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年代，这些东西和“变天账”没有太大区别。此事一旦被人知晓，很容易便被扣上一顶“梦想国民党###，留着国民党军用品以示迎接”的大帽子。这在张艺谋的心中再次投下浓重的阴影，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便有意和小伙伴们拉开距离。
他并非没有人玩，他有表姐，还有兄弟。更多的时间，他会和表姐泡在一起，表姐画仕女，他便画武士。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一定真的就喜欢干这件事，而是除了这件事之外没其他事可干。家里的家务活，他不想干，母亲也并不强迫他。和小伙伴们玩耍？真的没有几个知心的。最知心也最让他舒坦的，就是画中的那些武士。家里经济不宽裕，没有钱给他买纸笔颜料，他就将自己最初的作品留在黑板上，留在地上，留在电线杆上。没有笔和颜料，他就用粉笔画，用树枝画，用刀刻。
除了画画，张艺谋少年时还有一大爱好——看书。
那个时候，普通人家虽然没有余钱买书，却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借到书。张艺谋靠的是他母亲所在单位的图书馆，那里有大量藏书。张艺谋尤其迷恋那里的小说，还在初中阶段便看完了很多中外名著。每得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往往可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有一次，因为看书太投入，他竟在课堂上昏倒了，老师同学们急急地将他送进医院。张孝友就在医院工作，立即安排儿子住院。住在医院里的张艺谋却放不下正在看的书，一有机会就捧出来读。张孝友担心儿子身体有什么问题，找到了儿科的何教授替他诊断。岂知何教授跨进房间，看到张艺谋正捧着一本大厚书在啃，当即发起了脾气，说：“张大夫，你是怎么搞的，这么小的娃，你让他看这么厚的书，多费脑子呀！”张孝友了解儿子，只能无奈地笑笑。
张艺谋看书还有一个动力，那就是可以给同学们讲故事。
因为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欢和他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伙伴的认同。他看的书多，并且都能记住。他将自己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们自然就会接近他，甚至还会带着某种崇拜的心理依赖他。
张艺谋曾说：
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有时也想试着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人都是这样，自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地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一直是这样收缩性地做人，从小养成这样性格。在电影学院我是属于那种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不张扬，也紧张，自己害怕，自己总是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年龄、家庭出身，长期养成的习惯。其实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尽量把自己说圆一点，尽量不要让大家太多地看到我个人的这些方面，我一直必须低调……但是……我在电影的表现上，尤其在电影形式的表现上，极尽之能事，尽量把这个形势渲染得很极端。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别人分析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母亲张孝友谈到张艺谋在学校的情况时说：“艺谋能静心听课，是个很专心的人，像他爸，他爱学习，像我。所以，尽管他放学后老看小说，学习成绩还是很好。他每学期都有‘三好学生’奖状拿回来，我没给他保留，也从来没有贴在墙上，因为我感觉他就应该这样。你可能觉得我对孩子教育得不够，但艺谋到现在也不自负，我从来都没有培养他高人一等的感觉。”
有关这段经历，张艺谋本人说得非常实在。他说：
没有一个人小的时候不喜欢玩，我也一样，最喜欢光着身子在离家不远的一条河里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学后，虽不怎么用功，可我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常常让那些死用功的同学纳闷。当时班上常常组织一些学习经验交流会，每次都要求我发言。我走上讲台，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大家一样，上课听讲，下课做作业。为此很多同学还说我自私，不肯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我只有为此私下喊冤。
生命中包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内向的张艺谋绘画，看书，沉默，思考，这些时候也是在积蓄力量，正如他所说的，后来拍电影时力求表现形式上的极端等就是这种力量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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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手掌轻轻碰一下（1）
