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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先生平常为人虽偏于传统一面，但一关信仰所及，做出来的事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少年时他曾师事陈介石，曾应陈之邀，任教广州两广方言学堂。当时的他年轻气盛，目空一切，竟说“广东没有一个通人”。广东籍的同事听说后，都不与他来往，甚至粤籍学生也不听他的课，他竟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只得离开。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员，还曾参加南社、编辑《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等，民国以后任过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后来，他应聘北大，讲授老庄哲学，对儒、道、释诸家兼而通之，著有《庄子义证》等。
马叙伦曾自述其信仰说：“人生坠地，即入社会，唯有两利，以了此生，至于得祸得福，各随姻缘，权在于已者，即看明环境，权量轻重，趋于合理，自然得福。若环境所迫，祸不过避，则安而受之，生死不计。”从事民主运动，马先生向来是不惜身家性命的。20岁结婚时，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新房门口，上联为“卿桴独立鼓”，下联是“我揭自由旗”，豪情壮志，放言无忌。在清末言论限制最严厉的岁月里，他也曾在西湖游艇里高唱：“一击满湖（谐“满胡”音）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任北大文科教授的马叙伦愤然道：“是不可以久居矣。”即日，他便离职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誉。20世纪40年代他为反对专制组织民主促进会而奔走呼号，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周恩来当时曾亲赴医院慰问。毛泽东对马先生的道德文章也颇为推崇，进北京后曾亲自登门拜访，新中国成立伊始即亲自指定马先生与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等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49年至1954年，马叙伦先后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长，他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1953年元旦宴会上，马先生曾与毛泽东主席比肩而坐，上下台阶均由毛泽东亲自搀扶。
为了表达对爱国民主人士的敬仰和纪念，中国邮电部于1994年2月25日发行了一套爱国民主人士纪念邮票，其中就有纪念马叙伦的一枚。
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文人学者常与美食佳肴结缘。苏东坡、李渔、袁牧、曹雪芹等大名家，便同时也是美食家。在旧北京餐馆食谱中有三种以当时名人命名的肴馔：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其中的“马先生汤”即为马叙伦先生所创制。当时北平中山公园辟有茶座，乃社会名流品茗雅谈之处。马先生也常光顾其中的川黔餐馆长美轩。长美轩中菜烧得好，唯独汤不甚佳。马先生遂将自己所创“三白汤”的制作方法告诉厨师。三白，即白菜、笋和豆腐，因三物皆白，故名。该汤原料虽简单平常，做法却十分复杂，不但主料要选最好的，还要配以雪里蕻等20余种作料。马先生在《石屋余渖》中说：“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蕻为要品……”长美轩仿制后命名为“马先生汤”。此汤推上餐桌后，品尝者无不啧啧称赞，后来便成为长美轩的一大特色。
6。“卯字号”的“3只兔子”（1）
说北大名人，就不能不提“卯字号”。所谓“卯字号”，有广义与狭义两说。广义说的是房子，即马神庙四公主府北大老宅西围墙边的一溜平房，当时称为卯字号（这里原来有许多平房，按子、丑、寅、卯排下来的），五四前后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人一间。蔡元培掌校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文科聘请了许多新旧名人任文科教授，卯字号也就成了群贤聚集的场所，留下许多脍灸人口的名人逸事。狭义的“卯字号”与属相有关。当时北大文科教员中有两位是光绪己卯年（1879年）出生，有三位是光绪辛卯年（1891年）出生。卯，在十二生肖中属兔，于是己卯年出生的人又被称为“老兔子”，如文科学长陈独秀和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便是，辛卯年出生的则是“小兔子”，即胡适、刘半农及刘文典。“两位老兔子和三位小兔子”的故事是卯字号名人故事中最精彩的了。另外还有老兔、中兔、小兔一说。老兔，即生于光绪丁卯年（1867年）的蔡元培；中兔，即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年）的朱希祖；小兔，即生于光绪辛卯年（1891年）的胡适。他们各相差12岁，又都是北大大名人。胡适曾不无自豪地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卯字号”，土话就应该叫“兔子窝”，一群“兔子”蹦蹦跳跳，搅得北大天翻地覆。“卯字号的名人”，在旧派嘴里是贬抑，在青年口中，则透露出喜欢和敬佩。
“卯字号”里发生的故事，不是一本书能讲完的，这里我们只能取其一二，并且“老兔子”陈独秀和“小兔子”胡适、刘半农前文已有所见，此处也不再多说。
