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格里许从床底下抽出那张凳子,在她的身边坐下来。
她没有看他,那双骨瘦如柴的手一动不动,仍然拿着那张字条。
“当时在柯尔布洛农庄,每一个有可能杀死奥古斯都司·波克斯德尔的人,都受到过审查,惟独有一个人,谁也不怀疑他。这就是那个小男孩。他是个聪明、口齿伶俐、孤独的孩子。很显然,他总是独自一个人玩,没有人管他。他的保姆没有跟这家人来柯尔布洛克农庄,仆人们都忙着准备过节的事,何况还有两个稚嫩的双胞胎需要照顾。那男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爷爷和新娘那玩。她也很寂寞,没人愿意多搭理她。说不定她到哪儿去办什么事,他就迈着短腿笃笃笃笃地跟在后面。她调制带砒霜的化妆水时,说不定他也在一边观察。当他问这种水有什么用处时,别人也许告诉他这是用来‘使自己变得年轻、漂亮的’。他是爱他爷爷的,可是他也一定明白他爷爷是既不年轻也不漂亮的。过节那天,也许他因为晚饭吃得太饱,过度兴奋,睡到一半就醒过来。很可能他来到艾丽格拉·波克斯德尔的房内,找人陪他玩。他看到洗脸台上放着那碗羹汤,也放着那碗砒霜水。也许他决心做一件他认为对爷爷有好处的事。”
从床上传过来一个平静的声音:“也许有人躲在门口,在看着他。”
“那么说,您是躲在楼梯口窗帘后面,从开着的门口往里看了?”
“当然啦。他跪在椅子上,两只胖嘟嘟的手端起那碗有毒的水,小心翼翼地朝他爷爷羹汤里倒去。接着他把罩布小心翼翼地盖回到碗上,从椅子上爬下来,小心翼翼地搬回到墙边,迈着还不太稳的脚步声走出房间回到育儿室去。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大约三秒钟以后艾丽格拉从浴室里出来,我看到她端起羹汤进入外公的房间。一秒中后我走进了洗脸间。那一大碗毒药对于赫伯特的小手来说是过于沉重了,我看到洗脸台光溜溜的桌面上有一小滩洒出来的水,便用我的手帕把它擦去。我又从水壶里倒了些水到毒药碗里,好让它显得是满的。做这些事只用了两秒钟,我镇定了一下,便拐进外公的卧室,和他们待在一起,我坐下来看他喝羹汤。
“我看着他死去,既不感到怜悯,也不感到悔恨。他和他的新太太,这两个人我都同样恨,我想,从小,外公就疼我,惯我,宠我,一直到我长大。没想到他变成这么一个叫人恶心的老登徒子。甚至我在他们房里时,他也忍不住要伸手去摸摸、捏捏他的女人。他根本不顾自己家里的人,他毁了我的婚约,让我们臭名远扬,为了谁呢?为一个下贱的娘们,这样的女人,我外婆连厨房的粗使丫头都不会要她当!我真希望他们俩都死掉。我眼看他们要双双离开人间了。不过我要让别人的手来杀死他们,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手。我可以哄得自己心安理得:反正这不是我干的。”
达格里许问道:“她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她当天晚上就琢磨出来了。我外公肚子开始疼时,她到外间来拿水壶。她想用湿毛巾冰冰他的脑袋。这时候,她发现壶里水少了,洗脸台上又有一小滩擦干的水渍。我本应想到她是会注意到这滩水渍。她受过专门的职业训练,学会了注意每一个细节。对于她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她也许会以为是玛丽·郝迪放托盘与羹汤时洒出的水。可是把它擦干,除了我还能是谁呢?不过她不知道我干吗要擦呢?”
“她是什么时候和您当面对质的?”
