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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斋藤在山手一个清静的小镇上，从一户非职业租房人家中租了间房子。房主是过去一位官吏的遗孀，不过她已是年近六旬的妪。亡夫给她留下几幢房屋，靠着从租房人那里取得的租金，她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她没儿没女，只有金钱才是她唯一的依靠，所以一点一点地攒钱成了她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她对确实熟悉的人才出租房子，且租金不高。把房子租给斋藤，一是为了这都是女人的房子里有个男人比较安全，二来也可以增加收入。无论东西古今，守财奴的心理是一脉相通，据说除表面上在银行的存款外，大量的现金她都藏在私宅的某个秘密的地方。
这笔钱对露屋是一个强烈的诱惑。那老太婆要那笔巨款一点价值也没有。把它弄来为我这样前程远大的青年作学费，还有比这更合理的吗？简而言之，他的理论就是如此。因此，露屋尽可能地通过斋藤打听老妪的情况，探寻那笔巨款的秘密隐藏地点。不过，在听斋藤说出偶然发现那个隐藏点之前，露屋心中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
“哎，那老婆子想得真妙，一般人藏钱大都在房檐下，或天花板里，她藏的地方真叫让人意外。在正房的壁龛上放着个大花盆你知道吧？就在那花盆底下，钱就藏在那儿，再狡猾的小偷也绝不会想到花盆盆底会藏着钱。这老婆子可以算个天才守财奴啦。”
斋藤说着，风趣地笑了。
从此以后，露屋的想法开始逐渐具体化。对怎么样才能把老妪的钱转换为自己的学费，他对每一种途径都进行了各种设想，以考虑出万无一失的方法。这是一件令人费解的难题，与此相比，任何复杂的数学难题都相形失色，仅仅为理清这个思绪，露屋花了半年时光。
不言而喻，其难点在于避免刑罚，伦理上的障碍，即良心上的苛责，对他已不成什么问题。在他看来，拿破仑大规模地杀人并不是罪恶，有才能的青年，为培育其才能，以一只脚已踏进棺材的老太婆作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老妪极少外出，终日默默坐在里间榻榻米上。偶尔外出时，乡下女佣人则受命认真看守。尽管露屋费尽心机，老妪的警惕仍无机可乘。瞅准老妪和斋藤不在的时候，欺骗女佣让她出去买东西，乘此机会盗出花盆底的钱，这是露屋最初的想法。但这未免太轻率。即使只是很少一段时间，只要知道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个人，那就可能造成充分的嫌疑。这类愚蠢的方案，露屋想起一个打消一个，反反复复整整折腾了一个月。可以作出被普通小偷偷盗的假象来蒙骗斋藤或女佣，在女佣一个人时，悄悄溜进房中，避开她的视线，盗出金钱；也可以半夜，趁老妪睡眠之时采取行动。他设想了各种方法，但无论哪种方法，都有许多被发现的可能。
唯一的办法，只有干掉老妪。他终于得出这一恐怖的结论。他不清楚老妪藏有多少钱。但钱的金额还不至于让一个人从各个角度考虑，执著地甘冒杀人的危险。为了这有限的金钱，去杀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未免过于残酷。但从社会的标准来看，即便不是太大的金额，对贫穷潦倒的露屋来说却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按照他的想法，问题不在于钱的多少，而是要绝对保证不被人发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
