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没有学问办事也比张强。当袁氏幕僚将此话得意地转述给辜听时，辜鸿铭当即反击说：“当然，这要看办的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之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是用不着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在另外的场合，他又公开说：“人家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辜对袁是如此憎恶，以至于1916年袁世凯称帝不成，气绝身亡，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举哀、停止娱乐活动三天时，辜鸿铭存心作对，偏要请来戏班，在家中大办堂会，邀请中外好友数十人同乐，锣鼓喧天大闹了三天三夜，也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
辜鸿铭骂人不分对象，不避场合，谁都敢骂，有时还真有点替老百姓出怨气的意味。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大典，铺张扬厉，大宴群僚，并唱新编《爱国歌》。辜心里不快，在饭桌上对学监梁鼎芬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没听有人唱《爱民歌》的。”梁说：“你为什么不试编一首？”辜氏沉吟一会说：“我已得4句好词，不知大家想不想听？”众人说：“愿听。”辜于是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还有一次在北京一个有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出席的宴会上，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道：“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辜不仅讲话骂人，写文章也骂。在一篇英文文章里他讽刺说：“什么是天堂？天堂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而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宣称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辜鸿铭这些话骂得真是淋漓痛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老大中华末了的代表”——辜鸿铭（4）
骂人之外，最能体现他智慧的是其机智和幽默的诡辩。他的诡辩诙谐、戏谑，经常让人难以反驳。如他反对新文学、白话文，尤其反对将中国古文视为“死文学”。他说：“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要比烤鸡消耗得多。但是，我们决不能只因为后者比较稀少，而说它没有前者那么美味可口而富于营养价值，且认为我们都该只吃面包和果酱！”又如对于辫子，人家问他，满清专制早已推翻，怎么还留着辫子呢？他则振振有辞：“这是我个人独有的审美观念，和政治思想无关。”他还说：“中国的存亡，主要在于道德，而不在于辫子。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去了辫子，如果国家果能强盛，则去之也未尝不可。否则我决定不剪辫。此系我个人自由，不劳动问！”这一套理由真是堂而皇之的了。最有趣的是他关于纳妾的一系列理论。五四前后，提倡新道德，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纳妾。而辜氏认为这是大大的荒谬，是“中国人不识货，把古董卖给了外国人”。他说，男人纳妾是很必要的，理由是：“‘妾’就是‘立女’嘛！其妙用就在于男子疲倦之时，有女立其旁，可作扶手拐杖之用也。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妾是男人累了的扶手，男人怎么能缺呢？有外国人说一夫多妻，太不人道。辜鸿铭反驳道：“这有什么稀奇？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配上几只茶杯，不是中西同理，很自然的事吗？而且中国人纳妾是光明正大的，不像你们西方人偷着养情人。”说来倒是西方人更加不是了。又一次，有外国女士反驳辜氏理论，既然男的可以纳妾，女的也可以多夫，这样才平等。辜氏听了，大摇其头，期期以为不可：“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他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洋车，还是汽车？”妇人答道：“汽车。”辜说：“那可不！汽车有4个轮胎，请问府上可备有4副打气筒？”如此谬论，举座大笑。辜氏这一套茶壶、轮胎、打气筒的理论虽然不合正道，但他能如此脱口成章，妙语解颐，却也无人能及。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热恋时，她对徐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老的比喻来作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或打气筒，你是我的牙刷。茶壶、打气筒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啊！”此语或可拿来一驳辜鸿铭的谬理歪说。
以上所述辜老先生的种种古怪之处，自然不能做大师标准的，大师首先是要有大学问、大学术的。辜之所以堪称大师，首先从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数种语言来说，在国内就属凤毛麟角，尤其是他的英文，极其漂亮，写成文章，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道，连英国人都点头称叹。他一生著述很多也很有份量：中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公幕府纪闻》，英文著作有《春秋大义》（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又译为《中国人的精神》）、《尊王篇》（PaperFromAViceroy’sYamen）、《清流传》（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又译为《中国的牛津运动》），还有《中国问题他日录》、《日俄战争之道德缘由》、《辜鸿铭文集》（日本讲演集）、英译本《论语》、《中庸》及英汉合璧本《痴汉骑马歌》等，内容涉及到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及中国古典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春秋大义》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分析，批驳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明的攻击，提出中国文化是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清流传》介绍了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从清流到洋务的历史转变和实绩，已成为公认的研究中国近代的重要参考书。他第一次用英文和德文翻译《论语》、《中庸》，使西方人对儒学有了新的认识，在欧美掀起了研究汉学的热潮，这也使辜成为世界知名的文化学人，以至泰戈尔、托尔斯泰、毛姆等纷纷与他通信结交、切磋观点，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得斯专著长文介绍，使他在欧洲的名声比故宫三大殿还要响。辜鸿铭还曾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实事求是地讲，他扮演了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大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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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政治所误的经学大师——刘师培（1）
除了怪胎辜鸿铭，周作人还曾说：“北大教授中畸人，第二个大概要推刘申叔了吧。”他口中的刘申叔，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师培。刘师培，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生于1884年，病死于1919年。刘师培虽然英年早逝，可是早已名满天下，是全国公认的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