“那是审判结束后的事了。艾丽格拉胆子真大。她明白自己要冒多大风险。可是她也清楚,如果她熬过来会有什么收获。她是拿自己的生命来押一大笔财产。”
这时候,达格里许才恍然大悟,戈达家的偌大家产都到哪儿去了。
“她胁迫您给她钱。”
“那还用说。一文钱也不给留下。戈达家全部产业,还有戈达家所有的‘祖母绿’。她拿我的钱过了六十七年舒坦日子,吃的是我的,穿的也是我的,她和一个个情人从这家大饭店搬到那家大饭店,用的都是我的钱。她拿我的钱倒贴小白脸。如果她死时留下了几个钱——我都怀疑会不会有钱留下来——那也是我的钱。我外公留下来的钱不算多,他老糊涂已有好几年了。他大手大脚地花钱,像泼水一样,已经没什么积蓄了。”
“那么您的婚约呢?”
“吹了,也不妨说是双方同意解除婚约的。达格里许先生,婚约也像其他契约一样,只有双方都觉得自己有利可图时,才能订成。我们家出了人命案,闹得满城风雨,布里兹拉西上尉已经不太乐意了。他是个很要面子而守旧的人。不过,如果有戈达家的财产、戈达家的‘祖母绿’来把臭味熏一熏,那问题还不大。假如他以后发现对方门第既低、家底又空了,这门婚事还能维持下去吗?”
达格里许说:“您付钱付开了头,就再也刹不住了。这是明摆着的。不过您一开始不付不行吗?她的说法也没有证据。除非把那个孩子扯进来。”
“哦,不是的!她不想这样。她从来没打算把孩子扯进来。她是个重感情的女人,又很喜欢赫伯特。她直截了当地说是我杀的。倘若我决心说出真实情况,对我也是不利的,说也是不利的。说我眼看赫伯特这个不满四岁的小孩在给爷爷下毒都不开口阻止他,这话叫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呢?我又不能推说我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我不是还擦干了洒出去的毒水,给碗里添满水了吗?请您记住,她不担心有什么可失去的,生命也好,名誉也好。反正人家不能再审判她一遍了。她之所以等到审判结束后再跟我算账,原因也即在于此。她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我又如何呢?在我的社会圈子里名誉是第一要紧的事。她只消朝几个佣人的耳朵里悄悄嘀咕几句,就会把我给毁了。真实情况到底是抹杀不了的。不过这里牵涉的还不仅仅是我的名誉问题。我之所以让她勒索,还因为我怕上绞架。”
达格里许说:“她有什么证据呢?”
突然,她那双眼睛转过来瞪着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利笑声。这声音是那么尖,达格里许都担心她脖子上绷紧的青筋是不是会断裂。
“她当然有证据!你这傻瓜!您还不明白吗?她偷走了我的手帕,我用来擦干毒汁的那一块。这是她的专业,请您记住。那天晚上,也许就在大伙儿簇拥在老人床边的时候,两根丰腴的柔若无骨的手指伸进了我的假日夜礼服,在衣服与我的皮肉之间抽走了那块蘸有毒液的、要命的麻纱小布头。”
她的身子朝床头柜那边无力地弯过去。达格里许看出她的意图,替她拉开抽屉。最上面有一块质地非常细的麻纱手帕,四沿是一圈手工挑的花边。他拿起手帕,看见角上有精工绣制的她名字的缩写字母。半块手帕上还有黄褐色发硬的水渍痕迹。
她说:“她给她的律师留下遗言,等她死后把这块手帕还给我。她总是知道我在哪儿,这是她的业务。我可以躲起来,不让亲友知道我的踪迹——连那个男孩长大以后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可是我瞒不了她。您明白吗,我变成与她利益密切相关的人了。可是如今她死了,我也快要追随哀痛去冥府了。您把这块手帕拿去吧,达格里许先生,它对我和艾丽都没有用处了。”
达格里许把手帕放进自己的口袋,没有说话。他打算一有可能便把它烧掉。现在他还有几句话想说:“您有什么事要托我办吗?您要不要我向什么人转告您的话,或是想亲口告诉谁什么话?您想不想见牧师?”
