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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6）
第二点是，我提出的认识论变化还没有包括（也许永远不能）任何人和任何事。一些旧的媒介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如象形文字和装饰华美的手稿），与它们相关的规则和认知习惯也随之消失了，但其他形式的对话还将保留下来，如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所以，像电视这样的新媒介产生的认识论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考虑会有所帮助：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的符号环境也是一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们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我们不否认，现在仍有读者，仍有许多书在出版，但是书和阅读的功能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在曾经被认为铅字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校里，情况也未能例外。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能存在下去。像那些在有毒的河流中幸免于难的鱼儿以及那个仍在上面划船的人一样，我们的心中仍保留着过去那条清清小河的影子。
第三点是，我上面打的比方中，河流主要是指公众话语——对话所采用的政治、宗教、信息和商业的形式。我说的只是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而不是说它污染了一切。首先，我不断提醒自己，电视给那些老弱病残以及在汽车旅馆里饱尝孤独寂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和快乐。我也意识到电视在为大众提供一个电影院方面具有很大潜力（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有人提出，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它会让人们反对越南战争或种族歧视。对于这些好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之所以不愿被人误解为是在攻击电视，还有一个原因。任何稍稍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很显然，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明清楚的。但是，对于同种景况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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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1）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段来自迈克尔·威尔法尔的精彩引语。此人是德美浸礼会教派的创始人之一，与富兰克林相交多年。事情的起因是威尔法尔向富兰克林抱怨，说其他宗教派别的狂热分子四处散布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谣言，指责他们宣扬令人发指的教义，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子虚乌有的。富兰克林建议他们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认为这样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威尔法尔答复说，他的教友们曾经讨论过这样的做法，但是最终还是加以否决了。他用以下的这段话解释了他们的理由：
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初，上帝以启蒙人智为乐，他让我们意识到，有些我们尊为真理的其实是谬误，有些我们斥为谬误的却是真正的真理。他不时地为我们拨去迷雾，使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原则，改正自己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满足。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达到了发展的终极，是否达到了精神知识或神学知识的完满，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裹足不前，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那么我们的后人会效仿我们，认为我们——他们的前辈和创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不可丝毫背离的。1
富兰克林认为他们的这种谦逊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教派中是罕见的。我们当然可以用“谦逊”二字形容他们的态度，但这段话的意义远胜于此。它对于书面文字的认识论的批评可以同柏拉图的观点相媲美。摩西本人也许也会对这段话产生兴趣，虽然他未必能同意。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观点近乎制定了一条关于宗教话语的诫令：“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认为，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讨论结果的记录未能传之于世，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否则本书的观点——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将更为彰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讨论结果是殖民地时代的美利坚人质疑铅字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因为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利坚人比世界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赖铅字的力量。不管人们对于那些新英格兰的新居民们有过怎样的评述，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热诚而优秀的读者，他们的宗教情感、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都深深植根于印刷品这个媒介。
我们知道，随“五月花”号2进入美洲的行李中有几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圣经》和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我们可以猜想，对于驶向未知世界的移民们来说，后者得到的重视会更多。）我们也知道，在殖民地时代的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虽然当时的文化普及率很难估计，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多来自签名），在1640年到1700年之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1（在1681年到1697年之间，殖民地妇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约为62％。2）
不难理解，《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当然，耶稣的教义也可能是通过《圣经》以外的书得到推广的，例如1640年印刷的著名的《海湾州圣歌》，在当时该书被视为美洲的第一畅销书。但我们也不能认定这些人只读宗教书籍，那个时期的遗嘱记录表明，在1654年到1699年之间，米德尔塞克斯县60％的家庭拥有藏书，其中92％的家庭拥有《圣经》以外的书。3事实上，在1682年到1685年之间，波士顿最大的书商仅从一个英国书商那里就进口了3421册书，其中大多数都是非宗教书籍。如果有人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些书仅仅是住在北部殖民地的75000个居民的需求量，那么3421册书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更清楚了。4放在现代，相等的需求量就该是上千万册了。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2）
