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假期结束那么近，她只有希望他已经走掉。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他没有亲吻，而是远远地推开惊恐的凯瑟琳审视着，看得她觉得他眼中闪着鬼气。她转脸从草坪上望去，在树林间，可以看见客厅亮着灯。她吸了一口气，想象自己奔跑着冲进母亲和姐姐平安的臂弯里，叫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他走了。”
听见她吸气，未婚夫漠然地说：“冷吗？”
“你要走得那么远。”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远。”
“我不懂？”
“你不用懂，”他说，“你会懂的。你知道我们说过的话。”
“可那是——如果你——我说，如果。”
“我将和你在一起。”他说，“早晚而已。你不用做什么，只要等待。”
只一分多钟以后，她自由地跑过静静的草坪。穿过窗户，她看见母亲和姐姐，她们一时没有发现她。她已经觉得这古怪的许诺把她和其余的人类分开了。没有别的奉献自己的方式更使她感觉孤独迷惑和注定受到诅咒了。她不能做出更不祥的盟约了。
几个月后，有报导说，她的未婚夫已经失踪，推测是阵亡了。她的家庭不只支持她，而且能够毫不吝啬地称赞她的勇气，因为他们对那未婚夫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无所遗憾。他们希望她在一两年内能把自己安慰好——如果仅只是个安慰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她的麻烦是，在不明显的悲痛后面，她和一切事物完全脱节了。她没有拒绝求婚的人，因为他们从未出现。好几年她对男子毫无吸引力。快到三十岁时，她变得很自然地分担着家庭为她年龄日长的焦虑，开始张罗，猜测着自己的命运。她三十二岁那年，威廉·杜路沃求婚，使她如释重负。她嫁了他。他们在这安静的、树木茂盛的肯星顿一带住下来。岁月积累，在这所房子里，孩子们都长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炸弹才把他们赶开。作为杜路沃太太，她的生活圈子有限，而且她从不肯想到有人注意着她的生活。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写信的人是活还是死，他送来了威胁。杜太太不能老跪着，背对空屋子，她从箱子边站起，坐在一个直背椅上，这椅子坚定地靠着墙。旧卧室弃置了。她婚后的伦敦的家整个气氛就像一个有裂缝的杯子，使回忆连同它安抚的力量或蒸发或漏掉了。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危机——而就在这关口，写信人有见识地给她当头一棒。在这个傍晚，这座房屋的空虚把许多年来的笑语喧哗、习惯、脚步全勾销了。透过关闭的窗户，她只听到周围房顶上的雨声，为了振作起来，她说自己在闹情绪——闭上眼睛两三秒钟告诉自己那信不过是幻想，可是睁眼一看，它就在床上。
那信怎样进来的神秘一面她不肯想。在伦敦，有谁知道她打算今天来到这座房屋？无论如何，明明是有人知道了。就算是管房人回来了，也没有理由料到她来；他会把信装在口袋里，按部就班地去投邮。也没有别的迹象显示管房人来过了——但是，如果不是管房人来过呢？放在一座空屋门口的信不会飞，也不会走上厅里的桌子的。这信不会坐在空桌的灰尘中，那神气似乎确信一定能遇到收信人。这需要人的手——可是只有管房人有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愿去想，没有钥匙也能走进屋子。很可能现在这儿不只她一个人，楼下也许有人在等她。等待——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安排好的时刻”。至少那不是六点钟，六点钟已敲过了。
她起身走过去，锁上了门。