又迸发出那种骇人的尖利笑声,不过这次柔和了一些:
“我没什么要跟牧师说的。我唯一懊恼就是这件事没有办成功。在这样的思想下我怎么能忏悔呢?不过我对她也不怀恶意。既不妒忌,也不憎恨,甚至也不想报复。她赢了,我输了。一个人要是输,也要输得有风度。我可不需要牧师来跟我啰啰唆唆的讲赎罪什么的这一套,达格里许先生。我整整付了六十七年。姨姥姥艾丽和她的毒蝇纸!我大半辈子翅膀都被她的毒蝇纸给粘住了。”
她往后一躺,仿佛全身力量都耗尽了。片刻之间,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接着她又有精神了。她说:
“我相信您的访问使我觉得好过了些。如果今后三天您能抽出时间每天下午来看我,我是非常感激的。以后我再也不会麻烦您了。”
达格里许费了点劲,续了几天假,在当地一家小客栈里住了下来。他每天下午都去探望她。他们再没有谈起谋杀案的事。第四天下午两点钟,他又准时去病房,人家告诉他昨天晚上戈达小姐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点没有打扰别人。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的确是一个风度很好的输家。
一个星期以后,达格里许来向牧师报告了。
“我有机会见到一个人,他对这个案件作过非常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大部分工作他已经替我做了。我调阅了审判记录,去实地观察过柯尔布洛克农庄。我还见到一位与此案关系极为密切的人,此人现在已经死了。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尊重别人对我的信任的,因此,除了必要的以外,进一步的情况我很难再多讲了。”
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话说得太装腔作势,而且还有点威胁意味。不过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牧师喃喃说了几句话,表示赞同。感谢上帝,他倒不是一个爱打听的人。他委托了谁,自然是完全信任他的。既然达格里许向别人作了保证,他当然不会追根究底。可是他显得很着急,他们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很紧张。达格里许赶紧往下说:“调查结果是这样的: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些陪审员的裁决是公正的,并不是因为什么人做了坏事,才使您祖父的钱传给您的。”
他把脸转开去,瞧着牧师住宅窗户外面那一片宜人的绿荫,免得看到牧师脸上那副欣喜与安慰的表情。好几秒钟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也许老人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神的恩惠吧。接着他意识到老人在讲话了。牧师嘟哝了几句表示感激,并且对他花了许多时间去调查表示很不安这一类的话。
“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的意思,亚当,不过等手续办完之后,我想捐些钱给一个你指定的慈善机构,一个最合你心意的慈善机构。”
达格里许笑了。他自己给慈善机构捐款完全是迫不得已的,每个季度,银行通知他一次,他就缴一次。在牧师眼里,慈善事业仿佛是一个人的旧衣服,旧衣服对主人来说都是老朋友,不过有的仿佛更合身,比起别的旧衣服来,与自己更加意气相投,感情更加融洽。
突然他灵机一动。
“您这样建议真是太好了,牧师。我越了解艾丽姨姥姥,倒越喜欢她了。用她的名义捐钱不是更有意义吗?是不是有一个专门接济退休的、困难的杂技演员与魔术师的组织呢?”
