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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曾谦虚地说，他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学无专门，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其实他创作的歌谣、童话、神话，对民俗的搜寻及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是学者所做的有开创性的专门工作，况且他一直是北大文科的教授。他说他只学得几句希腊文和日文，但他翻译那些希腊神话和日本文学作品的工作，却不是一般的懂希腊文和日语的人能做得到的。他自认为最不行的是英语，但他可以毫无障碍地通读蔼理士的英文性心理学原著。周作人的“杂”，深不可测。
再说周作人平时行事，也是一团和气，以恕道待人。在北京大学，他是以态度温和而著名的。在相貌上，周作人中等身材，穿着长袍，面庞稍圆，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他对于来访者也是一律不拒，客气接待，与来客对坐椅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说话，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高声呵斥。据说有个时期，他家有个下人，负责里外采购等事务。那人手脚不太干净，常常假公济私，揩点儿油水。当时用钱，要把银元换成铜币，时价是1银元换铜币460个。一次周作人与同事聊天谈及，坚持认为时价是换200个铜币，并说是他的家人一向就这样与他兑换的。众人于是笑说他受了骗。他回家一调查，不仅如此，还有把整包大米也偷走的事。他没有办法，一再鼓起勇气，把下人请来，委婉和气地说：“因为家道不济，没有许多事做，希望你另谋高就吧。”不知下人怎么个想法，忽然跪倒，求饶的话还没出口，周作人便已大惊，赶紧上前扶起，说：“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又有一次，一个北大旧学生穷得没办法，找他帮忙谋个职业。一次去问时，恰逢屋里有客，门房便挡了驾。学生疑惑周在回避推托，气不打一处来，便站在门口耍起泼来，张口大骂，声音高得足以让里屋也听得清清楚楚。谁也没想到，过了三五天，那学生竟意外从周处得到了一份工作。有人问周作人，他这样大骂你你反而还帮他，是何道理？他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可见他境况确实不好，太值得同情了。
他不仅有儒者的宽容，且有儒者的细致严谨。他的书籍总是放得整整齐齐，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在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给人寄书，用纸包好付邮，一定是有棱有角、整整齐齐，甚至友人送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放在里边。
周作人有名，弟子也有名，朱自清、俞平伯、废名（冯文炳）这三人号称“京兆布衣三大弟子”，均以散文、小品文著名。朱以《背影》名噪文坛；俞以《红楼梦》研究成家；冯是小说《桃园》作者。三弟子为文做人，均与其师极为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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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的大儒——梁漱溟（1）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这诸多称号哪一个才算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中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而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梁漱溟的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且他也有过几件差不多能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东西文化论争、乡村建设运动、调和国共矛盾、跟毛泽东吵架、反对批孔，任何一件都可使他成为名人。梁漱溟一向外表严肃，在公共场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学家风度。他一生讲儒家哲学，总是为至圣先师孔子辩护，因而西方人送他一顶“最后的儒家”的高帽子，但他却不承认。他说他虽讲儒学，但终生吃素，属佛家一途。他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也许天生就不该是个俗人，梁漱溟从小就与众不同。中学时代，他便常以伟人自居，“傲视群小。”据说当初在顺天中学时，他就目中无人，目空一切，唯一佩服的是一个同学，叫郭晓峰，最后因崇拜之极，干脆尊之为师。平时与郭闲话，梁均作记录，最后辑录成册，题为《郭师语录》。同学讥之为“梁贤人、郭圣人”。1911年梁中学毕业后，曾加入同盟会，做革命党，后又接受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并热情宣传。但现实的黑暗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异常，曾决绝自杀（未遂）。在他自杀得救的一刹那间，他突然觉得社会主义还不中用，于是一转身而投入佛家怀抱。从20岁开始，他就研习佛典，归心佛法，吃素准备当和尚了。
1916年，梁漱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穷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文中以西洋近世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遭当时许多人激赏。蔡元培请他到北大去讲印度哲学。1917年下学期，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登上了北大的讲堂，年龄只有24岁，比当时许多学生还小。当时他曾向蔡元培和陈独秀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先讲佛学，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后又开了唯识哲学课，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征求研究东方文化的合作者，开“孔子哲学研究会”，与当时宣传西方文化（欧化）者公开对垒。正当梁漱溟在佛学领域大显身手时，1918年1月8日，乃父梁济却突然去向阎罗王爷报到，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这件事更彻底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观。
梁济自沉是当年有影响的大事件，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后来的王国维自杀，尽管梁济远不如王国维名气大。梁济自沉前也留下了令人沉思的遗书，其中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的“以身殉道的信念和决心”，在当时新旧两派人物中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都对他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敬意。梁漱溟受到的冲击也很大，其父“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的意念激发了他少年时即心忧天下的宿根。实际上梁漱溟尽管心在佛学，但一直并未完全出世，如他1918年出游湘鄂遇兵祸后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则完全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外王”之言了。
2。最后的大儒——梁漱溟（2）
