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桌献右部梢圆灰 �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钱穆思想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学术著作的高产时期。他的传世之作，多生成于这忧患的时代。他于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著名史学著作《国史大纲》。40年代，钱穆还花大力气编写了《清儒学案》，全书计四五十万字，字字都是他亲手抄写。可惜在抗战胜利时，书稿装船返南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人们只能从事先发表的书序中得窥此书的概要了。从《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到《国史大纲》诸书，钱穆以自己不朽的著作无可争辩地跻身于国学大师的行列。
钱穆治学不盲从，一心本其为天下宏道的责任感和爱国热忱，发抒其困心衡虑所得，这种治学态度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治经学，敢向康有为挑战；治先秦诸子，敢与章太炎、梁启超论短长；讲近300年学术史，根本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另起炉灶；研究历史，在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思潮盛行之时，他打起信古的旗号，重整了中国历史连绵不断的生命脉络。钱穆对待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据说《先秦诸子系年》写成时，先送清华大学出版，但清华有人指责其体裁不当，建议改撰，钱穆二话不说，转送商务印书馆。《国史大纲》写完后，国民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钱穆坚决不从，经多次争执，终于依原稿出版。
多少了解点儿中国近现代科教史况的人都会惊羡于钱姓人家人才辈出。现代中国物理学界最出名的“三钱”（三强、学森、伟长）都是需仰视才能窥其一鳞半爪的人中之龙，这姑且先不去说，就说跟钱穆同时代的钱姓同事。这个人叫钱基博，钱基博比钱穆扬名来得还要早，1927年，钱穆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国学概论》，还要拉大旗做虎皮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其时还只是十七八岁的毛孩子，正像小王勃之与宴滕王阁，受命也不谦逊，即刻挥笔，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便签上大名。那时钱穆也还年轻，大概小钱基博10多岁，而比起钟书，又长了10多岁。二钱家的关系一时又不好查对宗谱，所以就按年龄来称呼。钱穆见了钱基博尊称叔父，钱基博稀里糊涂地又命儿子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这也许又算得上读书人算糊涂账的一段笑话吧。而钱伟长则真真切切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子了。“钱伟长”的大名即钱穆所命。后来钱伟长考入清华，由历史系转物理系，费尽周折，最后还是托叔父做清华理学院长叶企孙先生工作才如愿以偿。
钱穆解放后去了香港，在那里创办新亚书院，后应蒋介石之邀定居台北，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去逝。这位被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或“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故去，也可以说是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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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书香世家之三沈二马（1）
在中国近现代高教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各高校教授关系颇为复杂。比如师傅徒弟共同任教的，有北大的陈介石与马叙伦；也有父子先后在一校任教的，像清华的梁启超与梁思成；师兄弟相互提携，一起任教的也很多，如五四前后的章太炎门下弟子，在北大就有那么好几位。至于兄弟同执教鞭于一校的就更多了，前面说过的周树人兄弟，读者诸君已是知道的了，其实还有很著名的“三沈二马”也是北大教授中有名的兄弟同校执教。
“三沈”即有名的沈家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二马”即有名的马家二兄弟，马裕藻（幼渔）和马衡（叔平）（有人曾严格计算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北大教师，此时马衡尚未进北大，便拿马夷初来充数）。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在北京知识分子中间本来就有些名气，加上又都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北大任教，且都是浙江人，因而更有影响。