张艺谋说自己喜欢表现形式上的极端，其实也就是强调他对表现形式的追求。他对形式执著精神，整个电影圈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
张艺谋的第一次恋爱，也与形式有着极大的关系。
中学时，张艺谋读的是西安市第三十中学，在这里，他的绘画能力得到了老师的重视，让他负责班上的黑板报。
张艺谋在绘画方面无师自通，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当时的水平。“文革”开始时，张艺谋只是一名16岁的初中生，那时大街小巷贴满了毛主席像。张艺谋别出心裁，自己动手画了10张毛主席像，贴在自己家的门上。画毛主席像可不是一般水平的人能够完成的，如果他画得不像，他父亲张秉钧绝对不敢往墙上贴，何况还是贴在自家门上，过往来人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张艺谋对此也颇为自负，觉得自己这一能力在班上无人能敌。
但是，很快班上就有一位女生向他挑战了，这位女生名叫肖华，是一名转学生。
肖华的父亲是北京大兴县黄村人，母亲是河北安新县白洋淀人，两人先后到北京上大学，相识并且相爱，后来被分配到第一野战军并随军入川，辗转到达西安。
1951年肖华出生时，父母还没有转业，部队实行供给制，她由国家出资雇人抚养。肖华的弟弟出生后，父母便将肖华送到北京外婆家。小学快毕业时，父母曾想将她接回西安，可她不想离开已经熟悉的环境。直到1965年，肖华也不知怎么的，突然下定决心回到出生地。仅仅一个多星期，她便办完了户口和转学手续，独自一人乘火车前往西安。
肖华在北京读的是六年制中学，已经读完初一，到西安应该上初二。母亲开始给她找了所五年制中学，如果她去上初二，担心课程跟不上，再读一个初一，她又不愿意。于是，最终选择了西安市第三十中学，肖华就这样和张艺谋成了同学。
按照肖华自己的话说：“我相貌平平，又不大爱讲话，一开始总以为班上没人注意到我。”
事实肯定不是这样。肖华来自北京，那里是祖国的首都，她的到来给这所学校带来的冲击还是挺大的。这种冲击既来自肖华那一口京片子，也来自肖华的穿衣打扮和当地女孩完全不一样。
“后来渐渐地发现，每到老师提问我的时候，班上就特别的安静。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家有新鲜感，好奇；二是同学们爱听我说话的声音，爱听京腔。伴随着这个发现，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大的孤独感。因为刚来新学校我本来就胆怯，不爱回答问题，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专注地听我发言，就更加拘谨了。虽然这个学校要求同学们在课堂上讲普通话，但课后更多的时间大家都操陕西话和河南话，我却听不太懂，所以更没人和我谈得来。”肖华的这些话非常谦虚，但不难看出，她成了同学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更多是来自班里的男生，在这些孩子们眼里，她肯定不会是“相貌平平”。
肖华引起张艺谋注意，是从老师安排她参与班上出墙报的工作开始的。班主任组织了一个小组，她和张艺谋都是其中的成员。原来在这个小组中张艺谋显得特别自信，他认定整个班上没有人在这方面能够超越自己，不料肖华第一次交出的两张画就把张艺谋震住了。
肖华说：“一次老师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布置办专栏，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配每个人画两幅画。当专栏贴出来时，我画的那两幅画明显地超过了其他同学，同学们议论纷纷，我表面不露声色，心中得意得很。真想大声告诉他们：‘我从小学起就为全校和班里办壁报、办专栏，一两幅画算什么呢！’”
这两幅画让张艺谋产生了一些极其特别的想法：一方面，他从来都没想过竟然会有人在绘画方面超越自己；另一方面，肖华的绘画竟然引起了同学们的特别关注，也让他有丝丝醋意。他觉得这个女孩非常特别，目光开始更多地投向她。
肖华承认：“几乎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张艺谋。在我和同学们熟悉以后，我和班上所有的同学都交谈过，唯独没有和他单独面对面地讲过话。在他面前我感到心慌、不自然，所以尽量避免和他打照面，更不敢主动和他搭话。我发现他也是这样，每当我和别人说话时，他常常借故逗留在一旁，正像他和别人交谈时，我不由得支起耳朵听一样。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又不想让对方发现。”
在她的手掌轻轻碰一下（2）
其实，张艺谋有好几次想方设法主动接近肖华。
一次是学校组织学《毛选》小组。那个时代的学生全都经历过此事，和今天的各种课外学习小组差不多。不同的是，今天的课外活动按兴趣分组，而当时是以居住地为基础进行分组。分组名单宣布，肖华发现张艺谋和自己并不在同一个小组；心里颇有些失落。没料到，真正开始学习时，张艺谋突然出现在她这个小组，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肖华至今都不知道。因为张艺谋的意外出现，肖华开始惊喜，并且慌张。
有一次学习《毛选》时，张艺谋坐在了肖华身边，肖华就像浑身通电一般，整个人都在发抖。她在小组中担任记录工作，因为张艺谋坐在身边，她的心绪完全乱了，字都不会写了，只好将本子递给组长，说：“我记不了，让别人记吧。”组长大惑不解，以前不是记得很好吗，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张艺谋偏了偏头，在她耳边轻声说：“不要知难而退嘛。”如此一来，她更加慌了。
