9562380公顷土地为保留地，归非洲人使用；此外，非洲农民还取得858346公顷土地的耕种权，作为保留地以外的私有财产。这些共占全国土地面积的8。6％。法律还规定禁止非洲人用购买、租佃等办法取得保留地以外的土地，禁止他们在欧洲人的地产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非洲人只许当劳役仅农，不许当对分制佃农。为了迫使非洲人出卖劳动力，南非政府还对非洲人强征茅屋税或人头税。这样，班图族农民被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轨道。
当时，保留地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82人，而整个南非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21人。政府委派调查土地问题的博蒙特委员会1916年公布的调查报告也不得不指出，非洲人迫切需要土地，并建议在原有的保留地之外再增加1500万英亩。由于非洲人的不断斗争，南非当局于1936年又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整，颁布了“土著信托土地法”。根据这一法律，政府要在5年内收买价值一千万英镑的土地，作为“土著所有地”，以巩固保留地制度。同时新法第4章还规定，那些“擅自占地者”是非法的，这对那些已在这些地区定居的非洲人来说是一种灾难性的判决。就连以前认为对“擅自占地者”不够严厉的赫尔佐格也承认此条款过于苛刻，因为那些“擅自占地者”将无处栖身。
同一年，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169票对11票通过将黑人选举人从共同名册上除名。这意味着对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这是整个南非仅有的具备公民权的黑人）公民权的剥夺。他们被列入另一个名册，只能对白人议会代表进行选举投票。而且，在开普省还开始实行通行证法。这一法案一直在德兰士瓦、纳塔尔和奥兰治实行。这些引起了非洲黑人的强烈愤慨，并使白人政权进一步加强其恐怖统治。据南非联邦的犯罪统计，1937年，对非洲人提出刑事诉讼的有60多万起，其中55万起都判了罪。1937年9月，为了回击当局对韦雷尼京特定居住区的肆意搜查，当地居民愤起驱赶警察，警察与赤手空拳的居民发生冲突。结果，3名警察被打死，许多非洲人身亡，整批整批的人遭到逮捕。1938年11月，约翰内斯堡5000名矿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竟然也遭到警察的镇压。也是在这一年，在约翰内斯堡建立了南非警察厅。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曼德拉来到黑尔堡大学读书。
当律师是曼德拉梦寐以求的。但是，要成为法律系学生必须先取得一个文学学士学位。这意味着6年的大学生活和一大笔学杂费用。很明显，荣欣塔巴是难以支付这笔高昂的学费的。然而，曼德拉对此已下定决心。在希尔特敦学习的时候，他已逐渐对政治感兴趣。目睹着在南非肆虐的种族主义和在白人政权下呻吟的黑人民众，他觉得必须争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每个黑人是如此，对整个黑人民族更是如此。在他看来，法律这门学问可以为他以后的事业服务。
大学的生活是新奇的。除了上课以外，曼德拉坚持锻炼，并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的黑尔堡大学接纳黑人学生，因而南非各地的有志黑人学生多来此深造，政治气氛极为浓厚。曼德拉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快就卷入了学生运动。不久，他成为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直接参与管理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其中包括奥立弗·坦博，在以后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俩成为了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巧得很，坦博也是科萨人。
坦博出生于特兰斯凯庞多兰一个名叫比赞纳的小村庄。他的父母从未跨进过学校门，坦博自己小时候也很调皮，从未有过进学校受教育的非分之想。直到有一天，一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团的教士到比赞纳来传教，他的父亲皈依了圣公教会。一天，一位朋友告诉坦博的父亲，说圣公会传教团办了一所免费寄宿学校。父子俩跋山涉水赶去时，才知道并无此事。这时，有两位英国的女会员写信给教团，愿意支付一个非洲孩子的学费。这样，奥立弗就成了寄宿学校的学生。后来，他又被圣彼得学校接受。由于他刻苦学习，竟然得到了特兰斯凯部族议事会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不仅可供他完成圣彼得学校的学习，并保证他可继续去黑尔堡大学深造。
