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个鬼脸，手在腰上比划着大木桶状，意思是他的妻子现在已经胖成这个样子了，又丑又粗。
老司机终于翻到了一张他同中国人合影的照片，他惊喜地嘟噜着，把照片凑近我，指着同他并肩合影的一个中国人，一字一板，清清楚楚地说出三个字，王德福！说完这三个字，他的大眼睛朝我流露出一种期待。我明白他是在问我认不认识这个王德福。我在心下一阵好笑，便比划着说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那么多的王德福，多得就和你们的娜达莎一样，我怎么会认识。
老司机当然弄不明白我比划些什么，但他却知道我不认识王德福，那两只大眼珠子一下暗淡无光。我补充着比划，说王德福现在也和你一样满脸胡子，我怎么认识！老司机这次看明白我的意思了，他陡然地笑起来，对着照片的王德福认真地看着。我心下想，你还在想什么王德福，说不定王德福就是因为和你有过来往，被打成苏修特务呢！
老司机大概猛然想起他是出租车司机了，便急急地合上影集，拉着我的胳膊往外走，说，马嘎晋！
老司机把我送到一个自由市场，并和我郑重握手道别，我发现他连车费都不要开车就走，便赶紧掏出一百卢布扔进车窗里，谁知老司机压根儿就不看一眼飘落在副驾驶座椅上的卢布，这倒使我有点后悔，其实扔给他五十卢布就不少了。
自由市场是在有轨电车站旁，在一面大木板墙的后面。我在木板墙外面走时，听不到一点声音，以为自由市场肯定不太兴旺，稀稀拉拉人不多。可万万想不到，当我走到木板墙的尽头时，竟吓了一跳，黑压压的足足有数千人挤在那里，五彩缤纷的商品铺在地上，摆在摊上，挂在空中拉绳上，还有些俄罗斯的小贩子没地方摆摊，就整齐地站成一排，全用双手擎着要卖的服装，静静地注视着顾客。
无论是买者卖者，全都一言不发地相互拥挤着，打量着，卖货的最大的动作是用生动的眼神探问，买货的也只是用挑剔的眼神回应。偌大的市场，成千人挤在一起，竟然悄无声息。这与我们中国吵嚷叫卖的市场相比，绝对地不可思议。
我觉得双成的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人家确实比咱有文化。
我在市场里挤来挤去，却偶尔也听到有叫嚷的声音，但你走过去一看，百分之九十九的是中国二道贩子。有个货摊很热闹，几个中国商贩正忙得满头大汗，他们一大麻袋一大麻袋地往货摊上扛着劣质的中国服装。其中有一个强悍的中国人在那里指挥，看来他是个头头，正在忘乎所以地叫喊着，驱使一部分商贩搬运，又喝令另一部分商贩摆摊卖货，他自己则带着几个身材强壮的家伙维持秩序。我这才发现维持秩序的全是打手，每人手里攥着皮鞭状的胶管和铁棍，面目凶恶。
。。
远东浪荡（8）
俄罗斯人都无声地围在四周，他们并没有显露出不满和愤怒，一个个却大瞪着眼珠子，朝麻袋里的货物投射出热切的目光。只要一批服装从麻袋里倒出来，他们就赶紧伸出手去挑拣。尽管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些粗制滥造的服装，但对商品匮乏的俄罗斯来说，还是等于雪中送炭。这些男男女女简直就像饿狼一样饥不择食，不一会儿，一大堆服装就被抢购一空。
那个指挥的头头身上挎着个巨大的书包，他正一把一把地往里面塞卢布。眼下，混乱的俄罗斯卢布大贬值，就像中弹的飞机从天上往下栽。你今天是百万富翁，可明天就变成十万，要是不赶紧花出去，后天就成一万了。所以，市场上的交易一张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商贩们有时接过一捆卢布，干脆连数也不数，只是掂一下分量。
不知为什么，那个头头注意到我的存在，他把巨大的挎包交给身旁的一个胖子，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我的跟前。
头头递给我一支烟，问我来倒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不倒。