乍看起来杀人比单纯的偷盗危险几倍。但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当然，如果预料到要被发现而去做的话，杀人在所有犯罪中是最危险的。但若不以犯罪的轻重论，而以被发现的难易作尺度的话，有时（譬如露屋的情形）偷盗倒是件危险的事。相反，杀死现场的目击者，虽残酷，却不必事后提心吊胆。过去，大杀人犯杀起人来平心静气干净利索，他们之所以不被抓获，则得助于这种杀人的大胆。
那么，假如干掉老妪，结果就没有危险？对于这个问题，露屋考虑了数月，这期间他做了哪些考虑，随着本故事的进展，读者自然会明白，所以暂略不赘。总之，在精细入微的分析和综合之后，他最终想到了一个滴水不漏、绝对安全的方法，这方法是普通人所不能想象到的。
现在唯一的是等待时机，不过，这时机来得意外地快。一天，斋藤学校有事，女佣出去买东西；两人都要到傍晚才能回来，此时正是露屋做完最后准备工作的第二天。所谓最后的准备工作（这一点需要事先说明）就是确认，自从斋藤说出隐藏地点后，半年之后的今天钱是否还藏在原处。那天（即杀死老妪的前两日）他拜访斋藤，顺便第一次进入正房，与那老妪东拉西扯地聊天，话题逐渐转向一个方向，而且时不时地提到老妪的财产以及她把那笔钱财藏在某个地方的传说。在说到“藏”这个字时，他暗中注意着老妪的眼睛。于是，像预期的效果一样，她的眼光每次都悄悄地注视壁龛上的花盆。反复数次，露屋确信钱藏在那儿已毫无疑问。
二
时间渐渐地到了案发当日。露屋身着大学制服制帽，外披学生披巾，手戴普通手套，向目的地出发。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改变装束。如果换装，购买衣服，换衣的地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将会给发现犯罪留下线索。这只能使事情复杂化，有害而无益。他的哲学是，在没有被发现之虞的范围内，行动要尽量简单、直截了当。简而言之，只要没有人看见他进入目的地房中就万事大吉。即使有人看到他在房前走过，这也无妨，因为他常在这一带散步，所以只要说句当天我在散步即可摆脱。同时，从另一角度看，假如路上遇上熟人（这一点不得不考虑），是换装好，还是日常的制服制帽安全，结论则不言而喻。关于作案时间，他明明知道方便的夜晚——斋藤和女佣不在的夜晚——是能等到的，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危险的白天呢？这与着装是同样的逻辑，为的是除去作案的不必要的秘密性。
但是，一旦站到目的地房前，他便瞻前顾后，四处张望，同普通盗贼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妪家大院独立而居，与左右邻居以树篱相隔。对面是一家富豪的邮宅，水泥围墙足有百米多长。这里是清静的住宅区，白天也时常见不到过路行人。露屋艰难地走到目的地时，老天相助，街上连条狗都看不到。平时开起来金属声很响的拉门，今天露屋开起来顺顺当当毫无声响。露屋在外间的门口以极低的声音问路（这是为了防备邻居）。老妪出来后，他又以给她谈谈斋藤的私事为借口，进入里间。
两人坐定后，老妪边说女佣不在家，我去沏茶，边起身去沏茶。露屋心中正等待此刻的到来。待老妪弯腰拉开隔扇时，他猛然从背后抱住老妪，（两臂虽然戴着手套，但为了尽量不留指纹，只能如此）死死勒住老妪的脖子。只听老妪的喉咙“咕”的一声，没有太大的挣扎就断了气。唯有在痛苦的挣扎中抓向空中的手指碰到立在旁边的屏风。这是一扇对折的古式屏风，上面绘有色彩鲜艳的六歌仙，这一下刚好无情地碰破了歌仙小野小町的脸皮。
确定老妪已经断气后，露屋放下死尸，看着屏风的残点，他有点担心，但仔细考虑之后，又觉得丝毫没有担心的必要，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于是，他走到壁龛前，抓住松树的根部，连根带上一块儿从花盆中拔出。果然不出所料，盆底有个油纸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从右口袋中掏出一只崭新的大票夹，将纸币的一半（至少有五千日元）放入其中，然后将票夹放入自己的口袋，把剩余的纸币仍包在油纸里，原样藏入花盆底。当然，这是为了隐瞒钱被盗的痕迹。老妪的存钱数只有老妪一人知道，虽然只剩下一半但谁也不会怀疑钱已被盗。