先说说另一只“老兔子”朱希祖。朱希祖，字逖先，浙江省海盐人，世居海盐富亭乡长木桥，清道光年间状元朱昌颐的族孙。他是章太炎同门中的“大拇哥”。章太炎是祖师爷式的人物，其门下有“十大弟子”，1936年太炎辞世时，“十大弟子”联名上书请求政府给予国葬待遇，领衔的正是朱希祖，其他如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霍等，都可谓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的大牌明星。在群星簇拥中，章太炎视朱希祖为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曾依照太平天国封“五王”的旧例，称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五王”在他们各自所从事的领域中，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章太炎对朱希祖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此话看似轻淡，却是许多学者苦苦奋斗一辈子也得不到的荣誉。朱希祖1944年7月去世时，中央图书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戴季陶主祭，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还特意发布一道《国民政府褒扬朱逖先先生令》。各界名流赠送挽联300余副，民国元老于右任所作挽联说：“稽古证今，东汉儒林兼许郑；传薪革命，西王封号比汪吴。”下联指的就是章太炎封王一事，而上联则把他比作《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和遍注群经的郑玄，也是推崇之至的意思。
作为“文学研究会”12位发起人之一，朱希祖的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度很有影响力。朱希祖在民国初年进北大，是各“兔子”中在北大资格最老的。他担任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一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历史系的系主任。 。。
6。“卯字号”的“3只兔子”（2）
朱希祖曾作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书囚”的个人藏书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他从早年留学日本时受章太炎影响开始收集晚明史籍，一直到死前还在筹划建立“郦亭图书馆”，一生嗜书，酷爱藏书。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钞，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方言，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因如此“吾要”，至1937年，朱希祖的个人藏书已达到惊人的25万余册，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了，其中抄本、稿本和古本方志、笔记、杂著等珍本、善本多达700余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经常到朱家来看藏书，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一片叫好声。作者在序言中特别向朱希祖“献媚儿眼”，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但胡适的单相思朱希祖却并不领情，朱毫不客气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到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
在“书囚”、“吾要”之外，朱希祖还有其他一些绰号。北京大学的日刊一度曾将他的姓名误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时期友人叫他“米遇光”。但其流传最广的绰号是“朱胡子”，因为他留有一副美髯。北大同仁及旧时同学普遍称他为“而翁”，其实就是朱胡子的雅化和文译。“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朋友当面不好叫他朱胡子，但叫“而翁”则无妨，这也是文言的好处了。这只“老兔子”在北大任职时间很长，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离开，离开之后，据说胡子也就剃掉了。
第三只“小兔子”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出生于1889年12月。他少年时在教会学校安徽公学读书，很早就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加入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同盟会，1909年赴日进早稻田大学留学，曾师事章太炎、刘师培。1911年，国内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海外革命志士纷纷回国参加反清斗争。次年，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政府宣告成立。这时刘文典也满怀革命激情地回到上海，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以“天明”的笔名鼓吹民主，辛亥革命后又追随孙中山从事反袁活动。1913年3月“宋案”发生，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宋教仁等，当时刘文典在场，也同时中弹，手臂受伤。第二次革命失败，他再次东渡日本，任职于孙中山秘书处，并参加了孙在日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的革命活动。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愤怒的讨伐声中垮台，刘文典也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祖国。1917年他被陈独秀请到北大，从此脱离革命事业，走上了一条为学术而奋斗的道路。
