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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元培的大学之“学”（2）
从沟通各科的目的出发，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科别，改门为系。全校当时共设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哲学、中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史学、经济、法律等14个系。学长制同时废除，改设系主任。这样，原属文、理、法三科的各学系分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院。第一院在沙滩汉花园，第二院在马神庙公主府，第三院在北河沿。第一、第二、第三院只是各学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已不是一级机构。
蔡元培在北大进行学制方面的第三个重大改革是改年级制为选科制。
改制之前，北大实行的是日本的年级制，一学年要学习若干课程，都是必修课。这种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几门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而且年级制太束缚学生的思想，不能让学生发展个性、自由地钻研其心向之学科，不符合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早在1917年10月，蔡元培在教育部召集的在京各高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废除年级制，采取选科制议案，并决定由北大试行。1919年暑假后，随着文理科教务处的设立、废门改系，文理科各系陆续地改年级制为选科制。
选科制仿美国办法，大学生在必修一定数量的课程之外，同时可以自由选修一定数量的其他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是本系开设的，也可以是其他相关系开设的。北大的选科制是和实施单位制（即后来的学分制）相联系的。当时北大本科生必须修完80个单位方可毕业（按每周1学时，学完一年的课程即为1个单位）。80个单位中，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预科学生必须修满40个单位，其中四分之三为必修课，四分之一为选修课。各系选科由教授会决定，学生选课必须经过教员审定。
自从北大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开了选科制的先河之后，各大学纷纷效仿。选科制的实行，被公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直至今天仍为我国大学的一项基本制度。
蔡元培鼓励师生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改变学生“奔竞及游荡的旧习”，但又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坏传统。他认为“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为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大学组织了各种学术和社会团体。1918年到1919年间，比较重要的学会和社团就有国文学会、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体育会、静坐会等。其中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是由蔡校长亲自发起的，其他各会也多是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得以建立起来的。这些社团，有的是为了砥砺德行、提高修养，有的是从事学术研究，有的是把学生引向正当的娱乐。各种社团活动改变了北大从前沉闷和颓废的空气，学术讨论和思想争辩蔚然成风，全校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杨晦教授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地说：“当时校内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是很活跃的，特别是到了1918年、1919年，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辩难。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学术思想斗争跟社会活动同时在北大活跃。”这么多的社团和活动，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许多社团及其刊物对当时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
7。从旁听开始的开放女禁
蔡元培提倡大学应研究高深学术，但他并没有想把北大变成“阳春白雪”或“高处不胜寒”的地方，恰恰相反，在他掌校期间，北大的校门不仅没有向知识相对低陋浅薄的社会关闭，反而敞开大门，让北大的知识新风吹向社会。
首先是开放女禁。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了我国高等教育中男女同校的先河。蔡元培毕生提倡男女平等，主张教育普及与男女平等联系，强调“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所以民国初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开始在全国推行小学男女同校，1917年创办北京孔德学校时也是男女兼收。但在当时全国来说，封建礼教在教育界影响还很深，高小以上学校男女分校，全国为女子开办的高等学校极少，只有教会办的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扬州华南女子大学。第一所国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学校直到1919年4月才正式成立。当时男校女校之间门禁森严，男女正常交往极其困难。据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五四前夕，为了串连女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去女子高等师范，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两个女同学代表接待我们，还有一个女学监。我们坐在这一头，女同学坐在那一头，中间坐着女学监。房间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
1919年初，蔡元培在多次讲演中批评了当时高等教育的弊端，呼吁破除教育中的男女界限，给女子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蔡元培的讲演，得到许多青年的拥护。1919年5月19日，甘肃一女学生邓春兰写信给蔡元培，要求允许进北大读书。她在信中说：“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即3月15日在北京青年会作的《贫民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演说），仍主张男女平等。然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生女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她表示如果蔡元培允许，她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但由于蔡元培这时正因五四运动出京，因而没有看到此信。同年6月，邓春兰又在京沪各报撰文并登出给蔡元培此信，征求同志，呼吁大学开放女禁。五四运动后，女子解放的问题突出起来，《少年中国》在1919年8月妇女问题专号转载了邓春兰的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教育界也有强烈反响。但各大学都不敢率先向教育部提议开放女禁的事，因为这一提议必通不过。社会和舆论都在期盼着老大哥北京大学如何表态。
