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蔡元培亲自筹划校役夜班，从当年3月18日起，连续6天在北大日刊上登出《校长告白》，函告全体同学，招聘教员，希望同学各以所长，分任教科。3月27日，蔡元培又亲自主持召开夜班教员会，议决在景山东街和北河沿两处校舍各设夜班教务处一所，凡本校校役一律入班学习，组成了夜班各门教授会。4月14日，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班。全校工友230多人均身着长衣，胸佩花朵，齐集北大文科第一教室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并发表演说。校役夜班开设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4门必修课，并开英、德、法和世界语作为选修课。教员全部由学生义务担任。康白情、罗家伦还分别担任过国文和理科教授会主任。许多同学热心这项工作，并发动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
1920年，在蔡元培的积极赞助下，北大学生会教育股创办了平民夜校，实行男女分校，招收沙滩附近的平民子弟入学。1月18日，平民夜校正式开学，共招收了350个学生。其中男生240人，女生110人；年龄最大的38岁，最小的6岁。在法科礼堂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发表了演讲。蔡元培热情洋溢地说：“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唯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匾，仿佛一块虎头牌一样，人家见着了的都以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擅入，把它看作全国高等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匾已经取去了”，“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20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见1920年1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
蔡元培平民教育的主张和实践，不仅仅出于满足个人理想的目的，更具有改革北大风气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在当时，“就在这有意的改造环境之下，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使得教职员、学生、校工们无形中趋于亲密团结。”蔡元培本人也因此获得师生和全校工友的衷心爱戴。1921年1月，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病逝，当时蔡元培正在法国考察教育，国内同仁代为举行追悼会。北大全体工友送去一幅挽联，挽词为：“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文字质朴，情真意切。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国内大学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围墙似乎也越来越高，蔡元培平民教育的思想，离我们也越来越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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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危受命、令北大“起死回生”（1）
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先生挺立风口浪尖，纵横搏击，力挽狂澜，后因军阀势力排挤和患病不能及时返校，便公开发电，请蒋梦麟代行校长职务，“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与蒋教授接洽办理。”蒋氏何许人，何以备受蔡长者如此信赖托以校务重任？
蒋梦麟原名蒋梦熊，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出生于浙江余姚，6岁入塾，曾就学于绍郡中西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等，17岁中秀才，后转入南洋公学。他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农学院，因鉴于国人素质低下，人才贫乏，故而萌生“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养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如何作育人才”的想法。1912年他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便转入以教育学著称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分别师从杜威和孟禄研究教育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他以《中国教育原则的研究》为题的毕业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回国，应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并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1918年蒋梦麟创办《新教育》月刊。再后来，从他接受蔡元培之托进入北大之后，他在该校工作了20余年，其中有17年主持校政，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对北大的影响仅次于蔡元培的一位。
蒋梦麟能当上北大校长并在位如此之久，并非事出偶然，这与他的经历和思想能够适应五四以来北大的传统有很大关系。