他愣住了，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他妈的开的什么玩笑！
我说我是来探亲的，我有个舅舅早年跑到这里。
头头笑起来，说你舅舅绝对是傻瓜，怎么会跑到这个穷国家，要是跑到美国英国，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他说看起来你也不怎么精明，到俄罗斯这儿不倒点什么，那可就太亏了。他说他们是打着到俄罗斯来搞建筑的劳务公司的旗号，实际上是搞贸易。他说他下令每个劳务工人从中国带一百套假阿迪达斯运动服；他说他姓吴，是经理，那个胖子姓张，是书记。我说书记听你指挥，你这个经理比党大呀！
吴经理笑起来，说不听我的也不行呀，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会俄语。
吴经理又递给我一支烟，说你要是愿意，可以到我们公司干，你不是有个俄国舅舅吗，我们聘他当顾问。
我说我舅舅年纪大了，人也太老实。
吴经理突然有点紧张起来，他又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小子是不是安全局派来的特务？
我笑起来，因为看到这个刚刚气焰嚣张的吴经理，一下子就恐惧成这样，实在是忍俊不禁，不得不笑。
吴经理对我的笑更有点毛骨悚然，他赶紧转身跑回人群中，从胖子那里接过挎包，大把大把地往里塞起卢布来。
猛然间，我发现不远处有两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子并肩站在那里，一个擎着一件粉色的花裙子，一个擎着一双小巧的女式高革幼皮靴。微风吹过，扬起她们柔软的金发，我一下子愕然，那分明是阿卡莎娜和她的姐姐卡嘉。
五
望着电影明星般的两个金发女郎卖货，我绝对感到悲哀。卡嘉手里的粉色花裙子穿在卡嘉身上最合适不过，可她却要卖掉；阿卡莎娜手里小巧的皮靴更令我心疼，这明明是她心爱的东西，可她却盼望人们把它买去。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姐姐，三年自然灾害那年，母亲把她准备过年穿的小花衣服拿去换米吃。姐姐那年才六岁，哭着从母亲手里往回夺那件花衣服，最后又哭着把那花衣服送给母亲。我那时才四岁，竟能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母亲搂着姐姐一起掉泪的情景，至今还清清楚楚地在眼前闪现。那件花衣服换了十斤高粱米，母亲咬牙大方了一次，给我们做了一顿高粱米干饭。我吃得那个香呀，觉得要是再有几件花衣服多好，可以再多吃几顿高粱米干饭。
我几乎不敢看阿卡莎娜和卡嘉，坦率地说，我觉得我要哭。一个面目可憎的大胡子俄国人走到她俩身前，把那双小巧的皮靴子拿在手里，反复玩弄了好一阵，又用手指顺势挑起卡嘉手里的花裙子看了看，最后还是摇着脑袋走了。我为之又气愤又轻松，我真真地不希望两姐妹卖掉她们心爱的东西。
陡然，我想了个令我兴奋得发疯的办法。
我找到那个正忙碌搬货的一个中国劳务工人，我说我求你一件事，你去把那两个俄国女孩手里的货给我买来。
劳务工人有些惊讶，说你自己怎么不去买？我说我不会俄语，无法讨价还价。劳务工人笑了，他说用不着会俄语，用手指头比划就行。看到我的窘相，他还是走过去了。我躲在人群的后面，紧张而心疼地看着。那个劳务工人看来经常买卖，动作熟练地用指头在阿卡莎娜面前比划着。阿卡莎娜却不比划，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小小的计算器，在上面灵巧地敲出她要的价格，递给劳务工人看，劳务工人摇着头，也在计算器上敲了几下，阿卡莎娜看着计算器，便转过头去问她姐姐，卡嘉在计算器上又敲了起来。这样，小小的计算器在他们三个人之间递来递去。我心里却急得要命，在心下骂自己，应该告诉那个工人，用不着讨价还价。