果不其然,牧师知道有这样的组织,而且他还说得出它的名称。
达格里许说:“那我想,牧师,姨姥姥艾丽一定会认为捐钱给这样的机构是最恰当不过了。”
佚名译
14.盗尸
〔美国〕弗雷克·西蒙内利
我们的车驶过这条路的最后一个拐弯时,天空几乎没了亮光。这时,我看见了奎因·安娜医学院灰石构造的塔楼。七座饱经风雨的大楼在荒芜的背景下轮廓清晰,拔地而起,呈半圆形围着一个铺满石块的操场。我原料想这地方的单调气味,经过三十年之后就不再会令我惊讶了呢。这个校址不过告诉了人们它建于医疗科学发展的最初时期,那段历史的意义当然并不重大。
我这次来奎因·安娜医学院是因为收到了一封郑重其事而又颇有点神秘色彩的来信。那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托马斯·普利盖特写的。他恳求我立即到奎因·安娜医学院来一趟,并且别把这次访问告诉任何人。他没进一步透露什么细节,只是保证说他是极郑重地向我提出这些要求的。自从1904年以后我就没见过托马斯——差不多有十年了——那时他舍弃了在伦敦开业的诊所到医学院去接受教授的头衔。我很了解他,断定他此次召我不是小事。
我做了些必要的安排,让一位年轻的同事照看我的病人,便上了午后的火车来到福尔克莫斯。从火车站到校园的最后几英里路是乘长途汽车,最让人疲惫不堪。路面坑洼,景色凄凉,乡村的服务设施毫不让人感到舒适。长途汽车把我送到主楼跟前。这是校园里最高的一座建筑,它古老的石质结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马上找到院办公室,希望能在托马斯下午下班前找到他。秘书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面孔冷峻的女总管。她盯着我向她走近,眼光很不友好。
“晚上一律不办公。”离大老远她就说,但我已经能听见了。我送给她我的名片——吉登·夏普,医学博士。
“我有事要见托马斯博士。如果可能,为我通告一声。”
我一说出托马斯的名字,她的表情立刻变了。她显得困惑不解,用一种犹疑的语调回答我:
“我恐怕——先生——托马斯博士不在了。”
“不在?你是说他白天不在?”
“不,先生。他——不在了。”
“我的天啊!”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你用这种口气说他不在了,这会让我联想起最极端的那种事,你或许并不打算这么表达。”
“格雷厄姆博士也许能帮你点忙。”
“但愿如此。”
我随这女人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她在一个办公室的门上敲了几下,不等回音便走进去,顺手把身后的门关上。她很快又打开门让我进去。她又回到原先的地方去了。我走进去,站在一个大桌子前,面对坐着的主人。他手里拿着我的名片。
“我是杰维斯·格雷厄姆。请坐。”他既没站起身来欢迎我,也没伸出手来。“夏普博士,对吗?”他说着,又看了看我的名片。
“对。我是来看托马斯博士的。坦率地说,格雷厄姆博士,旅程很长,我累极了。如果您能费心指给我托马斯博士的家,我将万分感激。”
“这不可能了。”
“您说什么?”
“托马斯博士失踪了。坦率地说,我认为他死了。”这些冷冰冰的词句和格雷厄姆轻慢无礼的态度噎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前天晚上就不见了,”格雷厄姆接着说,“那天他在病理实验室工作,当他晚上九点还没回家时,他女儿便派她丈夫到处找他。”
“噢,原来这样。是他的小女儿詹妮弗,对吧?”我想起了那个曾和她父亲一起住在伦敦的漂亮的孩子。
“对。詹妮弗·温顿。她丈夫詹姆斯·温顿,是奎因·安娜医学院的财务总管。托马斯的住宅与他女儿一家的住宅只隔着一个院子。”
我点头示意格雷厄姆往下说。
“无论如何,年轻的温顿没有在实验室里找到托马斯,操场四周也没有。没人见他走开。他只是不在了。失踪了。直到半夜时托马斯还没露面。这时温顿把我叫起来。我是系主任,”格雷厄姆预料到我的提问,加上这一句,“他们以为我或许知道他在哪儿。我通知了警察局。他们进行了彻底检查,还是一无所获。”
“温顿在实验室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吗?比如挣扎的痕迹。”
“似乎没有发生搏斗。留在那儿的唯一一件物品就是托马斯的眼镜。他离开眼镜就近乎瞎子,所以,不可能有意把它留在那儿,或者走时忘记戴上。”
“格雷厄姆博士,您不认为托马斯已经死了的结论下得早了点吗?有许多可能——”
“我也觉得有别的可能。校园里五天前还有人被谋杀了。案子现在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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