1919年初，江苏教育会、北大、南京高师、暨南学校及中华职教社联合组建“新教育共进社”，以《新教育》月刊为机关报，蒋梦麟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思潮和教育思想，也阐明了他对中国教育的主张。他提出教育要养成健全个性和人格的个人，反对读书做官；教育的出产品应该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1）活泼的个人——体力、脑力、感官、感情得到健全发展的人；（2）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自主、自治，能改良社会、求社会进化的一份子（而不是主人）；（3）能生产的个人——知道劳工神圣、学会科学技能、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劳工”。为此，他建议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进化，推行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能力和效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倡导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推广童子军教育以养成自动自助的能力。在学校教育上必须采取措施、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注意美感教育及体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之精神，为服务国家及社会之基础。他主张取中国文化精华，同时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他认为不讲学术，便没有大教育家出现，无大教育家，便不能解决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因此他还得出了教育必须以高等学术为基础的结论。
蒋梦麟的教育主张，在当时是超前的，也正与蔡元培不谋而合。1919年9月蔡元培进行校政调整，蒋梦麟被聘为北大教育学教授兼总务处总务长，成为蔡的得力助手，出谋划策颇多。1920年10月，蔡元培赴欧美考察，再次委托蒋梦麟代理校务。1923年1月，罗文干“金佛郎案”发，蔡元培又一次愤而辞职出走，还是蒋梦麟代理校长。1925年4月26日，《京报》主笔邵飘萍被杀，蒋梦麟得知自己被列入黑名单，被迫躲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一住半年，此后转往上海和杭州。他于1927年4月出任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校长，主持浙江大学区教育行政工作；1928年10月继蔡元培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不久，大学院改教育部，任第一任部长。1930年11月，蒋梦麟因“关于教育方针的问题与政界元老意见不一致”，被迫辞职，年底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1。临危受命、令北大“起死回生”（2）
蒋梦麟任北大校长后，针对北大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因战乱和军阀摧残而规章尽废、图书散失、学术团体荡然无存、教学科研质量下降等混乱状态，积极采取措施，对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制度进行了恢复和改革，很快使北大又重新走上正轨，恢复了生机。
1931年春，蒋梦麟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个方针，1932年6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学校施行学院制，改文、理、法三科为文、理、法三学院，各学院设院长一人，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商承校长处理院务；各系设主任，由院长商请校长就本系教授中聘任；各系设教授、副教授若干人，必要时得聘讲师，由各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改教务处为课业处，改总务处为秘书处，仍设考试、图书、仪器、财务、出版、学生事业等委员会。学校设校务会议取代评议会，但其组成和职权均与评议会基本相同，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另外原有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仍保留，职权基本不变。这样一套行政方案，强调学校事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如原属各院的教务杂事，现统归秘书处和课业处负责，就很轻易地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行政冗务、不能专心治学的弊端。
为使北大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蒋梦麟还扎实地为北大做了几件大事。
一是延揽新人，充实师资。蒋梦麟掌校后，很注意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他对胡适等人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他不仅礼请许多原来在北大任过教的教师回校任教，而且放手聘任一些新毕业的欧美留学生，从而为北大及时补充了新鲜血液，使之保持青春活力。
为保证教授专心教学，1931年，北大实行了教授专任制度，规定聘请教授以专任为原则。在他校兼课者，则薪金较专任者少；在他校兼课较多者，则改为讲师；并提高专任教授的待遇。同时北大改变过去教授第二年续聘后即无任期限制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在聘约期内不得中途而去；又规定教授每周授课为12学时，这就改变了20年代后期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多在校外兼课不能专心于本校工作的状况。当时，北大有的教授走穴到外校兼课每周多达40学时以上，因无法同时兼顾，不得不用轮流在各校请假的办法来应付。有的一人担任几个学校系主任，请假缺课是常事。