除了加尔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们能识文断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因素也能解释这些来到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对于铅字的痴迷。第一，既然17世纪英国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40％，我们可以猜测，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大多应来自英国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或阶层。5换句话说，他们热爱读书，相信到新的世界里读书仍然非常重要，就像在过去一样。第二，165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立语法学校。6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认为他的邪恶力量将被教育摧毁。当然，推行教育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从下面这首流行于17世纪的小诗可以略见一斑：
公立学校是知识的源泉，
学习是人们神圣的权利。1
真正统治这些人思想的并不是撒旦。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关于这个变化，路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2）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在殖民者们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他们的故乡——英国，就是一个学校之国。1660年以前，英国有444所学校，每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3）很明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地方（如罗德岛）或学校法规还不完善的地方（如新汉普希尔），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缓慢得多。
最后一点，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他们从自己的故国原封不动地搬来高深的文学传统。1736年，书商们大事宣传《旁观者》、《闲谈者》和斯梯尔的《卫报》。1738年出现了关于洛克《人类理解论》、蒲柏《荷马史诗》、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和德莱顿《寓言》的广告。4耶鲁大学校长德怀特曾精辟地描写过当时美洲的情况：
几乎每一种类型、每一种题材的书都已经有人为我们写就。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和大英帝国的人说着同一种语言，而且大多数时候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和他们之间的贸易关系长期为我们带来大量的书籍，艺术类、科学类以及文学类的书籍，这些书大大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1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就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2到1772年的时候，雅各布·杜谢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评论：“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3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3）
在这样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地方，托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识》能在当年3月之前卖掉10万册，也就不足为奇了4。如果是在1985年，那么一本书必须卖掉800万册（两个月之内）才能比得上当时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我们再看一看1776年3月的情况，霍华德·法斯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更让人叹服的数字：“没有人知道到底印了多少册，最保守的数字是30万册，也有人说是50万册。如果说当时300万人口需要印刷40万册书，那么今天的一本书需要卖掉2400万册才能比得上。”5在今天的美国，唯一能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力的传媒活动大概只有美国橄榄球超级杯赛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稍稍停顿一下，来谈谈托马斯·潘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他那个时代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教育程度。我特别想提出的一点是，虽然他出身低微，但他从来没有像莎士比亚一样被人质疑过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确实，我们对潘恩生平的了解要多于莎士比亚（虽然对潘恩的早期生活也知之甚少），我们也知道潘恩所受的正规教育远不如莎士比亚。在来美洲之前，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尽管有这样的不利条件，但是他的关于政治哲学和辩证法的著作观点明确，生命力经久不衰，丝毫不输（数量上也许不如）伏尔泰、罗素和包括柏克在内的同时代英国哲学家。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一个来自英国穷人阶级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胸衣制造商怎么可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时候，潘恩的教育背景会成为其敌人的攻击目标（他本人也因为这个缺陷而感到自卑），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样强有力的文章会出自一个普通人。
我们也应该提一下，潘恩影响力最大的这本书的全名是《常识——一个英国人所著》。这个副标题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人没有写过什么书，关于这一点，富兰克林解释说是因为美洲人忙于其他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但是，美洲人的忙碌并没有影响他们利用印刷机，甚至是为了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写的书而利用印刷机。美洲的第一台印刷机诞生在1638年，属于当时只有两年历史的哈佛大学。1之后不久，在没有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帮助下，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机。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因为那时在利物浦、伯明翰以及其他英国城市都不允许使用印刷机。2最早的印刷机用于印刷时事通讯，通常都是用廉价的纸张。也许我们可以说，美洲文学的滞后不是因为人们的惰性或英国文学的广泛流行，而是因为缺少优质的纸张。到了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还不得不用难看的纸片给他的将领们写信，他的急件甚至连信封都没有，因为纸实在是太宝贵了。1
但是到了17世纪末期，一种本土文学开始起步，这也同美洲文化对印刷术的偏爱不无关系。这里的文学当然指的是报纸。本杰明·哈里斯于1690年9月5日在波士顿出版了一份共三页的报纸，名叫《国内外要闻》。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涉足报纸。在哈里斯来美洲之前，他参与“揭露”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有关天主教徒屠杀新教教徒并纵火伦敦的阴谋。他在伦敦的报纸《伦敦邮报》上揭露了“教皇的阴谋”，结果天主教徒受到残酷的*。2哈里斯对于谎言已是司空见惯，他在《国内外要闻》的内容说明中提到，报纸对于抗击盛行于波士顿的谎言是非常必要的。他用以下的话作为内容说明的总结：“喜欢我这个提议的人可能会因此承担罪名。”哈里斯的这种猜测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期的《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