沈家兄弟中沈尹默进北大最早，所以资格老，实力大，但也并不守旧，而且很有改革思想。陈独秀进北大任文科学长，少不了他的举荐之功。他办事沉着，多思虑，又很讲究方法，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都很起带头作用。1917年北大实行改革，也有他一份功劳。北大的朋友们送他一个绰号叫“鬼谷子”，他也欣然接受了，并不以为这名号有阴谋家的嫌疑。沈尹默是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最初进校时想教小说，后来却讲起了历史。他国文基础好，诗文俱佳，古诗新诗都在行，被誉为国内五四运动前作新体诗之第一人（国外第一为胡适）。因旧诗作得好，他被列为南社社员，但他却极力否认，谓此乃柳亚子强拉，本人未曾同意。沈尹默能书，一度因求书者太多，无暇应付，蛰居上海钱须弥家借以躲避。他在书法理论上亦有造诣，曾有一妙喻：“书法虽无色，而有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但最初时，他的书法还曾得过陈独秀的无情嘲笑。有人演绎说因此沈、陈有了矛盾，后来沈阴谋搞派系斗争，从北大挤兑走了陈独秀。这是没有根据的。据沈尹默《书法漫谈》一书所记，他“25岁左右回到杭州，遇见了一个姓陈的朋友，他第一面和我交谈，开口便这样说：‘我昨天在刘三那里，看见了你一首诗，诗很好，但是字其俗在骨。’我初听了，实在有些刺耳，继而细想一想，他的话很有理由，我是受过了黄自元的毒，再沾染上一点仇老的习气。那时，自己既不善于悬腕，又喜欢用长锋羊毫，更显得拖拖沓沓地不受看。陈姓朋友所说的是药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个时候，立志要改正以往的种种错误，先从执笔改起，每天清早起来，就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腕并起地执着笔，用方尺大的毛边纸，临写汉碑，每纸写一个大字，用淡墨写，一张一张地丢在地上，写完100张，下面的纸已经干透了，再拿起来临写4个字，以后再随便在这写过的纸上练习行草，如是不间断者两年多。”
第二“沈”是沈兼士，他是沈尹默的老弟，曾留学日本学物理学，但兴趣却在国学的“小学”，也在东京听过章太炎讲学，算是章门弟子。
本来沈尹默和沈兼士是同时去日本自费留学的，后因家境不好，沈尹默先回。国内盛传尹默也是太炎弟子，沈尹默也硬着头皮，挂着太炎门生的招牌进了北大。沈兼士比沈尹默稍晚进的北大，后来结识史学家陈垣，二人相互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后来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后，沈兼士于是离开北大去辅仁任文学院长去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5。书香世家之三沈二马（2）
沈兼士的学术贡献主要在语言文字领域。他曾经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汉字省体委员会的委员、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建立汉语字族学方面，他著有《广韵声系》一书，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广韵声系》是其从汉字读音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代表作，而《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1933年）一文则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著作。他认为右文说的作用在训诂学上可比较字义，把握语言的变化，而不致拘于汉字的形体，还可探寻语根。他研究右文说，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的关系，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可启发后人注意对汉语语根之源的探讨，为汉语语源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了进一步研究音符，他还著有《声训论》，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义类，可证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确立汉语的字族。《广韵异读字研究序》一文则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字数音现象和古代有无四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汉语自古就有声调，声调变动是汉语单音节词最容易发生的必然现象，古代字音的声调本来就是流动不居的。他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二个倾向：一为意符字之研究，一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问题有三：曰文字画，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曰意通换读；音符之问题亦有三：曰右文说之推阐，曰声训，曰一字异读辨。二者要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此外，他还著有一些研究具体某个汉字的字族的论文及《段砚斋杂文》等。
第三“沈”是沈士远，他曾任北大的庶务主任，他进北大比较晚，名气也没有前二沈大，但他却是尹默、兼士二人的大哥。
周作人称他人很直爽，有北方人的性格。钱玄同曾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地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沈士远在北大有一绰号叫“沈天下”，原因是他最初在北大教预科国文时，讲解十分仔细，仅《庄子？天下篇》，就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完，于是北大同学们便送他这一雅号。
马家兄弟当时在北平的不止两个，而是九个，称“二马”是太嫌少了，应该叫“马家军”才对。九马到后来留存下来的也还有五马。在北大任教的马家兄弟也不止两个，而是三个。他们是老二马幼渔（裕藻）、老四马衡（叔平）和老九马廉（隅卿）。
马幼渔进北大最早，约在民国初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他是北大的留平教授，抗战没有胜利他就去世了。他早年留日，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之一，在北大国文系教文字学的音韵部分。