问题是得出去，飞吗？不，不行。她得赶火车。她是家庭生活中可靠的支柱，不愿意没有拿到要拿的东西就回到乡下，回到丈夫、儿子和姐姐身边去。她又在箱子里捡东西了，捡得很快，胡乱一塞，又很坚决地扎好几个包裹。这样，连同原先买的东西，就拿不了了。这就是说需要出租车。一想到出租车，她的心轻松起来，恢复了正常呼吸。我现在就打电话叫车，车不会很快来，听见马达响，我再平静地下楼，穿过前厅。我要打电话——可是不行，电话线路早掐断了。她拽着电线的结头，那是她错系上的。
逃走吧……他从来对我都不好，不是真的好。我不记得他好过，一点儿没有。母亲说他从不关心我。他就是一心要得到我，那就是他的感情，不是爱情。不是爱情，不想让别人好过。他做了些什么，让我做出那样的允诺？我不记得——但是她发现她是记得的。
她记得，准确得可怕地记得，以致之后的二十五年都烟消云散了；以致她直觉地寻找钮扣留在手掌上的印痕。她不只记得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还记得在八月的那个星期里，她自己生存的全部细节。我不是我自己了，那时他们都这样说。像盐酸滴在照片上所造成的空白，她无论如何记不起他的脸。
所以，无论他在哪儿等着，我也不会认识他。你来不及从一张根本没料到会出现的面孔前逃走。
必须在钟敲响那个规定的，不管是几点的时刻之前上了出租车。她要溜到街上转过广场，从那儿上大街。她会坐在车里平安地回到自己家门。她要叫那确实存在的司机和她一起在房间里来来去去拿包裹。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想法使她有了决心和勇气，她开了门锁，走到楼梯上，倾听下面的动静。
什么也听不见——但就在这时，一阵穿堂风吹到她脸上。那是从地窖来的；有什么人选择了这一时刻离开，开了门或窗。
雨停了，人行道朦胧地闪亮，杜太太从自己家前门蹭到空荡荡的街上。空屋的炸坏的门面迎着她的目光。她努力不往后看，向前走上大街去找出租车。真的，真太静了——这个夏天，战争的灾难使得伦敦偏僻的街道更加寂静——静到另有一点脚步声也不会听不见，她走到有人居住的广场时，才意识到自己不寻常的步伐，调整了它。广场另一端，两部公共汽车冷淡地对面开过。有人漫步街头，还有妇女，骑自行车的，一个人推着一辆有信号灯的小车，这里又是生活的普通潮流了。广场上人最多的一角应该是——过去是——短短的一排出租车。这晚上只有一辆车。虽然无表情的车尾向着她，但却似乎已在警觉地等候。她气喘吁吁地从后面去开车门。那司机头也不回，已经在发动引擎了。她上车时，钟敲七点。车子对着大街，回到她的房屋该转弯，她坐好了，车转弯了。她很惊异它怎么知道该怎么走，忽然想起她还没有说上哪儿。她探身去抓抓司机和她之间的玻璃板。
司机踩了制动闸，车几乎停住了，他转身拉开玻璃板。车猛然停住，使得杜太太向前一冲，脸几乎碰在玻璃上。通过拉开的这条缝隙，司机和乘客的脸相距还不到六英寸，似乎是永恒地相对着了。杜太太张着嘴，好几秒钟都喊不出来。以后她一声接一声地喊叫，用戴手套的手在车子周围的玻璃上敲。而那车子冷酷地加快了速度，载着她驶向无人居住的荒郊。
冯钟璞译
7．昂什丽娜（闹鬼的屋子）
〔法国〕埃米尔·左拉
一
大约两年前，我骑自行车经过波瓦西村北面靠近奥什瓦尔村的一条荒凉的小路。忽然，我看见路边有一所屋子使我感到惊异，于是我跳下车，想去看看清楚。这是一所很普通的砖砌屋子，在十一月灰暗的天空下被卷着落叶的寒风吹刮着，周围是一大片园子，里面长着一些老树。但是，这屋子又与众不同：它那副破败凄凉的样子又使你看了会胆战心惊，觉得有一种阴森森的气氛。园子的铁门已经拆了，一块因风吹雨淋而褪了色的大木牌子上写的字表明，这是一所待售的屋子。我觉得很好奇，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园子。
