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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手电筒一刹那的照耀下，每一个局部的映像都印入了你的脑海，并且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存在。在我掉头的一瞬间，仓库里忽然一片明亮。从墙壁和天花板的裂缝以及布满灰尘的窗户中，射进来灼目的光，我张嘴惊叫时空气直灌肺部。我一辈子都没吸进过这么清甜的空气。我透过仓库一只脏兮兮的窗户，瞥见——比一眨眼还要短暂——下面有一座密林覆盖的非常壮观的v形谷，密林中流淌着一条蓝色的小溪，小溪边上两排低矮的房屋之间，一片阳光般金黄的沙滩。就在这一瞬间，这幅图画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沉重的大门缓缓合上，我夹烂了指甲也没能阻止住它——于是我自一人站在冷雨翻飞的暗夜中。
我花了四五秒钟——就四五秒钟——又把那门扳开。可是四五秒已经太久太久。仓库里空空荡荡，一片昏黑。除了一张破旧的松木凳，什么也没有，在我手中的火柴照亮下，只见地面上有一堆五彩纸。在用双手胡乱扳弄那扇木门时，我就已明白里面不再会有人；我知道他们在哪儿——知道他们正在意外的狂喜中，在那个绿意盎然的深谷里，大笑着朝家里走去。
我在一家银行干活，干一份我讨厌的活。每天乘地铁，在地铁里看报，读报上的新闻。我住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在一件破衣服的兜里，压在一堆皱巴巴手绢下面有一张黄色的长方形票证。票证上面写着：“你好，一次有效，单程赴凡纳。”背面印着日期。可是日期早已过期，票证已经作废，上面钻了一排小孔。
我又去过艾克米旅行社。刚一进去，那个灰发的高个子男人就走来，把两张五元的钞票、一张一元的，还有17枚硬币放在我面前。
“上次你来时把这些忘在了柜台上，”他沉重地说，直视我的眼睛，然后又冷冷补上一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这时又进来了一批顾客，他转过身去招呼他们。我极为无奈，只离开。
你就当那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行社走进去——在任何城市的哪个角落你都能找到它！问几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你的旅行计划啦，假期啦，随便问什么。然后稍稍提到那本小册子，但不要直接问起。让对方有时间审查自己。如果他认为行，如果你符合条件，如果你信——那就当机立断！因此你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我清楚，因为我试过。试试。试试。
沈东子译
13．惊魂过山车
〔美国〕斯蒂芬·金
作者按：关于这个故事，我在前言（指作家为自己的短篇小说集《世事无常》所作前言。）中已经谈了很多。我说了个你基本可以在任何一个小镇里都能听到的故事。另外这个故事和我早年写的另外一个故事（短篇小说集《夜班》中的“房间里的女人”）相似。我想谈的是自己母亲临近死亡时我的感受。在大部分人一生中都要经历一次，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这样一个现实，并借此投射出我们自己也必须面对死亡的现实。这大概是恐怖小说单一而重要的主题：我们需要化解只能靠充满希望的想象来理解的玄秘。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告诉任何人，也从未想过要告诉别人，倒不是因为我怕别人不相信，而是感到惭愧。因为它是我的秘密，说出来就贬低了自己及故事本身，显得更渺小，更平淡，还不如野营辅导员在熄灯前给孩子们讲的鬼故事。我也害怕如果讲出来，亲耳听见，可能会连自己都开始不相信。但自从我母亲过世后，我一直无法安睡。一合上眼，往事历历重现，我惊颤着彻底清醒过来，打开床边的灯，心中的往事却遁散了许多。你可曾注意夜晚里黑影幢幢，甚至开了灯还是如此，而长长的黑影可能就是心中萦绕的往事，无论是哪种心事。
那时候我还是缅因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有一天，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妈妈中风了。父亲死得早，当时我还小，无法记住他的模样，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和母亲——阿兰·帕克和珍尼·帕克——在这个世界上相依为命。住在街那头的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到我的四人集体宿舍来。她是从我家的冰箱上的磁贴板上知道我宿舍的电话号码的，那是我妈妈贴在上面的。
“她的病发作了。”她用拖腔拉调的北方口音说，“刚好是在餐馆里。你就不要急匆匆地赶来了。医生说还好，她依然清醒，还能说话。”
“啊，可她要不要紧？”我问，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甚至显得轻松，但心却狂跳起来，宿舍忽然变得燥热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因为是周三，我的舍友一整天都有课。
