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复活节那天，在埃洛夫大街的班图人社会中心，约100多名黑人青年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立大会。这个会议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作所为已引起广大黑人群众的不满，青年激进派正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一组织，有些人主张成立一个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毫无关系的组织；换句话说，是踢开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另起炉灶；另一派则认为应竭尽全力恢复这个奄奄一息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生。
当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苏玛博士早已注意到了这股激进的潮流，并想方设法掌握主动权。1944年，他主持了一个与南非共产党的联席会议，计划举行一次反对通行证法的抗议运动。大会于5月20日至21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到会代表540名，代表了60多万非洲人。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谴责通过证法，认为：
1．加紧了对千百万非洲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2．加剧了非洲劳苦大众的赤贫化，促使疾病传播，造成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犯罪，被关进监狱；
3．在南非各族人民之间制造严重的种族摩擦；
4．阻碍着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
5．因此，它与南非各族人民正在为之流血战斗的崇高目标相抵触。
大会决定在全国举行反通行证示威，发起签名运动，目标是征集100万人在反通行证法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定于1944年8月由一个非洲人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提交政府。然而这次运动并不成功，签名的人不到1万；请愿书拖到1945年6月才送去。这时的代理总理霍夫迈耶拒绝接见，令代表团去见土著事务部长。代表们为抗议总理“拒绝接见代表几百万非洲人的反通行证法代表团一事的不民主作风”，召开了5000人的集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但遭到警察逮捕。苏玛博士为争取人心，决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他召集了一次大会，提出要举行一次集体烧毁通行证的群众斗争。这使他的批评者对他的这一勇敢决定大为赞赏。不料，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难以就采取何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取得一致意见，这一计划流产了。
青年联盟成立后，选举了恩科莫为第一任主席，但他的思想被青年联盟成员们认为过于左倾。很快曼德拉和西苏鲁、姆达等提议由伦贝迪取代恩科莫。但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哲学为一些核心成员所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团结更多的人，不能采取排外主义。奥立弗·坦博就认为，非洲主义不过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表现，而民族主义的提法更为妥当。他在辩论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南非黑人中，要求被白人社会所接受的人与要求剥夺白人特权的人一样多；很多受过基督教教育的黑人对一味排除白人的政策难以接受，因为这与基督教义相违背。而民族主义的旗帜则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最后可能接纳黑人为其同盟军的白人。
曼德拉和西苏鲁则同意伦贝迪的提法。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期望削弱了黑人斗争的决心，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温和的手段。白人中的自由主义者为了缓和矛盾，一味鼓吹温和的改良措施，从而阻止了有效的黑人反对派的发展。非洲主义是唤醒黑人自尊的最有效方法，可以摧毁那种因住在城市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而产生的自卑感。如果提倡多种族形式的民族主义，黑人仍将为白人文化所蒙蔽欺骗。青年联盟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一种有说服力的哲学去动员黑人群众，激励他们起来斗争。恩古邦尼表示：只有将非洲人组织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才有可能实现全民族的理想，否则将一事无成。这种对其他民族的恐惧根源于种族隔离政策，同时也是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产生的一种心理自卑感。一些青年联盟成员表示，如果与印度人国民大会或共产党合作，黑人只会成为他们为达到自己目的过程中的踏脚石。但是，这些担心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1944年4月，坦博被选为青年联盟书记，曼德拉参与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审订工作。他们认为以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是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与压迫者相勾结”的问题，他们竟然支持土著代表议事会，这是十分令人愤慨的。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不是完全的民族主义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遮遮掩掩。青年联盟则明确表示拒绝白种人统治的一切形式。第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从不注意将国民大会组织成群众运动，从而没有基层联系，只得到群众某种道义上的支持。