在一般人心目中，马幼渔是好好先生，性格平和，对人很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他与旧友谈天虽喜诙谐，但自己不善剧谈，只是旁听微笑而已。不过千万不要认为马二先生和蔼便不会发脾气，那就错了。在北大，他的脾气和他的老实是一样有名的。他很容易被激怒，在校评议会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尤其是一些“正人君子”的小花招，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从这一点看来，他的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他律己极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超过限度，便要晴转多云，甚至下雷阵雨的。例如，在他当北大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他家的某个亲戚报考北大。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那人在马幼渔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二先生听了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正是因为这点，马二先生被人讽刺说他跟太炎仅学得其糊涂，一点儿不通人情世故。但也许还是因为这一点，每次换届选举，北大国文系教授还是把他这个讲课艺术平平、往往讲得学生昏昏欲睡的平庸者推举为他们的领头羊，做了终身系主任。
5。书香世家之三沈二马（3）
马幼渔先生因有一位贤内助，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课堂上向学生们透露一些家居琐事，以至到了下次上课时，便有另一班捣乱的女学生提出：“老师，这一班还请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弄得老马很是为难，只得嘿嘿一笑，翻开讲义来，模糊过去。
老马虽非老蚌，却也能孕出新珠。他有一个极漂亮聪明的女儿，取名马珏，20世纪30年代也在北大政治系读书，被公推为校花。于是马幼渔先生经常被一些好逑“君子”在背后戏称为“老丈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仅同龄学生追花者成群，据说道貌俨然似周树人者，虽跟老马是同事，于小马是长辈，但心灵深处亦觉着小马十分可爱。中国人一向讲厚道愿为长者讳，笔者自然也不敢妄言。只听说老周小马一对老小来往很有点儿密切，年轻人赠书写信那一套玩艺都不陌生。按说这些事儿应该都属正常交往，可是待到小马结婚嫁人，他们的交往戛然而止，就显得有点儿不太正常了。
马二先生极爱国，抗战时滞留北平，每遇朋友弟子，第一句话总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可惜先生没有来得及等到抗战胜利，便抱憾而去了。
老四马衡是个金石学家、书法篆刻家，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他早年在南洋公学读书，曾习经史、金石诸学，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马老四是个命运的宠儿，有幸娶了宁波巨富叶家的小姐。尽管叶小姐看不起他在北大任教职，给他精神上带来些苦恼，但在物质生活上他还是安然享受了的。在北大教授群中，他显得十分阔气，平常总是西装革履，出入有小汽车（胡适买车还在他之后呢）。四先生精于金石，曾著《石鼓文为秦刻石考》，为内行称许。他不但能篆刻，也能鉴定文物，每见膺品，便不客气地说“西贝，西贝”（即假的）。这副神情常被钱玄同模仿取笑。马四先生为人一样有礼貌，亦好谈笑，与钱玄同、周作人等均友善，常聚饮。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马衡参与故宫文物点查。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任古物馆副馆长，后来又荣升为院长，直到1953年病故。
抗战期间，马四先生与故宫博物院同仁一起，为保护国宝，冒着炮火硝烟，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带着故宫文物南迁、西运，创造了万余箱文物一件未损的奇迹。
马四先生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遂使其学术水平领先于时代，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其主要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等。
老五马鉴，字季明；老七马凖，法号太玄，曾出过家。两位均在大学教过书，只是与北大无缘。老九马廉，字隅卿，著名小说学家，专门研究明清小说与戏曲。他能在鲁迅之后教授北大中国小说史，学力可见不一般。九先生好收藏小说戏曲，所得极多，因为这些小说戏曲以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把所得称为不登大雅文库。他曾得到一部20回本的《平妖传》，极珍视，于是自号平妖堂主人，又曾得《雨窗集》、《欹枕集》话本二册，为清平山堂刻本，也极喜爱，乃请沈兼士书额云“雨窗欹枕室”，友人也称之为雨窗先生。九先生用功甚勤，著作甚多，但少发表。1935年2月19日，马九先生在北大第一院上课时，突发脑溢血，伏于讲台而死。 txt小说上传分享
5。书香世家之三沈二马（4）
因马叙伦先生常被人误归入马家兄弟之列，不妨也放在此处一叙。马家兄弟是浙江鄞县人，而马叙伦是杭县人。马叙伦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讲宋明理学，也讲庄子，其实他通旧学的各个方面，讲课总是贯穿百家，兼及儒、道、释，亦精于书法。
马叙伦先生平常为人虽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