“哦，她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你，但别吓着你。想得相当周到，你说是吗？”
“是的。”我当然吓着了。当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你母亲从工作的地方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时，你的感受会怎样。
“她告诉你，就待在那里安心读书，到周末再说。还说，如果课不紧，也可以来。”
当然马上就去，不然就没有机会见面了。我母亲躺在南方160公里外医院的病床上，可能快死了，我怎能还待在这破烂不堪的、充满啤酒味的宿舍里。
“你妈她还年轻。”麦考蒂夫人说，“只是这几年，干的活太重，得了高血压，加上又吸烟，看来她不得不戒烟了。”
可我认为她不会戒烟，无论病有没有发作，她嗜烟这点我很清楚。我谢了麦考蒂夫人。
“我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你。”她说，“阿兰，那么你什么时候来，周日吗？”她的语气中透着一丝狡黠，似乎知道我会去。
我望着窗外，美丽的金秋十月的午后，这片新英格兰湛蓝天空下的树林，金黄的树叶飘落在弥尔大街上。我瞥了下表，3点20分。电话铃响起时，我正准备离开宿舍去上4点开始的哲学讨论课。
“你开玩笑吧？”我反问，“我今晚就到那儿。”
她笑起来，笑声干涸而略带嘶哑。麦考蒂夫人总是对戒烟、她自己和她的威斯顿牌香烟津津乐道。“真是好孩子，你直接到医院，是吗？然后再开车回家？”
“是，我想是这样。”我回答。我想就没有必要告诉麦考蒂夫人我的车的传动装置坏了，哪儿都开不了，只能开出停车场的车道。我将搭便车去路易斯顿镇的医院。如果不太晚，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回哈罗镇的家中。如果太晚了，我只好在医院的长椅上打个盹了，或坐在街边的长凳上，头倚着可乐贩售机打盹。反正这不是第一次搭便车回家了。
“你家门的钥匙肯定在红色的手推车下面。”她说，“你知道我指哪儿，对吗？”
“知道。”我母亲放了一辆红色的手推车在屋后的小棚屋门边，是用来种花的，到了夏天小棚屋里开满鲜花。听着麦考蒂夫人的电话，我可以想象在哈罗镇的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小屋，夕阳西下后无人开灯，今晚将陷入黑暗之中。麦考蒂夫人说我妈还年轻，但对于才21岁的我来说，48岁似乎已经很老了。
“小心点，阿兰，别开快车。”
我的车速，当然是由我搭乘的车的司机决定，我希望不论司机是谁，最好像逃离地狱般开得快快的。我所关心的只是要尽快到达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但没有理由让麦考蒂夫人替我担心。于是我说：“不会的，多谢了。”
“很好。”她说，“你妈就会好起来的，看到你她一定说不出有多高兴呢。”
我挂上电话，草草地写了张便条，说明了发生的事及我的去向。我请一个比较负责的舍友，赫科特·帕斯摩尔，帮我打电话给辅导员请他告诉我的任课教师我缺课的原因，这样我才不会挨批，因为有两三个老师最恨逃课。然后我塞了几件要换的衣服到背包里，再加上一本卷了边的《哲学入门》，一头直奔出去。我将拉下下周的课，还好所上的课程我学得不错。
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似乎哲学课本上的观点对它都不适用。我渐渐看清了人世的真谛，一个人洞察世事而没有哪本书能解释清楚，我想有时只有忘却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忘却的话。
从在奥罗诺的缅因大学到安得罗瑟金郡的路易斯顿镇有190多公里，最快的路是走i…95收费高速公路，但如果搭便车，这路就不好走了。州警察总爱在这条路上驱赶搭车的人，甚至只站在公路的坡面上他们也会赶。如果被同一个警察抓到两次，他还会开单罚你。所以，我只好从68号高速公路走，这条路从本格开始向西南蜿蜒，还是蛮好走的。只要你看起来不像个地地道道的神经病，就很容易搭上车，大多时候也没有警察管。我搭上的第一辆车是由一个郁闷的保险经纪人开的，他把我载到了纽波特。我在68号公路和2号公路的交接处等了20分钟左右，又搭上了一位老绅士开的车，他要去波多依汉。他一边开车一边抓裤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窜来窜去。
“我妻子总是提醒我，如果我还喜欢载搭便车的人，可能就会被人在背后插上一刀，横尸水沟。”他说，“可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拦车时，就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的岁月，我也曾伸出手竖起拇指拦车（伸出手竖起拇指，在美国如要搭便车，只需在路边伸出手竖起拇指，开车的人就知道了。），也搭上了车。现在，她都死了四年了，我还活着，还是开着这辆老道奇车，我很想念她。”他急切地抓向裆部。
“孩子，你去哪儿？”他问道。我告诉他去路易斯顿镇以及原因。
“真可怕，”他说，“你母亲，我很难过。”他的同情强烈而真挚，使我感动得眼角都潮湿了，我眨着眼睛把眼泪收回去。此时我不想在这老头的旧车里哭出来，因为车身颤动颠簸，还有一股刺鼻的尿臊味。
“打电话告诉我的麦考蒂夫人说我妈的病不太严重，她还年轻，只有48岁。”