青年联盟有明确的宗旨，非洲民族主义将是它的信条，青年联盟要大力推动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了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青年联盟将为废除各类种族歧视的法律和非洲人取得“完全的公民权”而坚决斗争。青年联盟力争非洲人在议会有直接代表，工会权利将不受阻挠。土地将按人口比例在各民族的农场主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将实行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非洲文化将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的精华。它将创造条件使非洲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
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进派对共产党和印度人国民大会的敌视态度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并不是很有市场。他们曾在一次年度大会上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里的非洲共产党员必须退党，但此动议遭到否决。这种偏激情绪在1946年发生的德兰士瓦罢工和印度人的消极抵抗运动后有所缓和。这两次运动使伦贝迪和曼德拉等人看到了其他政治组织的力量和与这些组织合作的可能性。
1946年8月，德兰士瓦金矿矿工在杰出的黑人共产党员约翰·马克斯（他同时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执委会委员）领导下开始罢工。罢工者要求把矿工工资从每天2先令3便士增加到10先令。罢工迅速蔓延，很快就冲破了把各个矿工营地彼此隔开的壁垒。70000名矿工拒绝上工。史末资派军队去营地镇压，有9名工人遭到杀害，1248名受伤。罢工被镇压后，50名参加罢工的共产党员和非洲矿工工会会员遭到逮捕，并决定按照战时法令以“秘密煽动罢工”罪来审判他们。但因为根本没有站得住脚的罪证，这个案件遂宣告破产。南非白人政权本想通过此案以“共产主义的威胁”恫吓全国人民，为取缔南非共产党作准备。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方面，这次镇压和审判使原来幻想战后史末资会在国内逐步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减缓种族歧视措施的许多非洲人对这个政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共产党员在这场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非凡组织能力和在审判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亦使曼德拉等青年激进派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曼德拉对共产党的疑虑并未消除。
1946年通过的“亚洲人的土地权和印度人的代表权法”规定，印度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无权购买土地或不动产，这实际上是为他们设立了特定居住区。为反对这一法案，德兰士瓦和纳塔尔两地的印度人大会展开消极抵抗运动。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法律学院的两位印度人同学米尔和辛格都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1946年10月23日，德班的印度人举行了抗议性的群众示威游行，一些印度人青年志愿队从约翰内斯堡驾车行驶500英里到德班参与游行。纳塔尔当局严厉镇压，370人被投入监狱。在这场斗争结束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之间首次达成关于“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协同行动的决议，取名“博士条约”，因为它是由苏玛博士（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克尔博士（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主席）和达杜博士（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主席）签署的。这个协议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这两个最大的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盟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一次斗争，连伦贝迪也开始与印度人进行非正式接触，他对印度人说，“我们不仅要坐在一起，谈在一起，我们必须战斗在一起。”
自青年联盟成立后，青年激进派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领导人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1947年初，伦贝迪曾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上公开宣称，黑人群众已经准备行动，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领袖缺乏勇气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当苏玛博士在联合国为提交南非黑人要求的提案而活动时，伦贝迪发动了一场对土著代表议事会的抵制运动。苏玛博士回国后，对这一行动很不满意，并力图将决议的语调改得缓和一些。这样，面对面的冲突也出现了。
此后不久，南非政府安排了英国国王和王后对南非的访问，伦贝迪又提出对这一王室访问进行抵制。青年联盟同意了这一决定。但曼德拉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强调他不反对组织决定，他提醒在座各位，在抵制过程中，切忌感情用事。英国的君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伟大而持久的制度之一。英国国王、王后及其女儿们到非洲来是作为一个高贵的家庭，而不是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当时的会议是在曼德拉的住地举行的。伦贝迪和姆达强烈主张进行抵制，他们认为，如果对英国皇室成员的访问表示欢迎，这无异于对一个没有为非洲人民尽职的政府表示忠诚。曼德拉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青盟是为民族的利益而战，“我们决不能做胆小鬼，不能去袭击那些弱者，那些作为人类一员到我们中间来的个人。”这场辩论既体现了青年联盟中的民主气氛和思想活跃，同时亦表明了曼德拉政治上的成熟之处。当然这种态度与他的法律专业和贵族出身不是没有关系的。