二是重点建设和充实理学院。蒋梦麟认为“20世纪为科学的时代”，所以“20世纪的教育就是科学的教育”。他曾指出北大教育最大的弱点在理学院（当时许多人对此执不同看法），并预言中国10年或15年后，必有一场科学大运动发生，将来必有科学大兴的一日。因此，执掌北大之后，他就对理科的教师队伍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整顿，重新聘请全部教授。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来到北大任教，如刘树杞（皮革专家）、李四光（地质力学专家）、饶毓泰（光学专家）、张景钺（植物学专家）、孙云铸（古生物学专家）、曾昭抡（有机化学专家）、江泽涵（拓朴学专家）等，他们都堪称当时国内第一流的科学家。接着他又想方设法扩充仪器设备。他通过多方活动，争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合作，1931年至1935年之间，该会每年向北大提供20万元法币基金，加上本校每年自筹20万元，都用来添置仪器设备。经过几年努力，地质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心理系都建成了和一所现代化大学相匹配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
北大地质系一向人才济济，蒋梦麟时代的实验设备更是全国一流，设置了矿物学实验室、古生物学实验室、矿物岩石光学实验室、岩石分析室、选矿实习室等，并修建了地质学馆，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
物理系原来仅有一间实验室兼仪器室，设备差，精确实验无法进行，数据只得抄书本。经过几年努力，北大物理系成为国内同类专业中设备较齐全的一个系，有普通和专门物理实验室5所，光学实验室3所，电振动、应用电学和放射物X光线实验室各一所，以及研究室、机器房和物理特备教室等。生物系的动植物标本室亦是国内一流的。
三是完善教学科研制度。1932年12月，北大公布《国立大学学则》，规定本科各系修业年限为4年，每学年至少上课28星期以上，取消1919年以来实行的课程单位制，实行学分制，每个学生至少要修满132学分方可毕业。各系的必修和选修课都有一定比例，所有一年级新生入学后必先修共同科目，同时选修将要转入系科的有关课程，经一年学习，然后才正式成为有关学系的学生。学校还提出本校学生必须人人掌握一种外国文字，能看、能写、能说，凡入国文系者必须外文成绩好。入外国文学系者，必须国文有根底。学则还规定了学生成绩计算办法，学生缺课、补考、留级、退学的管理办法。
1932年研究院正式成立，蒋梦麟兼院长，分三部，原研究所国学门改为文史部，增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部。10月，研究院第一次录取新生25名（文史12名、自然科学3名、社会科学10名）。1934年6月，北大修改研究院规程，将三部又改为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这时研究院开始走上正规化，有入学考试、论文答辨、学位授予等。
总之，在蒋梦麟掌校时期，北大从军阀蹂躏的混乱中恢复过来，教学和科研都走上了正常轨道，并在许多方面比20年代有所发展。正如胡适所说：他（指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这个时期，北大的学风和精神继续得到积淀和发扬，沙滩、马神庙、北河沿一带，仍然是全国学子心中向往的地方。
2。校长冏事：跑大街，讨经费
历史的车轮轰轰隆隆地碾进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如鲁迅诗中所言，那是一段“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岁月。有枪便是草头王，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到处只闻啼饥号寒，触目可见饿殍遍野。政权走马灯似地更迭，人们的基本生活尚且得不到保障，更遑论拿巨额经费去办教育！刚刚从初生的阵疼中成长起来还显得有些孱弱的北京大学又几度面临解体停办之虞。但毕竟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洗礼，北大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生命力也更加顽强。再加上有蒋梦麟这样一个掌舵人，它不但在痛苦的挣扎中挺了过来，而且还更进一步发展壮大。
蒋梦麟无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代理北大校长，当北大总务长，还是30年代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其实都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20年代北大在北洋政府腐败的政治漩涡中挣扎，学潮、欠薪、政府对教育的干涉等，都要北大校长出头去应对协调，多数情况下，矛盾双方形似冰炭，斗争尖锐激烈，不可调和，真搞得人唇枯舌焦、头秃额烂。30年代初期的北大，更是经过张作霖奉系军阀和初期南京政府反复折腾过的烂摊子，蒋梦麟临乱受命，勉力恢复，实在是功不可没。
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一面忙于军阀混战，另一方面对五四时期大出风头的高等学校变换着法子折磨，其中最常见的是欠薪。我把你饿得饥肠辘辘，衣带渐宽，枯瘦如柴，看你还有没有闲工夫动不动就到政府门前请愿到大街上游行。在这种情况下，北大的“大管家”蒋梦麟之狼狈可想而知。
1920年9月，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全体大会上说：“本校最困难之问题，为校款不能按期领到。因经费不按时来，实行预算甚为困难。移甲补乙，移乙补丙……去年有一个建筑公司，我们欠他一笔巨款，屡次向我们来讨，我们因为没钱，只好搪塞过去。将到中秋节的时候，他们到我的家里来讨，每天来一次。到了中秋节，我就逃到西山去，不敢见他们。”
1922年12月17日，本是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日，北大学生干事筹备大庆，蒋梦麟因北大校方囊中羞涩，不得不写信给学生泼冷水：“政府视教育如无物，经费积欠已九阅月余，学校势将破产。机关之日常生活，尚虞不给；教职员勉力维持，已久苦枵腹；庆祝事项，在在需款，将从何出？”
他在信中又说：“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近年经费困难，不特曩所拟议，如图书馆、大会堂等大建设，不能实现；即添购图书、仪器等一切关于同学修学方面之设备，均无从发展。故今年之大庆