刘文典一生狂放，无所畏惧，但对另一“小兔子”胡适却十分佩服，以挚友待之，以师长视之。1921年11月，北大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胡适拟了一个计划，想要把有价值的古籍整理出来，使每一种书成为可读的单行本。其中刘文典负责整理两部书：一部是《诸子文粹》，另一部是《论衡》。《国学季刊》成立编委会，胡请刘文典担任该刊的编辑。后来事实证明，刘没有辜负胡之厚望。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奋斗，刘文典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他先用心把书的全文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收集资料，博采众家所长，再加入自己的研究心得，废寝忘食地进行校注，半夜躺在床上，若想起一条材料或是一个问题，便马上起来把它记下来，这样日以继夜地辛劳，最后终于成功，按计划完成了这部巨著的校注工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卯字号”的“3只兔子”（3）
此书付印前，刘文典曾写了一封信，请胡适为他作一篇序，并向胡适提出具体要求，要求他用文言文来写，而不要用白话文。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决不用古文来写作的，这时刘文典却明知故犯，要他用古文来为他作序，这不是在给他出难题吗？
胡适接到刘文典来信时正在病假之中，为了不耽误友人出书，很快破例为刘写了一篇文言文的序。但他仍在文章中使用标点符号，而且还分了段落，这样胡适既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同时也为刘文典而做了一些迁就。因此，他的序言与刘文典的自序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趣的是，胡适的序文公诸于世后，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人们都说胡适主张复古了。
胡适对刘文典关怀备至，在平时交往中常向他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经验，这是情理中的事。当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也是有的。有一次，就在刘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后，刘向胡说，他还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是不肯拿出来的。胡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可能在言行上有所流露，而又被一些好事者以讹传讹地传到了刘的耳里，于是引起了一场误会。刘对此甚感不安，因而写一封信向胡适解释，“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深受你的益处，近来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又说：“你的性情素来是不存芥蒂的，都总可以原谅的罢？弟本想到你家里当面说开，又恐怕你或者不见我，所以才写这封信。你如果认为是不成东西，那就无法了。如果可以释然，务乞复弟一信，免得弟心里十分的难受啊。”胡适收到刘的来信，看过以后也感到不安，当即委托夫人江冬秀去看刘文典夫妇，当面向他们解释信中所谈之事全无根据。不料，江冬秀此行未遇而归。后来胡适特意写了一封信向刘作了解释。胡适说：“你说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我确实有点怪你，但从来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过你，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持，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从这封信里，可看出胡刘之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筑在为发展我国学术事业的基础上的，具体说来就是在“整理国故”的这面旗帜下共同奋斗。
1926年7月胡适因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而离开北京，次年5月返国回到上海，受聘为中国公学校长；而刘文典在胡适出国以后不久也离开北京，1927年9月应邀到安徽去筹建安徽大学。这期间，他也常写信到上海向胡适请教办学经验，并要胡介绍一些学者到安大任教。他在一封信里说：“我很想你能给我一些方略。你的意见，我一定照办，能介绍几位学者来更好”，又说：“你素来反对选体文，独独不反对我的古文，这一点已经很令我高兴了。”从这封信中，可看出他们虽已不在一个学校，但音讯频传，友谊仍十分亲密。 。。
6。“卯字号”的“3只兔子”（4）
1927年11月下旬，安徽省城安庆闹学潮。那时蒋介石正在安庆“视察”，并于29日下午召见刘文典，斥其办学管教不严，声称学生捣乱，非严办不可，即令刘文典交出学校内共产党员名单。刘回答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理由，拒绝惩办学生。蒋十分恼火，骂道：“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个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竟也毫不相让地回敬说：“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你讲我是学阀，我就说你是新军阀。”刘如此顶撞，蒋岂能容忍，当即赏他两个耳光，命卫士将刘送交公安局收押，还威胁说要枪毙他。这件事当时在教育界引起巨大震动。后经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及：“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胡适在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