与曼德拉不同，奥立弗·坦博专攻科学。这并不是说他喜欢科学，他最终想学医。从小听到的那些巫医或祭师的故事，关于医师可以掌握天气呼风唤雨的传说以及一些乡村医生用种种奇妙的方法和神秘的药方给人治病的传闻使他着迷，他从小就想解开这些谜。这才是他攻读理科学士学位的原因所在。然而，坦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发现实在难以适应学校的清规戒律。很快，他就在三方面得罪了学校的领导。首先，是关于礼拜天体育锻炼的事。其次，作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秘书，他应该向校领导提交一份关于学生精神生活和宗教职责的保证书，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不能在那份保证书上签字。它是在向我要求某种我不能给予的东西。”当然，最令校方恼火的是他参与和组织了学生罢课。最后，他被校方开除了。
曼德拉在学校里很喜欢听马修斯教授的课，主要是因为马修斯在他所开的社会人类学中对政府的社会政策进行激烈的抨击。他旁征博引，批评种族主义的非人道和不公正，这对已逐渐萌发民族主义思想的青年们影响很大。曼德拉的另一个崇拜者是贾巴伍教授。他是1916年黑尔堡大学成立时就在此的元老之一，开设了科萨语、拉丁语、历史和人类学等课程。贾巴伍教授对学生的提问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讲解。尤其是他对科萨人历史的渊博学识使曼德拉惊叹不已。曼德拉经常为自己那一点贫乏的知识感到羞愧，并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各种知识。他立志要成为一个对自己的民族有用的人。
校园生活紧张枯燥，但有时也颇有情趣。志同道合的朋友周末聚在一起，或野餐，或郊游。有一件事使曼德拉永难忘怀。一天晚上，曼德拉和一群朋友决定到学校附近一个村子里的黑人舞厅去练一练新学的舞步。他们商量了很久才最后下决心的，因为这所舞厅的主要光顾者是黑人社会的“精英”，如大学老师和其他社会地位较高的黑人。进入舞厅后，曼德拉注意到马修斯等几位教授在场，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一位端庄秀丽的女子吸引住了。他挺直腰，整理了一下西服，走过去很有礼貌地邀请这位漂亮女士跳舞。欢快的旋律、轻盈的舞步，醉人的情调，这些很快就把曼德拉那颗年轻的心撩拨得异想天开。“请问您贵姓？”曼德拉勇敢地问道。女人看着他天真的面容，微微一笑，轻轻地吐出几个字：“鲍克韦大太。”“我的天啊！”曼德拉的脑袋一下炸开了。鲍克韦博士是当时学校里颇受尊敬的一位青年学者。一曲终了，曼德拉狼狈地逃离了舞场，随后好几天上课都提心吊胆，忐忑不安。
曼德拉在黑尔堡大学的另一位好友是凯泽·马坦齐马。马坦齐马一直很喜欢曼德拉。虽然他比曼德拉大3岁，①但对曼德拉很钦佩，认为他将来会大有作为。在与曼德拉相处的日子里，他发现曼德拉考虑问题成熟，人很善良，他曾评价曼德拉说：“不管曼德拉说什么，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值得一听的。”虽然他们俩年轻时是好朋友，虽然他们同是科萨人贵族出身，虽然他们同是黑尔堡大学的学生，虽然历史将他们俩都送上了政治舞台，但他们俩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马坦齐马在1942年被任命为统一的特兰斯凯领土会议议员，后辞去政职，攻读法律，并通过律师考试。1955年再次成为特兰斯凯议员并于1958年成为滕布族大酋长。虽然他早年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但1960年该会遭禁后，他转而支持南非当局的“分别发展”的政策。1963年特兰斯凯举行立法会议选举，他领导的民族独立党获胜。旋即出任立法会议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1976年特兰斯凯宣布“独立”后，他出任“总理”。1979年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
①在辈份上，他实际上是曼德拉的侄子。