这屋子大约有三四十年没人住了。历经多少个严冬，屋檐、门框和窗框上的砖头已经松动，而且长满苔藓和地衣。屋子正面的墙上有一道道裂缝，犹如早生的皱纹铭刻在这座还相当结实、但被人遗弃的建筑物上。屋前的台阶也已开裂，长满荨麻和荆棘，看上去就像一道通往荒凉和死亡的门，令人望而生畏。更加凄惨可怕的是那些窗子，没有窗帘，空荡荡的，连海青色的窗玻璃也让孩子们用石头砸碎了；一间间空房间，从外面都可以感觉到是那样阴沉沉的，而那些窗子，就像死人的眼睛，睁得老大，却空空如也。至于屋子周围，面积很大的园子已一片荒凉。从前的花坛现在已认不出是花坛，里面长满杂草。园里的小径也被野草吞没。矮树林已变成野树林，而在那些高大的老树下，潮湿的地面上爬满了野藤和荒草。那天秋风凄凄，如泣如诉，把老树上仅剩的几片枯叶也卷走了。
面对着这片凄凉的景象，在它的呻吟声中，我木然地站了很久很久。我的心被一种无名的恐惧和油然而生的愁绪搅得惶惶不安；然而，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这一切为何会如此不幸和痛苦的愿望，又诱使我待在那里迟迟不走。最后，我总算下决心走出了园子，发现路对面的岔道口上还有一所破屋子，看上去像是一家兼带卖酒的小旅店。我走进这家旅店，想找个当地人聊聊。
店里只有一个老妇人，她给我端来一杯啤酒，嘴里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她抱怨说，在这条荒僻的路上每天只有两三个骑自行车的人路过。她没完没了地说着，说到她自己的身世，说她叫杜圣大娘，是和丈夫一起从维农到这儿来开店的，起初生意还不错，但自从她丈夫死后，生意就越来越不行了。她滔滔不绝地说着，但是当我一问起附近那所屋子的情况，她马上就变得格外谨慎，疑虑重重地看着我，好像怕我从她那里打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秘密似的。
“噢！您是说索瓦依埃尔，这里的人说它是闹鬼的屋子……我可什么也不知道，先生。我来晚了，到今年复活节，我来这儿才三十年，可那些事是四十年前发生的。我们来这儿时，那屋子就已经和您现在看到的差不多样子了……过了多少个夏天，过了多少个冬天，那屋子除了砖头落下来，什么都没变。”
“可是，”我问，“既然想卖掉它，为什么没人买呢？”
“噢！为什么？为什么？我怎么知道？……有那么多传说……”
最后，我终于得到了她的信任，她便迫不及待地把她听到的传说讲给我听。开始她说，附近没有一个女孩子敢在太阳下山后走进索瓦依埃尔，因为听说一到夜里那屋子里就有幽灵出没。我听了觉得惊异，离巴黎这么近的地方，居然还有人相信这种事！她见我不以为然，便耸耸肩，想显得她并不怕这种事，但她脸上的表情依然显示出她内心的恐惧。
“这可是真的呀，先生。为什么没人买？我见过许多买主来看房子，可一个个都赶紧走了，再也不来了。是呀，看来那是真的，来看房子的人只要大着胆子走进那屋子，屋里就会发生种种怪事：门会动，会自己‘砰’的一声关上，像有一阵阴风刮来；地窖里会发出叫声、哼哼声，还有哭声；要是您还待着不走，就会听到一个凄惨的声音，一遍遍地叫着：‘昂什丽娜！昂什丽娜！昂什丽娜！’听了叫人骨头都会发冷……我跟您说，这可是真的，有凭有据，您去问谁都会这么说。”
我听了她的话，不仅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而且有点毛骨悚然。
“那么，那个昂什丽娜是什么人？”
“噢，先生，那说起来话就长了。我说过，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尽管如此，她最后还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大约四十年前，也就是一八五八年前后，那时正是第二帝国兴盛时期，在杜伊勒利宫廷身居要职的德·g先生却不幸丧妻，留下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儿，叫昂什丽娜。那小姑娘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美得出奇。第二年，德·g先生便娶了一位将军的遗孀，也是一个出名的美人。据说，就在德·g先生续弦之后，他的女儿昂什丽娜和继母之间便因相互嫉恨而闹得不可开交。做女儿的看见亲娘被忘掉，家里这么快就出现一个陌生女人，当然痛心万分；做继母的见那小姑娘活像她母亲的翻版，老担心丈夫会见到她就想起前妻，所以怀恨在心。