然后，他将棉坐垫团了团，塞在老妪的胸前（为防备血液流出），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折刀，打开刀刃，对准老妪的心脏咔嚓一声刺去，搅动一下拔出，然后在棉坐垫上擦净刀上的血迹，放入口袋中。他觉得仅仅勒死还会有苏醒的可能，他要像前人一样，刺其喉而断其气。那么，为什么最初没有用刀呢？因为他害怕那样自己身上会沾上血迹。
在此必须对他装钱的票夹和那个大折刀做一叙述。这是他专为这次行动，在某个庙会的露天小摊上买到的，他看准庙会最热闹的时间，在小摊顾客最多的时候，按价目牌付款、取物，以商人及顾客无暇记忆他面孔的速度迅速离去。而且，这两件东西极其平常，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露屋十分仔细地查清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之后，关上折扇，慢慢走向前门。他在门边蹲下身，边系鞋带，边考虑足迹。这一点无需担心。前门的房间是坚硬的灰泥地，外边的街道由于连日的艳阳天而干爽无比。下面只剩下打开拉门走出去了。但是，如果在此稍有闪失，一切苦心都将化为泡影。他平心静气，极力倾听街道上有无足音……寂然无声，只有什么人家的弹琴声悠然地奏着。他横下心，轻轻地打开门，若无其事地像刚刚告辞的客人一般，走了出去。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在这一块住宅区，所有街道上都很清静。离老妪家四五百米处有一神社，古老的石头围墙面临大街伸延好长一段距离。露屋看了看确实没有人，于是顺手把凶器大折刀和带血的手套从石墙缝中丢入神社院内。然后溜溜达达向平常散步时中途休息的附近一个小公园走去。在公园，露屋长时间悠然地坐在长椅上观望孩子们荡秋千。
回家路上，他顺便来到警察署。
“刚才，我拾到这个票夹，里面满满地装着一百日元的票子，所以交给你们。”
说着，他拿出那个票夹，按照警察的提问，他回答了拾到的地点和时间（当然这都是可能发生的）和自己的住址姓名（这完全是真实的）。他领到一张收条，上面记有他的姓名和拾款金额。的确这方法非常麻烦，但从安全角度讲最保险。老妪的钱（谁也不知道只剩一半）还在老地方，所以这票夹的失主永远不会有。一年之后这笔钱必然回到他的手中，那时则可以毫无顾忌地享用了。精心考虑之后他决定这样做。假如是把这钱藏在某个地方，有可能会被别人偶然取走。自己拿着呢？不用说，这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如此，即使老妪的纸币连号，现在的做法也万无一失。
“神仙也不会想到，世间还有偷了东西交给警察的人！”
他抑制住欢笑，心中暗悦。
翌日，露屋和往常一样从安睡中醒来，边打着哈欠，边打开枕边送来的报纸，环视社会版，一个意外的发现使他吃了一惊。但这绝不是他所担心的那种事情。反而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幸运。朋友斋藤被作为杀人嫌疑犯逮捕了。理由是他拥有与他身份不相称的大笔现金。
“作为斋藤最密切的朋友，我必须到警察署询问询问才显得自然。”
露屋急忙穿起衣服，奔向警察署。与昨天交票夹的是同一地方。为什么不到别的警察署去呢？这就是他无技巧主义的精彩表现。他以得体的忧虑心情，要求与斋藤会面。但正如他预期的那样，没有得到许可。他一再询问怀疑斋藤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弄清了事情的经过。
露屋做出如下想象：