“还年轻！可她病了！”他真的感到难过，又抓住了他那绿色裤子松垮的裆部，用爪子般的手猛拽那尺寸过大的裤裆。“突发的病总是很严重的，孩子，如果不是答应我哥哥拉尔夫送他到在盖茨的护理医院的话，我会送你去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一直送到门口。他妻子在那儿，她得了那种健忘病，我忘记了名字，想不起来它到底叫什么来着。安得森氏病或安文累氏病或其他像这样的名字。”
“安兹海蒙氏病（安兹海蒙氏病，早老性痴呆症。）。”我说。
“啊，可能我自己都得了这种病，我真他妈的一定要送你去。”
“你不必这么做，”我连忙说，“在盖茨镇很容易搭上便车的。”
“你母亲还年轻，”他说，“可她中风了，只有48岁。”他抓向松垮的裤裆。
“该死的疝带。”他叫骂着，然后又笑起来，笑声绝望而令人感到好笑。
“该死的疝气。孩子，我告诉你，如果你只是等待，所做的努力就会烟消云散。你做的事最终都有报应。但像现在这样，你放下一切事去看她，就是个好孩子。”
“她是个好母亲。”我说着，感到眼泪再次涌上来。我想家的念头从来不强烈，除了在我离家上大学的头个星期有点想之外。而此时我却很想家，在这个世上只有我和她，没有其他较亲的亲戚了。我无法想象没有妈妈的生活，麦考蒂夫人说不太严重。中风了，但真的不太严重？最好那老太婆说的是真的，我希望她说的是真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的车速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么快。那老头的车速稳定在每小时70公里。有时他会超过白色隔离线开到另外的车道上，以这样的速度要开很久才能到。实际上这段路确实很长。68号高速公路在我们前面铺展开来，路锋一转穿入数英里长的森林，穿过坐落在森林中的几座小镇，纽沙朗、奥非里亚、西奥非里亚、甘尼斯坦（这里曾叫阿富汗斯坦，让人感到真实而陌生）、米克尼可伐尔、卡斯维特、卡斯特洛克，一个个简陋的小镇飞快地消失在我们后面，每个小镇都有路标和自助加油站。随着白昼的耗尽，明朗的蓝天变得暗淡了。老头先是打开停车灯，然后又打开前灯。灯光很刺眼，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甚至对迎面开来的车发出的耀眼的强光也不在意。
“我嫂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他说，“她甚至无法区别是、否、也许。这就是安得森氏病的作用。她眼中的神情好像在说：‘让我出去。’如果能想起这几个字的话，她会说的。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我回答。我深吸一口气，想知道我闻到的尿臊味是来自老头身上，还是他常把狗带到车上，更想知道如果我摇下车窗，他会不会生气，我最终还是摇下了车窗。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就如他不在意迎面开来的车辆耀眼的强光。
大概7点左右，我们的车开到位于盖茨西部的一个小山头上。正在开车的老头突然叫了起来：“看哪，孩子，那月亮，她不正像个美丽绝伦的女神吗？”
她确实是美丽绝伦，一个硕大金黄的圆球悬在地平线上。我却仍感到不安。这月亮蕴含着一股邪气。望着那冉冉升起的圆月，可怕的念头忽然进出来：要是我到了医院，而我妈却认不出我怎么办？要是她的记忆完全丧失，一点不剩，她也分不清“是、否、也许”怎么办？要是医生告诉我她今后的生活要人照顾该怎么办？当然，那人就是我，再也没有别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邻居。那只好和我的大学生活再见了。
“孩子，对她许个愿吧。”老头叫道，他兴奋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像玻璃碎片塞入我的耳朵。他猛拽了一下裆部，那儿发出了断裂声。无论他绑没绑疝带，我从未见到像那么狠地拽裆部而不把蛋蛋扯下的。“对满月许的愿将会实现的，这是我父亲说的。”他补充道。
于是我许了个愿：当我走进病房时我母亲能认出我，立刻精神起来，喊出我的名字。许了愿但又马上希望能收回，我认为对着疯狂橙黄的月亮许愿一点也不好。“唉，孩子，你知道吗？”老头说，“我希望我妻子此刻在我身边，我要请求她原谅，原谅我的责骂，原谅我曾对她说过的刻薄的话。”
20分钟后，白昼的最后一丝光仍在天上，月亮依然圆鼓鼓地低悬在空中，我们到了盖茨伐尔斯。在68号公路和欢愉街的交接处有一盏黄色的交通灯，快到灯下时，那老头突然把车拐向路边。道奇车的右前轮撞上了路缘石，跳了起来，又退回去，我的牙齿一颤。老头带着一种疯狂、轻视的目光看着我，尽管这种表现我不是第一次看见。我发现他做所有的事都是疯狂的，看所有的事都是神经兮兮的，说所有的话都是大呼小叫的。
“我要载你去那儿，是的，我会！别管拉尔夫，让他见鬼吧，你就答应我吧。”
我很想见母亲，但想到在剩下的30多公里路上要忍受车厢里的那尿臊味和迎面开来的车冲着我们直闪车灯，就感到十分难受，所以我不会让那老家伙在路易斯顿镇里四车道的里斯本大街逡巡胡逛的景象出现。我不能接受在剩下的30多公里的路程中，还必须忍受他不断抓扯裆部的动作和充满神经质的紧张的声音。
“嘿！别！”我说，“可以了，你还是去送你哥哥吧。”我打开车门，担心的事发生了！他伸出扭曲干枯的手，正是那只不断抓裆部的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臂。
“你答应了吧。”他对我说，嘶哑的声音带着信任。他的手指深深地陷入我腋下的肉中。“我直接送你到医院门口，咳，虽然我过去从没见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