最后，那个工人满脸得意的表情走到我跟前，说价钱谈好了，但人家不要卢布，只要美元或人民币。我说我只有人民币。他说人民币得二百八十元，皮靴二百元，花裙子八十元。这两个小黄毛挺厉害，张嘴就要五百元，我一直给压下来；他说俄罗斯人卖货从来不会要高价，价格多少就是多少，这两个小黄毛是跟咱中国人学狡猾了。
我听到小黄毛三个字，真想扇他的耳光，但这家伙却如此尽心尽力地给我省钱，我还不得不感谢他。我掏出三百元，说剩下的零头就算我的小意思了。那工人拿着钱又走回去。
远东浪荡（9）
当我的手里捧着小巧的皮靴子和花裙子时，激动得甚至双手发抖。我感觉到皮靴和花裙上有阿卡莎娜和卡嘉的温度，还闻到缕缕的芳香。想到阿卡莎娜雪白的小手在上面摩挲过，我也情不自禁地在小巧的皮靴上摩挲起来。
我到市场的边缘，坐在草地上，看到草地上竖着一些木雕，有的是慈祥的老头儿，有的是微笑的老太太，有的是神话中的妖魔鬼怪。我这才发现这里原来是儿童乐园。海参崴的街道到处都是这样的儿童乐园，现在全都残破不全或被占用。昔日辉煌的城市，会变成这个样子，确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一个丰满得可以说粗壮的马达姆走过来，比划着手势问我卖不卖手中的皮靴和花裙子。我赶忙“涅涅涅”地摇着头。她并不走开，却变魔术般地从身上掏出一件大号衬衣，表情极为生动地动员我买下这件大号衬衣，她比划着说穿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我继续“涅涅涅”地摇着头。她还是不走，又耐心地问我，多拉耶西（有美元吗）？印民鼻（人民币）？
我烦透了，只好郑重地大声“涅涅涅”了一通。马达姆毫不理解地耸着双肩，意思是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气呢！
马达姆刚走，就来了两个小骚达子（小兵）。他们兜售军装，是那种黑呢子的海军服，价钱便宜得令你吃惊，甚至一瓶酒就可以换一条黑呢军裤。双成曾警告我不能买军装，俄罗斯海关对军用品查得极严，而且一律没收。为此，军装在自由市场最卖不出价钱。两个小兵长得像两个可爱的洋娃娃，表情却慌里慌张，让你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军装是偷来的。
我烦不胜烦，只好离开自由市场。但手中有着小巧的皮靴和花裙子，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想我怎样去找她们，当面把这两件宝贝送还给她们。我想象着她们接到我送的礼物后，会怎样的惊讶和愉快。我最多是想象着阿卡莎娜，她比她姐姐更稚气更可爱。
美想之后我开始发慌，因为我这才意识到我找不到住处了。望着金发碧眼的行人，望着绝对不认识的俄文招牌，我完全像个瞎子和哑巴。我尽量让自己镇静，凭着我健壮的身体我可以走遍全城，总可以走到我住的旅社。于是我迈开双脚在大街上疾步如飞，正好借此饱览远东城市风光。我拣一条我认为可以走回住处的路，就一个劲儿地向前走。走着走着却更觉得陌生，然后换一条路走，然后再换一条路。海参崴是个顺着海湾拐来拐去的细长城市，而且路面起伏不平，走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累得气喘如牛。更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是在转圈子，所有的大板楼都似曾相见却又相当陌生。还有意想不到的刺激，因为一旦街上出现金发碧眼的俄国姑娘，我就觉得是阿卡莎娜或卡嘉。这使我不断地怦然心跳又不断地失望和沮丧。
我胡乱地走了若干个小时，一直到太阳偏西才不得不惊慌失措了。我后悔没在自由市场问那个会俄语的经理，可是现在我连自由市场也找不到了。
我记起我们住处有米黄色的公共汽车经过，便寻找公共汽车站。问题是所有的公共汽车全都是米黄色，我只好硬着头皮登上一辆。俄罗斯公共汽车没有售票员，也没有收票的，所有乘客都自觉掏票，并自己在车壁上的检票机上打孔。我有嘴不能言，有耳不会听，举目无亲，并感到所有乘客都在注视我这个中国人上车不打票。另外，我还必须留神车窗外的风景，一旦发现同我住处相似的地方好下车。车上乘客拥挤不堪，夹在浑身奶膻味的粗壮俄国人中间，我呼吸困难，焦头烂额。