昨天，斋藤比女佣早到家，时间在露屋达到目的离去不久。这样，自然他发现了尸体。但就在立刻要去报案之前，他必定想起了某件事，也就是那个花盆。如果是盗贼所为，那里面的钱是否还在呢？出于好奇心。他检查了那个花盆，可是，钱包却意外地完好无缺。看到钱包后，斋藤起了恶念。虽说是想法肤浅，但也合乎情理。谁也不知道藏钱的地点，人们必然认为是盗贼杀了老妪偷去了钱，这样的事情对谁都有强有力的诱惑。然后，他又干了些什么呢？若无其事地跑到警察署报告说有杀人案，但他太粗心，把偷来的钱竟毫无戒意地塞在自己的缠腰布里。看样子他一点没想到当时要进行人身搜查。
“但是，等一等，斋藤究竟怎么样辩解的呢？看样子他已经陷入危险境地。”露屋对此作了各种设想，“在他腰中的钱被发现时，也许他会回答：‘钱是我自己的。’不错，没有人知道老妪财产的多寡和藏匿地点，所以这种解释或许能成立。但金额也太大了！那么，最后他大概只得供述事实。不过，法院会相信他吗？只要没有其他嫌疑人出现，就不能判他无罪，搞不好也许要判他杀人罪，这样就好了。……
“不过，预审官在审讯中或许会搞清楚各个事实。如他向我说过老妪藏钱的地点。案发二日前我曾经进入老妪房中谈了半天，还有我穷困潦倒，连学费都有困难等等。”
但是，这些问题在计划制定之前，露屋事先都认真考虑过。而且，不管怎样，再也别想从斋藤口中说出更多对露屋不利的事实来。
从警察署回来，吃过早餐（此时他与送饭来的女佣谈论杀人案），他与往常一样走进学校。学校里到处都在谈论斋藤。他混在人群中洋洋得意地讲述他从别处听来的新闻。
三
读者诸君，通晓侦探小说精髓的各位都知道，故事决不会就此结束。的确如此。事实上，以上不过是本故事的开始。作者要让各位阅读的是以后章节。即露屋如此精心筹划的犯罪是如何被发现的？其中的经纬曲直如何？
担任本案预审的审判员是有名的笠森先生。他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名审判员，而且因他具有某些特殊的爱好，更使他名气大增。他是位业余心理学家，对于用普通方法无法判断的案子，最后用他那丰富的心理学知识频频奏效。虽然资历浅，年纪轻，但让他做一个地方法院的预审员确实屈才。这次老妪被杀事件由笠森审判员审理，毫无疑问，谁都相信此案必破。笠森先生自身当时也这样认为。同往常一样，他想，本案要在预审庭上调查透彻，以便公判时不留任何细小的麻烦。
可是，随着调查的推进，他渐渐明白此案确非轻易可破。警方简单地主张斋藤有罪，笠森判官也承认其主张有一定道理，因为，在老妪活着的时候，进出过老妪家中的人，包括她的债务人、房客、熟人，均一个不剩地进行了传讯，作过周密地调查，却没有一个可怀疑的对象（露屋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只要没有其他嫌疑人出现，目前只有判定最值得怀疑的斋藤为罪犯。而且对斋藤最不利的，是他那生来软弱的性格。一走进审讯室就神情紧张，结结巴巴地答不上话来。头昏脑涨的斋藤常常推翻先前的供述，忘记理当记住的事情，讲些不必要的话，越急越着急，于是嫌疑越来越重。自然也因为他有偷老妪钱的弱点，若非这一点，斋藤的脑子还是相当好使的，再软弱，也不至于做那么多蠢事。他的处境，实在值得同情。但是，否定斋藤是杀人犯，对此，笠森先生确实没有把握。现在最多是怀疑而已。他本人自然没有承认，其他也没有一件令人满意的确证。
如此，事件已过去一个月，预审仍无结果。审判员开始有些着急。恰在此时，负责老妪所在地治安的警察署长给审判员带来一个有价值的报告。据报告，事件当日，一个装有五千二百一十日元的票夹在离老妪家不远的××阿被拾到，送交人是嫌疑犯斋藤的密友露屋清一郎。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一直没有引起注意。如此巨款，时间已过去一个月，尚无失主前来认领，这其中意味着什么？
困惑不安的笠森审判员得到这个报告，恰如看到一线光明。他立即办理传唤露屋清一郎的手续。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