索瓦依埃尔就是德·g先生和他新娶的妻子所居住的府邸。一天晚上，继母看见丈夫正在温存地抱吻女儿，于是妒火中烧，发疯似的狠狠打了孩子一下。孩子仰天倒下，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死了。接下来的事情更加吓人：父亲惊慌失措，为了掩盖妻子的杀人真相，便亲自偷偷地将女儿的尸体埋在地窖里。尸体埋了好多年，这期间他们一直对外说小女儿上姑母家去了。后来，有一条狗拼命地在地窖里刨，还汪汪地叫个不停，这才让人发现了尸体。但是，事情上报到杜伊勒利宫，宫廷又想方设法为德·g先生把这件事掩盖了过去。现在，德·g先生和他的妻子都死了，昂什丽娜却每天夜里都要从昏暗的阴间回来，而且每次都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呼唤她的名字。
“这都是真的，”杜圣大娘最后说，“我说的千真万确，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
我惊讶地听着她说，虽然我并不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但那离奇而凄切的戏剧性情节却使我为之入迷。那位德·g先生，我曾听人说起过，还似乎记得他确实续过弦，而且确有一桩家庭不幸使他郁郁寡欢。难道这是真的？真有这么惊人的悲惨故事？人的嫉妒真有那么强烈，竟会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可怕的情杀案：一个美丽无比的女孩，竟然会被她的继母所杀，又会被她的亲生父亲埋在地窖的角落里！简直骇人听闻，实在太可怕了。我还想问下去，但我想：何必问到底呢？听到一个带着民间丰富想象力的恐怖故事，不就足够了吗？
于是，我又骑上自行车，朝索瓦依埃尔望了最后一眼。那所凄惨的屋子在夜幕下张着一扇扇空空荡荡的窗子，就像死人的眼睛一样呆呆地瞪着我。秋风在老树间哀鸣。
二
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使我久久难忘，甚至变成了一种执拗的念头，老是折磨着我呢？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心理学问题。像这样的传说在乡间是很多的，这一个也同样不足为奇，但我尽管对自己这么说，仍然没用。我心里就是老惦记着那个死去的小姑娘，耳边老听到那凄惨的声音，那四十年来每天夜里都在那所阴森森的屋子里叫着可爱而可怜的昂什丽娜的名字的呼喊声。
开冬后的头两个月里，我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我想，像这样一件失踪案，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奇闻，当时只要稍稍走漏一点风声，报纸一定会奉为至宝的。我于是就到国立图书馆去查阅当时的报纸，但没有找到任何与此有关的线索。后来，我又去找当时在杜伊勒利宫里任过职的人了解，可没有一个人能给我明确的回答。我得到的仅仅是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虽然我对这件神秘的事情仍然无法忘怀，但要想查明真相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没想到，一天上午，我却意外地获得了新的线索。
我每隔两三个星期都要去拜访一次我所尊敬的而且和我亲密无间的老诗人v。他今年四月已经过世，死时将近七十岁。多年来，他由于两腿瘫痪，一直只能呆坐在阿萨街他的小书房里的一张沙发椅上。小书房的窗朝着卢森堡公园。他就坐在那儿，一天又一天地慢慢度过他充满梦幻的余生，凭着他那诗人的想象力为自己盖起一座远离尘世的理想之宫，而他就在这理想之宫里爱着、痛苦着。我们谁能忘记他那张清秀而和蔼的脸、那头像幼儿般的鬈曲的银发，和那双仍带着青春的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