一个面目慈善的俄国老人掏票打孔，我抓救命稻草似的，迅速掏出一张卢布票子给他，希望他能卖给我一张票。老人并未感到突然，大大方方地接过我的钱，转身朝另一个乘客肩头拍一下，那个乘客同样接过钱去拍另一个乘客，这样，一个乘客拍着一个乘客，我的那张卢布票子便在拥挤的人群里有序地传递到车头司机处。不一会儿，买的票和找的零钱又一个递一个地传回来。这一切都是在无声无息地进行，人们的动作那样自然，说明这种做法已经习惯。
我握着经过众多陌生人传递而来的车票和零钱，那沉甸甸的戈比硬币还仔细地包裹在纸钱里面，我真是感慨万千。公共汽车跑了两站，人挤得更厉害了，这时又有一个俄国妇女买票，于是为我买票的场面又默默重演。望着一只一只手有秩序地传递着一张卢布，望着所有毫不相识的乘客在做着同一件事，我想起一首歌——《让世界充满爱》。
幸运的是海参崴所有的公共汽车都围着细长的城市转圈子，只不过圈子大点小点而已，所以我很快找到住处。
双成见到我既满脸怒火又透着一种兴奋，他说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报警了！说着双成将门紧紧关上，问我身上总共有多少钱，全都拿出来。原来娜达莎的亲戚从莫斯科回到哈巴罗夫斯克，钻石和宝石的事办成了，今晚双成要和娜达莎乘火车去哈巴罗夫斯克取货。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是俄罗斯远东两个最大的城市，火车要跑十个多小时。娜达莎买的是双人间的包厢，双成很得意。他瞥见我手里的皮靴，眼睛一亮，说是高档货，你小子挺懂行呀！不过裙子不怎么样，款式太落后，国内就是白给也没人穿。
我说我是买阿卡莎娜姐妹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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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浪荡（10）
双成疑惑地看着我，他问我谁叫阿卡莎娜。
我说卖羚羊角的那个中国老头儿家。
双成说你他妈的脑子有病呀，那个老东西坏透了，他不是没有羚羊角，而是想卖高价，压根儿没有民族情谊。
瓦夏这时进来，他是来接双成和娜达莎去火车站的，娜达莎打扮得像要结婚似的，嘴唇红得像挨了一刀。
六
双成和娜达莎走后的第二天早晨，瓦夏一大早就来敲我的门，比比划划地说要拉我去兜风。我知道他是要我的酒喝，但我百无聊赖，正想要出去逛逛，便高兴地答应他，并慷慨地给了他两瓶白酒。瓦夏乐坏了，手舞足蹈地不知怎么感谢我，他在屋子里兴奋地转了两个圈，又火速地冲出去，竟然从什么地方找来一张市区导游图，上面用各种彩色图案标着海参崴市有多少家卖面包的商店，卖日用杂货的商店，卖艺术品金银珠宝的商店；还有多少家书店，电话亭，公园等。如此缺乏经济意识的地方会有这么一张美妙无比的导游图，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瓦夏从窗口指着城市边缘的一块绿地，那绿地紧靠着一个月牙形的海湾，要我到那里去玩，去喝啤酒，去游泳。瓦夏笨拙地比划着喝酒和双臂划动状，像个硕大的企鹅。
我突然勇气十足地喊了声，阿卡莎娜！
瓦夏愣了一下，我又重复着喊了一声。
瓦夏恍然大悟地欢呼起来，幽默地朝我又耸动眉毛又挤眼睛，并连喊了几声“哈拉少”。他赶紧打电话，手指极其熟练地按着号码键，可见他和阿卡莎娜家很熟。电话一下子就拨通了，瓦夏嘀里嘟噜地说着什么。
我屏息静气，心情相当紧张。
瓦夏继续嘀里嘟噜地说着，另一只手在生动地挥舞着。突然，他眼睛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