张艺谋到底使用了什么谋略才加入这个小组的，他本人一直不曾提及。或许时间太久，连他自己都忘了这档子事。但另一件事他记得非常清楚。
中小学都是固定座位，教室以课桌分组。肖华坐在第四排，张艺谋坐在第七排，两人中间隔着三排座位。一般来说，同桌或者前后排，说话的机会比较多。
张艺谋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回去对母亲说，自己可能近视了。母亲听说后，立即将他带到医院检查。面对视力表，张艺谋有意指示错误的方向，从而使得母亲相信他真的近视了。张孝友在儿子的要求下，特意去学校找了一次班主任。张艺谋是学校的好学生，是老师眼中的榜样，对于调座位这样的要求，老师自然会满足。老师甚至主动问他希望坐在哪一排。
“第五排。”他颇有些心怀鬼胎地说。
他其实是想坐第四排的，那样就和肖华同桌了。可是，他又担心这样做目的性太明显，害怕被人洞悉。
如此一来，坐在原来位置的女同学不满意了，拉着肖华，一起去找班主任。班主任向她们解释了一番，表示无可奈何。从那以后，肖华老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一盆炭火在烤着，时刻都是热烘烘的感觉。
为了追求肖华，张艺谋所花的心思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是班上的文体委员，为了能够更多地和肖华在一起，他便将肖华列入了班级女子篮球队的名单。肖华说，她其实并不喜欢体育运动，对于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那里，她感到非常奇怪。她有一种预感，这是张艺谋干的。
两人之间的事已经发生了很多，但肖华却说，她其实很长时间里一直还没有认真看过张艺谋。
肖华第一次仔仔细细打量张艺谋，是在一次大扫除的时候。她坐在窗台上擦玻璃，突然，肖华发现玻璃上映出了张艺谋的脸。原来他正站在她的身后和一位同学说话，不时朝她这边望上一眼。她通过玻璃看着他，他没有发现，她也就大胆无忌起来。
这块玻璃早就已经擦好了，可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张艺谋，肖华一直都在那里磨磨蹭蹭，直到自己都觉得都不好意思了，她才从窗台上跳下来。
一次，张艺谋和同学们打乒乓球，肖华骑着一辆新自行车过来，见张艺谋在那里，便支好自行车，站在一旁观看。张艺谋看到了肖华，打得更有劲，发挥得更出色。打完一盘，他胜了，得意地走近肖华。他是去和肖华说话的，可到底说什么，一时没有想好，只好无话找话：“你的新车子，别放在这儿，太阳晒了不好。”
肖华后来说：“我心里热热的，他不但注意到了我，还注意到了我的东西。不过车子真的怕晒吗？”尽管有疑问，肖华还是非常听话地将车子推到一边支好。
另一次是放学后，班干部留下来开会，散会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大家急急忙忙地往外走。肖华显得不紧不慢，在那里整理东西。张艺谋也颇有默契，同样拖到了最后。其实，他们是想趁着这机会多接触一下。肖华眼见教室里只剩下两个人了，不好再留在这里，背起书包，准备离开。张艺谋叫住了她，说是要将课堂上没收的一个调皮学生的物品交给她。
这是一个极其牵强的借口。肖华只不过是小组长，在班上不是什么大官；相比而言，张艺谋是文体委员，官比她大；课堂上没收的东西，原则上应该交给老师，至少也应该交给班长，而不是交给小组长。即使如此，肖华还是准备接受，她伸出自己的手。张艺谋将东西放在她手里时，在她的手掌中轻轻碰了一下。
肖华已经从中获得了张艺谋所要传达的信息，同时也被这信息弄得心慌意乱。她猛地惊了一下，急忙收回手，低下头，逃一般走出了教室。那个时刻的慌乱和脸红心跳，在以后的任何时候想起，都可能激情澎湃。不仅肖华将那一瞬间的触碰记了一辈子，张艺谋也是如此。后来他们无数次谈起当时的情景，张艺谋说：“我当时感到你的手又滑又凉。”
爱情的种子，在这两颗少年的心中迅猛地生长。
那个时代，学生是不准谈恋爱的，所以，长势虽猛，却仍然没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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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双尼龙丝袜（1）
前后一年时间里，张艺谋和肖华两人的这棵爱情树已经悄悄长成了。
1966年暑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肖华曾和同学们一起去省委门前看静坐，也去看大辩论。到了10月份，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她便串联去了。此后两年时间，她再没有见到张艺谋，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这两年时间里，张艺谋在干些什么，他本人没有谈起，别人也就无从知晓。从某种迹象分析，张艺谋画10张毛主席像，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杰作。
两年时间里没有肖华的消息，张艺谋没有停止对她的思念，没有停止打听她的消息。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肖华回到了西安。因为害怕“上山下乡”，她不敢出门，更不敢去找同学。第3天，肖华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着窗外，忽然听到敲门声。来的是同院的两个孩子，他们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