在伦贝迪逝世后，姆达成为青年联盟的领袖。他吸取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基层组织的教训，在黑尔堡大学建立了一个青年联盟支部，把校园内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当时该校的人类学讲师歌德弗雷·皮特切和享有盛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元老马修斯教授都参与了组织建设工作。这一校园支部的建立大大推动了青年联盟的工作，它不仅为联盟吸收了一批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提高了这一组织的知名度，使它成为全国黑人青年的希望所在，这为1949年青年联盟的路线方针能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取得支配地位打下了基础。
1948年，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自书记。也就在这一年，马兰博士领导的南非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从而开始了系统的全面的种族隔离制。
第六章 国民党上台
·“顶刮刮的老将军”对垒“法西斯分子”
·马兰当选
·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
·“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
·“我生命中的转折点”
·6·26行动
·初试锋芒
时间：1948年5月的一天。
地点：比勒陀利亚。
南非正在筹备“普选”。之所以在普选这一词上打上引号，是因为占这个国家人口75％的黑人没有权利参加这一选举。究竟谁会当选呢？是那位曾在联合国慷慨激昂地鼓吹人权的“顶刮刮的老将军”、现任南非总理史末资，还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南非国民党的主席马兰博士？比勒陀利亚是发起“马兰运动”的城市，一股疯狂的政治热浪席卷着这个南非共和国的行政首都，在大选前三个星期它的意向已十分明确了。
史末资何许人也？早在1899—1902年布尔人与英国人的战争中，这位受到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格外赏识的年轻的司法部长即率领一支游击队，辗转于开普省一带，煽动具有荷兰人血统的布尔居民拿起枪杆，骚扰英军交通补给线，使他名声大噪。在随后的谈判中，他又力主缔结和约。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时，他和路易·博塔①领导的南非人党竞选获胜，他在博塔内阁中任殖民部长和矿业部长，成为博塔内阁的掌舵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不仅主张南非联邦参加英国一方作战，而且亲自率军到东非作战，被任命为东线英军总司令。由于屡建战功，竟作为“外国人”破天荒地参加英国的“战时内阁”。战后，他参加了巴黎和会，在建立国际联盟中起了重要作用，可称是德属西南非洲成为南非联邦直接管理的委任统治地的策划者和促成者。1919年，他继承博塔成为南非总理。但在1924年的选举中，他所在的南非人党遭到失败，此后10年处于在野党地位。
①南非政治史上有三个博塔：路易·博塔为南非联邦第一届总理（1910—1919年）；彼得·博塔先后担任总理（1978—1984年）和总统（1984一1989年）；鲁洛夫·弗雷德里克·博塔（即“皮克”·博塔）在1977年到1980年任外交部长，1980年后任外交和新闻部长，后在曼德拉内阁中任矿业和能源部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史末资力促政府与德国断绝一切关系，但当时任总理的赫尔佐格则主张保持中立。1939年，南非议会通过了同德国断交的议案，赫尔佐格为此辞职，由当时任联合政府副总理的史末资出面组织内阁。在二战期间，他曾任英国战时内阁的重要成员和丘吉尔首相的顾问，并指挥约70000人的南非军队参加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意大利和马达加斯加诸战役。1941年，史末资晋升为英国陆军元帅。战争时期，需要大批人力，为了获取非洲人对战争的支持，史末资曾于1944年宣布应当废除已经过时的种族隔离政策。
1945年9月，史末资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从欧洲回国。在机场上，他受到成群结队的南非人的欢迎，横幅和口号都是“感谢您，史末资将军！”这时，在约翰内斯堡市政大厅前，已聚集了大批群众，其中也有许多黑人男女，他们从史末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特意赶来欢迎这位联邦领袖。但是，就在史末资即将到来之前，派到会场来的武装警察袭击了非洲人。这些怀着真诚的希望来倾听史末资讲话的善良人们，就这样被野蛮地驱散了。
十分明显，马兰博士远不及他的对手史末资将军那么有名气。他本来是个神学博士，在他踏入南非政治舞台之前，曾经当过8年荷兰改革教会的牧师。凡是旨在使国内黑人和其他非欧洲人获得平等的一切社会改革，他都激烈反对。作为希特勒的崇拜者，他不仅积极支持那些正在南非联邦形成的法西斯组织，还煽动反犹太人的倾向。在30年代中期成立的国民党，一直把德国的国家社会党作为紧密盟友，马兰的部下还曾郑重地谒见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屡次公开表示希望德国获胜，并在非洲宣扬“新秩序”。后来，当国际法庭审讯重要战犯时，他们又派代表团去纽伦堡，抗议处死戈林。
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怎么会击败在国际上“德高望重”的史末资元帅呢？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选区制的方法。南非的选举分选区进行。哪一个候选人在选区获得的选票最多，他就可以在国会得到一个席位。可是其他那些得票较少的候选人，他们所得的选票以后就不算数了。这样只要一个候选人在选区得到引％的选票，那么其他49％的选票作废了。实际上，马兰的国民党之所以获胜，只是它赢得的席位占多数；而史末资的统一党①尽管得到的票数比南非国民党还多125000票。但按规定，统一党仍须退位。第二，在南非白人的眼里，史末资始终是一名亲英派。在1902年的英布和谈中，他即主张缔结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