曼德拉入校两年后即与校方发生了冲突。由于他当选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很多事情他都必须亲自出面与校方交涉。当时，同学们对学校的生活条件之恶劣极为不满，特别是伙食问题经常引起学生的抗议。校方为了控制局面，极力想削减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这引起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学生代表委员会经过协商，一致同意支持学生的行动。曼德拉不仅参与了这次行动，并自始至终坚持站在学生一边，因而被校方暂令停学。他只好卷起铺盖回家，并极力向荣欣塔巴解释原由。当大酋长听到他竟然敢向学校领导说三道四时，气急败坏，“马上给我回学校去！诚诚恳恳向学校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了送你上大学，我花费了多少心血。等学校开除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但是，已逐渐成年的曼德拉已不是像小孩子那样好摆布了，他拒绝到学校去承认错误。“我们仅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代表的是学生利益，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曼德拉深知大酋长为他操的那份苦心，但他不愿意随便放弃自己的立场。但是，大酋长软硬兼施，一味坚持要他去学校赔礼道歉，他觉得不便固执己见，就准备同意酋长的要求。
“对了，罗利赫拉赫拉，你也不小了。成年礼后，你提出要继续读书深造，要求推迟婚姻，我们同意了。现在是你成家的时候了。”荣欣塔巴郑重地对他说。“可是，我还在读书呀！”曼德拉不禁着急起来，他有自己的想法，在经济自立以前，是不能考虑这一问题的。“不用多说了。我已经帮你找好了一个女人，彩礼已经送去了。我们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就把这事办了。”这种处理办法是曼德拉难以接受的，后来他回忆道：“我的监护人觉得我该结婚了。他很爱我并像我父亲那样对我精心照料。但是他不民主，他不认为娶亲的事值得和我商量一下。他挑选了一个丰腴端庄的女子，下了聘礼，为婚礼进行了各种安排。”酋长亦为贾斯提斯选择了一个女人。
为了逃避这种传统的婚姻安排，曼德拉决定逃跑。贾斯提斯也愿意跟着一起逃往约翰内斯堡。为此，他们一起商量了很久。首先，是时机的选择。荣欣塔巴注意到贾斯提斯对曼德拉的影响，因而总是想办法将俩人分开。但是，当大酋长不在时，他们俩即开始筹划逃跑的细节。他们决定等大酋长在特兰斯凯议会开会期间动身。为了筹集路费，他俩又将荣欣塔巴的两头公牛卖给了牛贩子。随后，荣欣塔巴一离开，他们就直奔火车站。“请买两张去约翰内斯堡的票。”俩人气喘吁吁，一边擦汗，一边将钱递进售票窗口。“对不起，不行！”“为什么？”“你们的父亲刚到这儿来过，说你们想逃跑。”
原来，荣欣塔巴对这两兄弟近日的举止早有所觉察，但又无十分把握，故在离开前嘱咐了火车站的负责人。没法，他们只好又叫了一辆车，将他们带到下一个车站。当他们好不容易买了票后，才发现火车只开到昆士兰。由于他们缺乏作为一个黑人所需的必要旅行文件，①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昆士兰，想在一位亲戚家住下后再想方设法将旅行文件搞到手。不巧得很，他们碰上了荣欣塔巴的兄弟——姆蓬多姆比尼酋长，他最喜欢贾斯提斯和曼德拉。“行，就让他帮我们弄旅行文件吧。”贾斯提斯向曼德拉耳语。
①在40年代，黑人在外旅行时，除了通行证外，还需有旅行文件、许可证和雇主（或监护人）的信。
当他们编了一个理由提出这要求后，酋长爽快地答应了，“没问题，孩子们，包在我身上了。”姆蓬多姆比尼原在土著事务部当翻译，和地方行政官很熟。他将两个年轻人带到办公处，向地方行政官解释了一番。一切都很顺利，贾斯提斯看着行政官签完文件，向曼德拉眨了一下眼睛，好像是说：“怎么样？我们的运气不错吧。”行政官刚准备将文件递给他们，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对了，我还是给乌姆塔塔的行政官打一个电话吧，应该告诉他一下，你们还是属他管呢。”真是祸不单行，当电话铃在乌姆塔塔的行政官的办公室响起来时，荣欣塔巴正在那里拜访，一切都败露了。“将他们逮捕起来，立即押送回来！”两位年轻人听到电话里大酋长气势汹汹的吼声。
行政官十分生气，要立即将他们逮捕。曼德拉站起来，用他在课堂上学的那一点可怜的法律知识为自己辩解。“不错，我们确实撒了谎，欺骗了您。但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令。您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酋长的建议就随意逮捕我们。”行政官觉得有一定道理，“你们走吧，不要再踏进我的办公室。”姆蓬多姆比尼酋长知道真情后亦很不高兴，“孩子们，我可帮不了你们什么忙。你们自己做决定吧。”
最后，在贾斯提斯的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决定搭乘一位白人老太太的车，条件是支付15英镑的车费。“这比火车票贵多了，但没别的招了。”贾斯提斯有些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