刘师培的学问有家学渊源，其曾祖父刘文淇，以治《春秋左氏传》而闻名于清代道、咸、同、光四朝。他自幼天资聪颖，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8岁开始学《周易》，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诗，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岁中举。如果他循此道路走下去，也许会前程似锦，但他最早却是以少年革命家而闻名的。20岁那年，刘师培赴京会试不中，回家经过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投身反清运动，遂取光复汉族之意，改名刘光汉。
1905年，刘师培的兴趣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年2月，他与邓实等在上海创办了《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通过作文字，“谈学术而兼涉革命”，通过国粹宣传达到反清宣传的目的。这一时期，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系列重要文章，如《国学发微》、《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近儒学术系统论》、《古学起源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中国哲学起源考》、《孔学真论》、《王学释疑》等，奠定了他的国学大师的地位。这时的刘师培才20岁出头，就已经与另一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齐名，人称国学界“二叔”（章号枚叔，刘号申叔），并被称为“中国经学第一人”。
1906年春，刘师培到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等地的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此后，他先与蔡元培合办《俄事警闻》，后任《警钟日报》主笔，参加光复会，出版《中国民族志》、《攘书》，发表《黄帝纪年论》、《论激烈的好处》，主张激烈破坏，攘除清廷，光复汉族，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表现了年轻人敢作敢为的豪气，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刘师培毕竟不是一个能够安分守己的人，他似乎并不想只做一个革命学人。1907年2月在日本结识了幸德秋水等人后，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1907年6月，刘师培在东京与夫人何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这是在东方第一个系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刊物，刘师培也因此成为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同时，他还发起组织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农民疾苦，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面包与自由》、《总同盟罢工》等著作，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他自己还写了《社会革命大风潮》、《政府者万恶之源也》、《毁家论》、《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等长短论著，极力鼓吹无政府主义，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1907年，也许对革命前途信心不足，加上清廷的收买，刘师培竟又背叛同盟会，做了端方的探子，出卖同志，为革命党人所不齿。鲁迅讥之为“侦心探龙”。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在四川被杀，刘师培亦被湖北军政当局拘捕。后来还是通过蔡元培、章太炎等向孙中山求情，而孙中山亦很佩服刘的学问，以“崇硕学”向湖北方面疏通，他才得以保全性命最后获释。获释后，他仍怕革命党人找他算账，（因快枪手王金发等极其厌恶刘师培出卖同志的行径，曾刺杀了刘的同谋加表弟汪公权），乃“躲进小楼成一统”，也不及向章太炎等老朋友打个招呼就在北京隐居起来，害得蔡元培和章太炎急得一起在报纸上刊登《寻找刘申叔启事》：“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小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 最好的txt下载网
2。为政治所误的经学大师——刘师培（2）
这一方面表明了刘之学问的高深，深得章、蔡等人佩服，另一方面，也看出章太炎等不念旧恶，希望他吸取教训，专心治学。可是刘师培仍对政治感兴趣，很快投靠了袁世凯，担任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员。
刘师培虽然臭名昭著，但平心而论，在民初几年，他还是尽力为学的。据说那时他住在北京的白庙胡同大同公寓，因为一心向学，加上颇为潦倒，所以不修边幅，衣履不振，蓬首垢面。一天，教育部老朋友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吃馒头，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因专心看书，把馒头蘸到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像一个活鬼。不久，随着袁世凯谋复帝制，刘师培又活跃起来，不仅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写文章为袁恢复帝制大唱赞歌，还被袁称为“上大夫”。但很快袁世凯一命呜呼，他又困居天津，后经章太炎推荐，1918年到北大国文系任教授。不过他似乎对蔡元培仍不感激，明知蔡元培主张新文化的，偏又和辜鸿铭、黄侃等拉拢一批人组织《国故》月刊，同新派唱对台戏。据说那时刘师培的家是很热闹的，不少旧派都聚集到他那里商议如何同新派较量。此时他的肺病已经很重，1919年就去世了。
刘师培在北大是名人，一方面是他在进北大之前已很有名，另一方面是在北大时他也做出一些令人称奇的事。从好的方面说，他的学问文章倾倒无数青年，令人刮目相看。刘师培讲课是受学生欢迎的，他看的书多，记忆力又好，上课从来不带讲义或卡片，两手空空上讲台，坐下就讲，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他记忆力之好，还可从另一件事得到佐证。据称，刘在北大上课时，因书籍不在身边，又需参考典籍，便写信到扬州仪征家里，说明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刘师培文笔也非常出色，做起文章来，下笔千言，立马可待。这样的才情，自然深得师生钦佩，以至于狂傲不可一世、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在他面前也只能老老实实，最后干脆拜他为师。这时刘的另一弟子刘文典也在北大任教授，年轻有为，也可作为刘申叔有学问的有力证据。从不好的方面说，则是刘师培不思进取，仍站在新事物的反面，以病弱之躯，强作北大守旧营垒的中坚，在林纾与蔡元培的大战中瞎掺乎，得到社会上守旧人物的喝彩，当然在新派人物中也就知名了。
作为一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吸收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并运用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例如，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鲁迅先生在1928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
关于刘申叔的字，的确叫人啼笑皆非，那是写得又丑又怪，毫无章法。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几乎与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即周作人）就是第二名了。”其实周作人也得不了第二，辜鸿铭应是第二，因辜的字缺笔少点，正与刘师培写字妄加连笔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妙的是刘师培写字丑不说，他自己还认为挺美，有时候他夫人何震讥笑他，他还不服，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一度他还有卖字的想法，征询于黄侃，黄侃想笑不敢笑，只得说：“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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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1）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出名的“大疯子”，一个是被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即前述“刘疯子”刘师培，还有一个“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