1920年1月1日上海《中华新报》新年号上登出了蔡元培与该报记者就开放大学女禁问题的谈话，公开表示了北大和蔡元培的立场。他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生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招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蔡元培明白表示了北大可以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他利用教育部学制并没有专收男生这一条，巧妙地绕过了向教育部提议必遭拒绝的障碍，造成既成事实，迫使顽固当局不得不承认男女同校的革新事实。1920年2月，北大学生王昆仑向蔡元培要求允许她的姐姐、北京女子师范江苏籍学生王兰入北大读书。据王昆仑回忆：“那时，姐姐正因病失学在家，她很想进北大求学。我就去问蔡校长。蔡校长问我：‘她敢来吗？’我说：‘她敢。’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蔡元培欣然应允她入北大旁听。两天后，王兰便到校听讲，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随后又有奚浈、查晓园报名入校旁听。1920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9号）以“女子就学的先声”为题，报道了招收女生的消息，“男女共学已为国内学者多数的主张，本校即先行开放，以为各校倡。但因未得教育部许可，暂不招正科生，只设女生旁听席，即有王兰、奚浈、查晓园三位女士入本校旁听。现在还有许多来报名的，闻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云。”
之后，援例请求放学旁听的“日必数起”，到3月北大先后招了9名女生：王兰、邓春兰、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壁入哲学系一年级旁听；程勤若入国文系一年级旁听；奚浈、查晓园入英文系一年级旁听，成为我国国立大学最早一批实现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28岁。1920年秋季起，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录取39名本科生。
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最早实现男女同校，是我国大学教育史上的创举。在北大影响下，全国各公立、私立学校纷纷效仿，形成潮流。男女同校在当时虽为潮流，但实行起来阻碍仍是很大的，有人统计，到1923年，北大学生总数已达2246人，而其中女生仅11人。全国这一年有女生的专科学校也仅占全国专科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愈是如此，愈可看出蔡元培在北大首倡男女同校的意义重大。日本高等教育比中国发达，但此时仍没有实行男女同校，后来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绍蔡元培首倡男女同校之事时，这位女教育家感动地流着眼泪说：“日本没有贤明的人作同样的提倡，使我伤心。”
8。人人可以自由听讲（1）
蔡元培不仅主张女子入学，而且主张“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把北大向平民开放。他反对像魏晋时代一样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主张人人都可以进大学。为此，他对北大旧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不看出身、不看资格，而是以考生的学业成绩优劣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使那些家庭贫寒而学业优秀的青年也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改变了旧北大学生多纨绔子弟、习气不正的局面。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杨晦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由于蔡先生坚持平民教育、择优录取的原则，才使许多有志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学。
为使更多人能接受教育，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除招收正式学生外，还可以招取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旁听生、选科生中优秀者还可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那时曾把这种做法称为“人人可以自由听讲”。这样就吸引了京津以至远近其他各省的许多有志青年辐辏云集北大。他们环绕在汉花园、北河沿一带居住，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进行学习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大量的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专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溜进来的旁听生一样不被歧视，一样可以昂首阔步走进校园，一样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讲堂上。教室里位置坐满了，他们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门口，照样饶有兴趣地听讲。那时许多课没有教科书，只印讲义，这些讲义或放在图书馆，或放在教室门口，他们同样可以自由取用。旁听生中后来出了不少的革命家和著名学者，如柔石、胡也频、李伟森以及曹靖华等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曹靖华后来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他执掌北大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了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当时任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后来也清楚记得哲学系当时自由听课的情景：“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常常临时不合用，因为实际听讲的人往往比注册人数多出一倍。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90多人，平时听讲的多在200余人。胡适讲课，自由听讲的人更多，就不必说了。
蔡先生提倡平民教育，并且不论年龄大小，不分青年老年。很多中壮年人士常去北大听课，也是北大一奇。据梁漱溟回忆，他就知道广东伍庸伯（观淇）、苏北江问渔（恒源）两位当时皆年近四十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恒源当时还是农商部主事，一面任职，一面听课，最后还拿到了正式毕业的资格。更甚者湖北老革命家张难先先生年近五十，当时也去北大听过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8。人人可以自由听讲（2）
蔡元培不仅向社会敞开北大校门，他还主动关注未受过教育的人，使平民百姓甚至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劳动者也能享受大学教育，为此他还促成创办了北大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
当时北大第一宿舍丙字号有一个叫何以庄的青年工友，勤于职守，业余好学，所作文章文理通达，只因家境贫寒无力上学。1918年1月，部分了解情况的学生联名向蔡元培写信反映何以庄好学的情况，并附去何的三篇习作，建议蔡元培量才拔用。蔡元培很重视学生的建议，当即给同学回信说：“推何以庄既文理清通，不可没其所长，已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酌增月给，借以励其好学之诚，而欢成诸君之美意。且本校对于校役，本有开设夜班之计画。他日刻期开课，尚须请诸君及其他寄宿舍诸君分门教授，必为诸君所赞成。因何以庄事而及之，并以闻。”
之后，蔡元培亲自筹划校役夜班，从当年3月18日起，连续6天在北大日刊上登出《校长告白》，函告全体同学，招聘教员，希望同学各以所长，分任教科。3月27日，蔡元培又亲自主持召开夜班教员会，议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