此后梁漱溟由佛转儒。1920年秋，他开始“归宗儒家”，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发扬儒家思想。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引起文化界的大论战，此书几年内连续再版，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梁漱溟也日渐成名。再往后，他又在北大讲《孔学绎旨》，一心一意发挥孔学。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教职，经过短期的办学经历后，开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的文化学术思想付诸实践，其间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重要著作，既是讲政治也是讲文化。此后无论在政坛颠簸，还是闭户思索，梁漱溟的思想变化并不太大。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要义》、80年代的《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历史空间再也没有给梁漱溟“知行合一”的机会。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中国现代最有个性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曾说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却讲了孔家哲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在他身上，这样的矛盾还有很多，如自称佛家，却大半过着儒家的生活；身为学人，却是国共两个时代政权的座上客，但往往又是不受欢迎的座上客。
梁漱溟向来为人孤傲，不识时务，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建国后仍本性不改，因而便有了在国务会议上顶撞毛泽东的事情发生。再到后来“四凶”横行，要“批林批孔”，慕名找上门来，希望他老先生披挂上阵做一枪手。你听他说啥？批林可以，批孔不行。于是人家硬要他讲，他便讲《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评价孔子？》，批评少赞扬多，气得人家干瞪眼。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不仅因为他首先站出来为孔子学说进行辩护，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文化思想体系，而且还在于他笃言笃行，行其所信，至死不变。他一生特立独行，不随流俗，既使面临险境亦不易其操，这是真儒的品格。此举两例以资证明。
一是关于他的思想。梁漱溟从不掩饰他想些什么，他说的，他写的，也就是他想的，而不管别人怎么看。1941年圣诞节，日本袭击香港，滞留香港的梁漱溟装成渔夫，九死一生地脱离虎口，在安全抵达广西后，他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这一番话，连他的密友熊十力在内的评论人均不以为然，认为疯狂之极，而梁漱溟则回答友人道：“狂则有之，疯则未也。”这便是梁漱溟的真。他曾自述，“夸大与执拗”这两点似乎是他生命中的要素，最多也就是从他的长处而来的流弊而已。这话也只有梁漱溟敢说，才有资格说。
二是关于生活。梁漱溟说他信奉佛教，他吃素，但他也结婚，把结婚看作儒家生活方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1921年冬，梁漱溟娶了一个朋友的妻妹，婚姻的开始显然缺少浪漫色彩，所以梁漱溟后来从不讳言他对其他女性的向往。但后来岁月似乎使琴瑟合鸣起来。而正当一个先结婚后恋爱的故事演绎到快要接近高潮时，1934年，他的这一位夫人竟撒手而去。夫人去后的第三天，梁漱溟作了一篇至为委婉而颇多自责的长悼文，后来又写了一首平淡而哀婉的诗，很有点像是庄老夫子夫人去世时的鼓盆而歌。诗是这样写的：
我和她结婚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齐家”之时不忘“治国”，连夫人去世时也是如此，这又是梁漱溟的本色。当时梁漱溟决心不续娶，全身心地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
但当神秘的爱情再次光顾梁漱溟的心里时，梁漱溟并没有像假道学那样虚伪地拒绝。1943年夏，梁漱溟在广西桂林偶然遇到了比他小6岁的陈淑芬女士，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梁漱溟的爱情成为广西全省的著名新闻，桂林的报纸以幽默的语调大量地报道了这段颇具浪漫情调的恋情。“究竟谁追求谁？”这是穿梭于陈女士和梁先生之间的记者们关注的焦点。而陈女士毫不掩饰她俘获梁漱溟的兴奋。“是他深深地感动了我”，“敲开了我的心灵的大门”，她这样说。当时桂林满城风传梁漱溟在留胡子，以便在他的爱人面前显得更像男子汉。梁漱溟则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漱溟的朋友们也对此事大肆渲染，他们逗趣说：“梁漱溟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耀。”
一生行事不同俗流的梁漱溟，恋爱结婚却与普通人无所区别。在婚礼上，梁漱溟还给来宾唱了一段“黄天霸”。一段唱完，他便挽着新娘，对来宾说了句道白“我去也”，兴冲冲地走了。
梁漱溟一生风雨如晦，嫉恶如仇，多遭当局嫌恶，却能以九十高寿方才驾鹤西游，命也？运也？抑或是他修身养性达到炉火纯青以至刀枪不入？
3。哲学狂者——熊十力（1）
1968年5月23日，“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在上海，有一位85岁的老人悄然辞世。他就是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熊十力的去世，对当时狂热而浮燥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几乎没有一点儿影响，更无所谓什么震动，但在海外却掀起了悼念的热潮。港台的学者甚至称熊十力的去世“是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当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由同样85岁的汉密尔顿（）博士为他撰写小传，称熊十力是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佛学、儒家与西方三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岗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他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晚年号黄岗逸翁、漆园老人，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蒙尘最厚、最不为人所知的哲学家之一。
熊十力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11岁丧父，曾以牧羊、卖咸鱼、耕地为生，但无论怎样贫苦，他都随兄读书不辍，小小年纪，即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信。他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他读书读到陈白沙之“禽兽说”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这一顿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腐败，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自警，因深受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著作和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论述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投笔从戎，参加湖北新军。此间，他先后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参与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